知青中有个别所谓成功人士是很冷酷的，多年前我参加过一个座谈会，有成功人士说，文革之后大家都有机会啊，恢复高考后每个人都有机会考啊，言外之意是说，你没考上落到这般田地是你活该，怨不得天也尤不得人。我不这么看，自五六十年代开始在学校推行阶级路线以来，许多优秀青年就被剥夺了深造机会，从初中到高中，或者从高中到大学，他都没有机会，这不是他水平低下的结果，这是由他的血统决定的。你可以在完全回避这个话题的基础上侈谈文革以后知青群体的分化，但我觉得不够客观。文革以后，知青中改观比较大的，官二代就不用说了，改革开放的所有好处基本都占全了。再有一部分就是像我们这种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知青，文革中经历的坎坷比较多，毕竟家中的文化传承比较厚重，最终通过学习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同时也提醒我们，在任何情况下，不管多困难，都要重视文化的学习。我现在除了在社科院工作，还在外地一所大学兼带博士生。学校里的许多学生来自农村，没有任何家庭背景，走到这个程度已相当不容易，但他们的就业难度远比城市的同龄人大，更不要说那些官二代、富二代了。所以我总是向学生强调，外部世界的不公正不是你个人能改变的。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尽自己的一切努力去学习，或可博得改变命运的机会。
“文革”中的知青扮过为虎作伥的角色
邵思思：您说，上山下乡运动，不仅改变了一代青年的人生道路，牵动了亿万城镇居民的切身利益，还使为数众多的农民不同程度受到它的影响。对知识青年的影响我们比较容易理解，但“对众多农民的影响”可能就不那么容易理解了，请问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那些方面？
刘小萌：七十年代，中国当时的城市人口有1亿多，其他都是农村人口，当时的城镇化程度远远落后于现在，农民至少有6、7亿，知青群体总共是1700万。也就是说，除了西藏、青海这些地方，从边疆到内地，只要是有公社有大队的地方，基本都有知青。差异无非是有多少而已。所以上山下乡运动离不开农村，离不开农民。
毛泽东在1968年号召知青上山下乡时，他给农民戴了一顶高帽子，让城市的学生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换句话说，这帮整天头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农摇身一变成了教师了，而且不是一般的教师，是城市学生的教师。这高帽子够大，但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去农村，像我去内蒙牧区放羊，牧民对我们很好，他们非常朴实，我不仅在内蒙牧区呆过，在河北农村也种过地，说农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一点不为过，他们平日与我们朝夕相处，确实给了我们许多实际生活中教育。当然，这些教育与官方所希望的完全不是一码事。至于说知青到农村去，确实也给农村、给农民带来了多重影响。
不妨将这些影响归结为两条：一条是消极的影响，一条是积极的影响。先谈消极的影响，最消极的影响，就是知青下乡后，成为一支把文革极左货色在农村中加以推广的生力军。因为农村是一个传统社会，是讲究人情的，奉行“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的处世哲学，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想挑起阶级斗争，鼓动乡亲们撕破脸皮，你斗我、我斗你是有一定难度的。农村不仅是一个人情社会，还是血缘纽带盘根错节的社会，血缘色彩浓厚的地方，七大姑八大姨，论尊长论亲疏，所以即便当政者划定了阶级成分，大力提倡阶级斗争，但是在农村中还是会遇到阻力。可是知青不一样，尤其是其中的“老三届”，都是红旗下成长的一代，受到 的政治熏陶最深，洗脑最成功，加之文革初红卫兵运动的洗礼，极左思想已渗透到他们的骨髓，用一句形象的话作比，这拨人都是喝狼血长大的，包括我，都是喝狼血长大的，骨子里都有那种热衷造反、斗争的基因。说的更直白一点，这拨人当年也就15、16，大的不过20岁出头，都是光棍一条，无牵无挂，无所顾忌，充满激情，狂躁盲动，加上人生阅历的不足，所以许多知青下到农村后就充当了推行极左路线的工具。比如说，一个叫金训华的知青典型，下乡前是上海中学红卫兵的头头，当年他领了一帮人去黑龙江农村插队，到农村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积极开展阶级斗争，他贴出的大字报称，这儿的农村死气沉沉，没有阶级斗争，好坏人不分，所以大搞阶级斗争。知青在农村大搞阶级斗争，把农民分成三六九等，斗争一批，利用一批，发动一批，这种现象并不是个别的，势必伤害一部分无辜的农民。热衷于阶级斗争当然不是一个金训华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村子或一个知青群体的问题。包括我在内，我们这些知青，在农村都曾或多或少地参加过这类活动。我们北京知青到牧区后，就卷入了“挖肃”运动，整过一些牧民，说他们要叛国，大队组织的斗争会我也参加过，后来把一些无辜牧民作为坏人集中起来监督劳动，让知青看着他们，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所以反省起来，我也有过为虎作伥的经历。许多知青在农村都有类似经历。所以当你谈到你的苦难时，别忘了在某个场合或某个时段你也曾为虎作伥过，你也或多或少伤害过别人。这不是知青中的个别现象，而是群体现象，而这个群体现象的形成与当年的政治教育、近乎胎教的说教，尤其阶级斗争理论这种狼血对我们的灌输是分不开的。所以我要首先指出知青给农村带来的消极变化，这也是现在某些人有意无意回避的话题。
当然，消极的影响还有，比如说，在极左思想指导下，不顾农村的实际情况盲目建设，给自然生态带来长久的消极影响。内蒙古牧区的自然环境本来不适合农业生产，但我们知青到牧区后就积极响应领导人“牧区也要学大寨”的号召，学大寨嘛，就是把大片草场改造成农田，然后种粮食啊，修水库啊，包括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在沿边地区搞大规模的农业建设，结果造成大片草场的沙化。诸如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毁林种胶，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三江地区开展土地开发，使许多“湿地”毁于一旦。这种对自然环境的大规模毁坏，不是知青所能左右的。可是作为知青上山下乡的一个副产品，其消极影响毕竟不能回避。
再有一个消极影响，就是对农民利益直接构成伤害。知青到农村是去干嘛去了，他是为了生存去了，为生存就得挣工分。工分从哪儿来？从谁那儿分？说得形象点，就是从农民的碗里分一杯羹。各地农村的经济状况千差万别，我在牧区，相比其他农业地区，还是非常富裕的。我们当时一天的工分是3块多，那时的3块可比现在的100块值钱。我在牧区插队，从来没有为钱发愁过。我们放着生产队的羊，杀一只大羊，队里也就扣我们3、4块钱，可是我把羊皮卖到公社供销社是4块钱，相当于肉白吃，卖羊皮的钱还可以买月饼。当然像我们这种经济条件的地方，在全国堪称凤毛麟角。后来我转回河北保定完县老家插队，当地一天的工分才1毛4分钱，我劳作一年，起早贪黑，年终结算还不到20块钱。那已经很贫困了。可是与其他农村知青的状态比，情况还算比较好的，大概属中等水平。像在陕北、山西插队的北京知青，有的一天工分才3、4分，即使连轴转，却连自己的口粮都挣不出来。知青经常抱怨自己的收入太低，可是你别忘了，你的收入是从农民碗里分出来的。换句话说，一个玉米面饼子原先是农民自己吃，现在起码有三分之一给了知青。这能不影响农民收入吗？能不损害他们的切身利益吗？
到文革后期，这个矛盾不仅没有缓和反而更加严重。文革初期老三届下乡都是分配到边疆去，当时的口号是“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要去”。可是在实施过程中却发生种种问题，如经济问题、管理问题、受迫害问题、患病问题等等，家长有意见，知青有意见，结果闹得满城风雨，对当局产生很大的压力。所以到了1973年，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就调整知青安置政策，把原来的边疆安置改为就近安置。所以后来的那些知青，我们叫作小知青的，就不把他们弄到边疆去了，改在城市郊区插队。这个好处是什么呢，知青离家近，便于照顾。郊区农村原比边疆经济发达，生活比较富裕，交通条件、文化环境相对较好。但是这一政策调整又带来一个新问题，就是城市郊区普遍存在农田较少与人口较多现象。本来就“狼多肉少”了，又去一大帮知青，农民本来没有补充劳动力的需求，官方却通过行政手段将知青强行安置在当地。实际就是变相减少农民收入，且增加他们的负担。虽然知青到农村去国家按人头拨给少量安置费，但是只负责第一年的口粮，以后就任由知青挣工分。等于国家把自己的困难转嫁到农民身上，造成农民收入的减少。这个问题到文革后期越演越烈，中学毕业生在当时极左形势上不能不让他下乡，这是“反修防修的必由之路”，怎么能不让他们去呢；再说，如果不让他们去，岂不是证明以前的政策错了吗？如果错了的话，岂不是应该让在农村的知青返城吗？所以当权者只有在这条错误的道路继续走下去，而继续走下去的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知青下放在郊区，引起农民强烈不满，最后起来抵制，所以到文革结束前，对上山下乡运动就形成了一股全民的抵制：知青们抵制，许多老知青在农村近十年了，结不了婚啊，许多是30来岁的大龄女青年，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家长当然更不满了，当时一般的家庭都是三个孩子左右，大部分甚至全部都给送下乡了，别说感情上受到的伤害，就是经济上的压力有多大，本来收入就很低，所以知青的父母对这场运动普遍反感。农民也是，觉得身上的压力太大，所以有些地方的农民就造假，采取消极的抵制，比如知青下乡，国家会拨给社队几百块钱安置费，按规定社队必须给知青盖房，可农民觉得我本来就亏了，凭啥给你盖好房，所以消极抵制，比如盖房偷工减料啊，甚至直接让知青住破窑洞，克扣知青工分啦。他抵制的对象本来是国家，但是高高在上的国家他够不着，知青好对付，这样又产生出许多新矛盾。
上山下乡运动有没有积极影响，我想还是有的。看待畸形时代的社会现象，也不能简单化。知青到农村去，在当时农村贫苦落后的情况下，在传递城市文明，在发展农村教育、医疗方面，一些知青确实做出了有益贡献。比如当年好多农村医生，我们叫“赤脚医生”，都是知青。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知青给农民看病送药，解除他们的病痛，我想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当年知青教过的农民孩子，现在都已经成人了，他们特别怀念那段经历，他们说，正因为我的老师是知青，才打开了我的双眼，让我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并成为他们后来到外面创业的动力。确实也涌现了一些成功人士。前些年遇到一位搞摄影的小伙子，叫黑明，陕北人，他就有这样的经历。后来他专门搜集关于知青的照片，出过这类摄影集。所以知青在农村的这些作用，是产生过积极影响的。
可是不能因为有这些影响就来肯定上山下乡运动。首先，少数知青在农村的有所作为，是以绝大多数知青的无所作为为代价的；其次，任何以中断学生受教育权为代价所取得的一点成果，显然得不偿失；再者，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否定与对知青贡献的肯定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不应该混为一谈。不妨举个例子，曼德拉为争取黑人的平等权力坐了半辈子的牢，你可以说监狱生涯铸就了他事业的辉煌，并塑造了反抗专制的巨大精神力量，可是你不能因此就颂扬监狱对无辜者的摧残。这个例子很极端，但足以驳斥那些似是而非的怪论。
上山下乡运动是一场反社会的运动，因为它跟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尽管它以强大的专制力为动力，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可即便是这样一场运动，也不是说作为参与者的知青没有做过有益的事，没有做出过难能可贵的贡献。这完全是两码事。谈到这个话题，要分清什么是主流什么是支流。现在有个别人在评价上山下乡运动问题上有意本末倒置，把支流夸大为主流，或者一叶障目，掩饰历史幕布后面的黑暗，我觉得这是不可取的。自从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面貌已发生巨大变化，但是归根结底，农村发生的这些变化既不是上山下乡运动带来的，更不是毛泽东阶级斗争带来的，而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可见，一个好的制度、一个好的政策、一个正确的方向，要比上山下乡运动这种付出巨大代价而换来的一点所谓好处要重要的多，所以制度设计是最重要的。
上山下乡与人性背道而驰
“文革”中的官方宣传画
邵思思：当年下乡的知青有些是背着父母，吵着闹着要去的，但是后来却请愿要求返乡，甚至有些知青还采取了游行、下跪、绝食等举动要求返乡，为什么上山下乡的知青没能融入农村社会？
刘小萌：上山下乡运动是跟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背道而驰的。我们从现代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来讲，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是民主社会还是专制社会、是一个现代社会还是前现代社会，城市化都是一个基本发展进程，没有说逆向倒退回去的。上山下乡运动却反其道而行之，将城市中最有希望代表未来的一部分青年强制性送到农村去，这不仅跟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向悖离，且有违个人生存的价值，因为对每个人来讲，他的人生追求都包括希望一生幸福、接受更好的教育、拥有更多发展空间。但我们那时候却没有个人选择的自由，我们的选择权被剥夺了，我们只能去农村。教育权是与生俱来的，而我们的教育权也被剥夺了。以我自己的经历为例，我14岁时爆发文革，就中断了教育，初中教育尚未完成，更何谈高中教育？后来即便上了大学，甚至读到博士，但知识结构其实是畸形的，因为这中间很长一段时间中断了教育，损失的光阴无法弥补。许多知青身在农村，还是希望将来有深造的机会，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家庭出身的原因，年龄的原因，身体的原因，最终希望成为泡影。许多知青对爱情和婚姻的憧憬也在漫漫长夜中破灭了。那一代知青有多少人懂得什么是恋爱？多少知青在这个问题上被延误了？文革结束后知青大返城，相当一部分大龄知青在婚姻问题上遇到了难题，因为在农村呆了多年，包括有些知青上大学时候年龄已大，尤其女孩子，读完大学有30来岁、40多岁的，到哪里去寻觅爱情的港湾？所以当时引起社会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大龄女知青的婚姻。像我也是晚婚的，那并非我的意愿啊。我有时开玩笑跟朋友说，因为结婚晚，我连孙子辈都耽误了，我29岁结婚，30岁生孩子。在知青里，比我晚婚的其实非常多。这跟现在的小白领们晚婚晚育根本不是一回事。对许多知青来说，人的基本权利，诸如教育权、迁移权、追求幸福的权力、奋斗的权力，乃至生儿育女的权力，都是在上山下乡运动席卷下，化为乌有了。这种违背人性的运动根本没有合理性，所以它失败了。有时候我觉得很可笑，包括知青聚会，总有人提问，你怎么看上山下乡，应该肯定还是否定。我觉得都这把年纪了还在重复这个老掉牙问题，说得不客气一点，实在是有些弱智。这场声名狼藉的运动，已经被千百万知青的社会实践否定三十年了，已经被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远远抛在了身后，还能说它是正确的吗？
喝狼血长大的“老三届”
邵思思：您一直提到“老三届”，他们是一批比较特殊的人群，也是比较受关注的群体，您认为“老三届”跟之前上山下乡的知青的区别在哪里？他们有什么特点？
刘小萌：我就是老三届的一员。老三届有400万人，在1700万知青中，或者再准确点说，在文革中下乡的1400万知青中，他们的人数最集中，共性也比较明显。
老三届初高中毕业生的年龄从最高到最低相差是6岁，就是16-22岁左右的青年。这个年龄段的学生在1949年前后出生。我们现在看，有优势也有劣势。从政治上讲，他们是受政治灌输最成功的一代，阶级斗争的狼血喝的最多，可是另外一方面，在文革1400万下乡知青中，老三届又是接受学校文化教育最系统的一批。像我是1966年读到七年级，起码下乡之前受过7年正规教育，至于老三届高中生，则受过10年以上的正规教育，在1400万文革知青中，他们的文化基础是最好的，这就是优势。像后来的小知青，他们虽然不少被冠以高中生，实际接受的是文革教育，整体水平还不如我们初中生。所以当1978年恢复高考以后，一旦机会来了，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还是老三届。包括现在，不管是官场、还是学界，许多还是这批人。这就是老三届的一个优势。后来的小知青比较可悲的是，他们一跨入校园就处在动乱的年代，虽然他们也叫“知青”，也挂着初、高中毕业的牌子，可是没受过一天系统教育，在文化知识的积累上比老三届欠缺。这就是区别。
当然，老三届的劣势或者说局限也非常明显。它不仅是官方教育最成功的一代，也是经历最坎坷、命运最曲折的一代。过去有位海外学者写过一本书，叫《毛主席的红孩子》，指的就是这拨人。他们从五十年代的红孩子，再到文革初的红卫兵，再到后来的下乡知青，构成一部相当完整的人生轨迹。当然，能够成为红卫兵的只是老三届中的一部分，但是即便当年因为家庭出身没有资格成为红卫兵的，也并不意味他们的思想意识与红卫兵有本质的区别。这拨人，即便不是红卫兵的话，也都是从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红卫兵的所作所为，包括类似的极左活动，大都参与过。现在来看，老三届的经历有其比较积极的一面，即我们这批人一旦反省，会反省的比较深刻，疾恶如仇，眼里揉不得沙子。因为他知道狼血是什么毒性，喝了狼血的人会如何癫狂，以致丧失人的本性，会对社会造成怎样的严重危害。可是这段经历也给老三届带来明显的局限，即狼血已渗透到身体的每个细胞，不管你如何标榜自己早已觉悟，其实体内还是自觉不自觉地积淀了许多污垢，所以我们这拨人，不管是否所谓成功人士，你以为自己早已摆脱思想的禁锢了，早已挣脱精神的枷锁了，可是你使用的语言、使用的思维方式往往还是旧的。你不妨听听那些高官的讲话，很少有新的思维、活的语言，几乎都是同一种呆板保守单调平庸的语词在陈述，所以要用行政命令召集许多“会托”在台下给他捧场。老三届的聚会也是一个缩影，因为他们宣泄感情的方式往往就是唱红歌，当年薄熙来在重庆大搞“红歌台”，十之八九就是为这拨人设的。当然不应因此苛刻他们，因为除了红歌他们确实不熟悉其他的歌。所以我觉得在老三届身上，优点和缺点都很清晰。一个是他继承传统的东西比较多，一个是极左的烙印将伴随他终身。老三届想要超越上述局限，唯有多接触年轻人，多接触新事务，多呼吸外来新鲜空气，并且独立思考，勤于学习。
希望知青领导人能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
邵思思：十八大后，我国现在的领导人许多都具有知青背景，比如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您觉得“上山下乡”这个经历会对他们的执政理念、政策关注点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刘小萌：新一届的领导人多有知青经历，差不多都是老三届。我觉得他们出身不管是不是官二代，至少都接触过社会底层，都亲身体验过文革极左路线对全社会的巨大伤害。而他们本人，比如习近平，本身就是极左路线的受害者，我想这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点。
另外，我觉得许多老知青，当然也包括你提到的领导人，其中绝大多数，因为当年的经历，对农民、对下层百姓都有一种很深厚的感情。这一点，跟历史上那些从小锦衣玉食、长大不食人间烟火，听说百姓的疾苦就问“何不吃肉糜”的纨绔子弟是有明显区别的。即便是官二代，如果当过知青，起码他有一段苦难的经历在里面，这段经历不仅丰富了他们的人生阅历，更重要的是使他们懂得：当年文革的真相是什么，毛泽东那套究竟是人民之福呢还是祸。其实对这个问题，历史已有盖棺论定。我希望那些有过知青经历的新一代领导人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能够认识到自己肩负的重任，把握时机，把中国社会引向一个更合理、更顺畅的轨道，那就是巨大贡献了。
我路过香港，看到海外对现任领导人是知青这个话题也很感兴趣，书店里摆着好几本这类的书。领导人有过知青经历固然好，但仅凭这一点并不意味着一定就能把中国社会引向一个健康的、现代化的社会，像我们希望的那种发达的、民主的、能够得到世界各国普遍尊重的具有普世价值的社会。近期，我们看到的往往是一些混乱的信息，一方面，放出一些推动改革的豪言壮语，另一方面，旧的神坛、神像重新被祭起，不能不给人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对领导人的执政走向还是要看，要继续观察，中国的情况很复杂，形势很严峻，积弊丛生能否倒逼改革，至少目前不要妄下断语。
另外，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你是知青也好，老三届也好，年老的也好，年轻的也好，不要把改变现状的希望只寄托在上头。在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上，每一个人都应该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天下没有救世主，与其相信上苍，不如相信自己。比如说当下的雾霾，造成眼下谈霾色变的程度，当然是官方长期决策失误导致的，不管你认不认账，这个第一责任人的身份是推不掉的。但换个角度思考，每个市民在减少雾霾问题上也应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尽自己的一点努力，上下两方面的努力是缺一不可的。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是这样，领导人的作用是一方面，国民的努力是一方面。现在的中国早已不是帝制时代，与其把希望寄托在某个人或某几个人身上，不如你自己行动起来，尽一点努力，这样的努力多了，汇聚到一起，形成巨大的声势，形成巨大的舆论，中国的前景或者还有希望。
“回乡知青”是两元体制的受害者
云南西双版纳东风农场的知青墓群
邵思思：您在您的著作中还提到了“回乡知青”（指原来就是农村户口，在城镇上学毕业后回原籍务农的青年）这个群体，他们比起“下乡知青”受到的关注更少，且所受的待遇更差，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又带来了什么后果？
刘小萌：现在我们说的知青，一般是指原来户口在城市，以后下放农村边疆的知识青年。回乡知识青年则是另外一层意思了，他们的户籍本来就在农村，或者说他们的父母是农民，以后在城镇学校接受初、高中教育，毕业后又回到农村，换句话说，就是从农村来又回到农村去，这部分青年就叫回乡知青。
虽然他们都冠以知青的名义，但在中国改革开放前的旧体制下，他们与城市知青分属两种不同的人群。最基本的区别就是一个是城市户口一个是农村户口。由于这个区别，就造成了两种知青在身份上的差异。城市知青下乡，无论落到哪，国家是要付一笔安家费的，因为你是城市青年，国家就要“统包统配”，哪怕是去当农民。下乡第一年，住的、吃的都是国家发的安置费。通过这一年国家的扶植，你掌握了基本的生产技能，有了自理的能力，以后自食其力。至于回乡知青，就享受不到这个待遇。官方觉得你是从农村来的，你就应该回到农村去，这是天经地义的，因为你的根就在农村，所以在安置政策上，他们享受不到城市知青的待遇。
像城市青年在农村期间，比如生活有困难，是可以找组织的。当年从公社、县、地区上到省市，一级一级到国务院，都有“知青办公室”，负责知青工作。虽然你离开城市到农村了，但是你还是国家的人。有专门机构--“知青办公室”管着你。上到国务院下到乡县，都有这么一个机构，一直延伸到基层。比方说，在农村时，每年冬天都得烧煤吧，知青办就规定，把国家的平价煤、按便宜价格卖给你。知青有的穷得揭不开锅了，可以到知青办申请补助。国家花了大钱配置这么个机构管着你。当然除了生活管理也有政治管理，大体流于形式。但是回乡知青就不是这样了，知青办不管他们，他们不属于国家机构的管理对象。他们的疾苦，无人关心。
两类知青的最大区别，还在于国家的选调、最终的出路。青年人最在乎的还是出路。城市知青有选调，所谓选调 ，一个招工、一个升学，是知青脱离农村回到城市的基本途径。为了保证知青利益，国家从农村招工、征兵、招生，要特别从中划出一部分名额留给城市知青。回乡青年相比就比较弱势了。当时的招生也不是绝对排斥农村子女，出身好的贫下中农子女也有被选调的，但是与其庞大人群相比有机会上学的人比例很小。尤其文革后期，国家为了减少推进上山下乡运动的阻力，从农村招工、征兵、招生，在相关计划中城市知青都是单列比例。换句话说，城市知青从农村出去的机会相对于回乡知青要大的多。回乡青年，如果他的父母是村干部的话，机会相对多一点，他们还经常冒充顶替城市知青身份，以脱离农村，但总数还是比较少的。所以从下乡安置，在农村的生活，再到从农村选调，在知青下乡的几个基本环节上，两类知青的待遇明显不同。于是，城市的1700万知青，虽然经过了很多坎坷，最终还是回到了城市。相对于城市知青，回乡知青人数更多，因为当时农村人口的基数很大，所以回乡知青的人数要数倍于城市知青，至少也有3000-4000万吧。这些青年虽然也读的初、高中，可是他们的宿命都是一辈子务农。城市知青的孩子还是城市户口，农民的孩子还是农村户口。这种世袭身份以及相应的待遇差别，不过是城乡两元社会结构的一个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