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双百方针并非全为“引蛇出洞”。
1．双百方针提出的历史背景
1956年到1957年初这段时期，尽管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在中国却如毛泽东的估计，只是“吹皱了一池春水” ，而苏共20大则在中国知识界多少起了一些思想解放的积极影响。中国大地满园春色，表面上是一片升平胜利景象：毛泽东提前加速推行的工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接连取得“决定性胜利”，天安门广场举行各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资本家敲锣打鼓；全国农业发展纲要颁布；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总理作报告，毛泽东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全国掀起了 “向科学进军” 的热潮；国务院制定了“十二年科学规划”；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决议；1956年5月，
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5月26日，陆定一在怀仁堂发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9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开幕，作出排除阶级斗争、强调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要求“向自然开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踌躇满志，提出了十大关系的报告，特别是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大讲大规模的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现在的主题是人民内部矛盾，思想十分开放。当时我是直接听了毛泽东这个讲话的全部原始录音的。我是湖南人，完全能听懂，至今留下的笔记也很详细。“讲话原稿”里根本没有反右运动后补加进去的所谓“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还很激烈”和“六项政治标准”等话语。他后来还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毛泽东选集》第5卷456页）应当说也有意想在他的开明统治下恩赐人民民主。记得当时清华大学原党委书记袁永熙对我说：看来毛主席是想在他有生之年，做一个像唐太宗那样的“明君”，在他领导下，开辟一个超越“贞观之治” 的开明盛世。如果再联系国际上正在批判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和党专政，则毛泽东这些“开明”言论，还另有谋划 ：力图摆脱苏联的僵化模式，寻求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独树一帜，显示中国党区别于苏共的开明形象，大有趁机取代斯大林成为国际共产主义领袖的考虑。正如有的老干部说的，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以后，毛泽东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过去他抵制过斯大林，证明是对的，斯大林死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舍我其谁”；惧的是怕中国党内也出个赫鲁晓夫。（见同上《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定（草案）》讨论会上朱德的秘书陈友群的发言，中直机关第2组第15期简报；并见其他人发言。）
所以，如果说毛提出双百方针和发动大鸣大放只是 “引蛇出洞”的“阳谋”，以之说明其中有他对付极少数民主党派“右翼”人士的策略，或许适用；对广大一般知识分子而言，则并非如此。
可是，党内一些思想保守的高层领导人并不理解也不习惯毛泽东有限度的开放方针，更不会洞察其中有阳谋。他们害怕放出“毒草”甚至“毒蛇”。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原初讲话中，就说对双百方针，党内“十个高级干部就有九个不赞成”。据时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胡绩伟回忆，他当时就知道，“在中央最高领导集团中，了解毛泽东真实意图的人并不多。难怪毛说，当时‘百分之九十五的老干部都不理解’。那时刘少奇和邓小平也被毛认为是保守的。毛批评人民日报对他的两次讲话在‘党报上没有声音’，而‘让非党报纸抓住了这面旗帜。’他表扬了《光明日报》、《文汇报》‘鸣放’得好。”（见胡绩伟：《毛泽东与邓拓之死》， 转引自08—02—04春雨博克 ）毛泽东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还点名批评解放军总政治部陈其通、陈沂等4位领导人写文章怀疑“百花齐放”未必能放出“大作品”，反而会放出牛鬼蛇神，从而否定 “双百方针” 的言论。毛批评说：“我看言之过早，还只5个月，如何就能有大作品？……苏联文学报也登了他们此文，可见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台湾喜欢钟惦霏（指钟写的《电影的锣鼓》，被毛认为是否定电影事业的成就），苏联喜欢教条主义。” （见郭存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始讲话记录）当时苏共的领导人是很反对毛的双百方针的。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时，至少两次表示对这个方针的不满，他援引匈牙利事件来警告毛。（据接待伏氏的俄文翻译李超然：《国际舞台上的新中国领导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第127—128页。）赫鲁晓夫对毛的双百方针也十分反感，他指示苏联报刊不再报道这方面的内容，“我们的立场是，中国的百花运动是中国为自己内部的需要而提出的口号，不适用于苏联社会。” （《赫鲁晓夫回忆录》英文版第271页。）
2．毛泽东反对“避免毒草，力争鲜花”
当然，毛泽东的双百方针，的确包含有要借此暴露民主党派中的“右派”的用心。清华党委1957年4月23日传达陆定一的一次讲话，就强调了这一点：
毛主席说：“‘避免毒草，力争鲜花’，这句话就是最大的毒草。”群众老说我们压他。群众看不到右派。一放，右派出来，群众看到了，左派就会起来，这样可以争取更多的群众。避免毒草就会使人思想僵化。右派不讲出来还暴露不出他的面目。
不过，他这里所指的“右派”，我认为还只是前述的民主党派中的极少数被认为是“右翼” 的人士，还没有延伸到一般高级知识分子，更排除了青年学生。这有陆定一在1957年5月11日来清华大学在党委常委会上的谈话为证。我当时作为党委常委委员，参加了这次会见。开头，在蒋南翔校长向他一一介绍各位常委时，特别提到我这个基层党委宣传部长也是电机系毕业的，他还很感兴趣，因为他过去在上海交通大学念的也是电机系，笑说“那我们是双重同行。”陆定一听完南翔等汇报清华鸣放情况后，说了下面一段话（据我当时的纪录要点）：
我们党，政治可打一百分，军事一百分，教育只30分。
不要怕人骂，我们骂了别人那么多年，他骂一、二句就不行？我们做了一阵秦始皇，不做，阶级消灭不了。
随着建设，有文化革命，要有学问，过去我们没有。政治、军事一百分，经济初步学会，就是文化教育还不行。文化中，文艺还有一支队伍，有力量；其余就没有了。如果长期不懂，就会被消灭。
队伍问题，（有）两个办法：一是青年长大，15年后，熬出个教授来；二是发展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蒋南翔插话：清华有109个教授，其中党员10人。陆问：钱伟长为甚么还没有入党？蒋有点发窘，向陆解释了一下钱的情况。因为他和钱之间有分歧。}
关于整风：闹要闹烂。准备闹事，不可避免，要闹烂才好。湖南三个高中学生写信给毛主席，说如果不让考大学，我们就武装暴动。……要闹就让他闹烂。
左、中、右，左派当权，中间攻，右派更攻。攻得不成样子了，中间派就会来批评了。那时就可以大团结。
教授治校，本质是不要你领导。可以让他提，不要批驳。人民日报对雷海宗（时为南开大学历史学著名教授）文章加编者注（说他的观点违反马克思主义），这是傻瓜。章乃器批评中宣部，报纸也给删去了。
登出来，不驳，要搞得烂了，中间派起来讲话了，这事就有办法了，他们主持正义了。要硬着头皮，沉住气。
由乱到治，一治一乱，这就是辩证法。
不会天下大乱。农民已经走上了合作化以后，他们闹得个鸟！
以上陆定一同清华党委常委的谈话，是在毛泽东撰写《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前4天，看来陆虽然已知道毛有利用双百方针来“暴露” 或“放”出“右派”的意图，也并未完全洞悉毛的“阳谋”。因为“暴露右派”早在提出双百方针的同时，就反复公开讲过。 1957年1月毛主席《在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8日、27日两次讲话，已经十分清楚地阐明了他鼓动鸣放的意图：
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有点像国民党了。……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些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5页。）
对照陆定一上面那段谈话，基本上是按毛泽东这段话的精神转述的。而此时毛心目中要“暴露” “孤立”和打击的“右派”，也不过是梁漱溟、彭—湖、章乃器等民主人士中的“那一类”居然敢同他分庭抗礼的极少数人。并不包括一般民主人士和著名教授、学生。上引彭、陆、刘的讲话中也如此。他们（彭、陆）还特别叮嘱要发展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要让青年熬出个教授来（陆定一），“学生中不要主动去发动（鸣放），不要让学生去整教师。”（彭真） 而且，那时只是把“右派”当着人民内部一个异己的政治思想派别或反对派，只企图从政治上把他们暴露后孤立，远没有像后来反右时当作反动派乃至反革命来严打。
3．急提反右“阳谋”在于安怃党内
但是，事情并不完全以毛泽东的意志为转移。
前面说过，他认为，对双百方针，党内高级干部中本来有90%的人不赞成，而整风中动员群众大鸣大放，帮党整风，首当其冲的是地方和基层的党员干部。我们党自执掌全国政权以来，一些干部以“打天下者坐天下”自居，从毛泽东到我接触的一些中、高级干部，常常一口一声“知识分子是吃共产党的饭的，别想翘尾巴！”抱着恩赐观点，高居群众之上，还从来没有受到群众这么直接的批评、冲击、冒犯这么厉害。广大中上层党政干部当权以来对听取批评意见的民主是很不习惯的。1956年清华大学举行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受当时国内外情势的影响，对学校党政领导提出了一些在当时算是比较尖锐的批评，党委书记蒋南翔在会上作了一些检查。后来他说：“我一辈子也没有作过这种检查！”
1954—55年在机关和学校的批胡风、搞肃反，已经很“左”了，在群众中已积压了不少怨气；平日一些干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特权思想，也引起群众不满。一到整风 “大鸣大放”的情势下，就释放或爆发出来了。1957年2月，毛泽东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时，原稿对“毒草”还看得比较轻松，“锄掉它作肥料就是了。” 不想“鸣放”出来的不只是他认定的所谓“毒草”，而被干部视为 “毒蛇”。群众批评的矛头是指向基层干部，而民主党派头面人物的鸣放则居然直冲着毛泽东，甚至包括张奚若教授这样德高望重的无党派著名民主人士也直接批评毛“好大喜功，迷信将来” 。鸣放中也有人说，“三害” 的根子“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忆 》，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版第612页。）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当时清华学生和政治课教师就写大字报要团委书记。这位书记过去很爱训人，现在反过来遭群众的训斥，就非常紧张和反感。有位水利系的副教授在鸣放会上批评一位党委副书记的生活小节问题，并要求在校刊《新清华》上点名发表，其实这不过是“小菜一碟”，却引起这位同志高度紧张，专为此事到我家要求不要照登。当时我担任宣传部长兼校刊总编辑，奉行蒋南翔校长所指示的：校刊对群众鸣放要“有闻必录” 的方针，强调要尊重教师意见，否则会影响鸣放，没有同意他的要求，但还是多少照顾他的脸面，在报道中删去了他的名字。他仍深为不满，后来反右时他成了积极的打手，并在他拟定的开除我党籍的决定中，列出一条罪状：“在校刊《新清华》报道中为右派分子掩过饰非，而右派对党的干部的恶毒攻击则要点名登载。”，可谓报了“一箭之仇” 。按“决定”中这句话的逻辑，校刊登载对党委干部的批评是“恶毒攻击”，不登（不暴露）则是“掩过饰非”，这种自相矛盾的罪状，充分反映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传统手法。
还有一些大字报要求取消党委书记们的特权（如有优待证，看病、理发优先），我当时天真地认为，这一条我们完全可以立即整改，取消优待证。但一位党委副书记却坚决反对，批评我不懂事，拍桌子骂群众是“借题发挥，企图借此打开一个缺口，攻击党的领导。”有的干部则私下埋怨、甚至骂毛主席不了解基层情况，干部受到群众鸣放的巨大“压力”，受不了了！
据解密的反右档案资料，5月2日到12日，全国各地召开了28250次鸣放会，群众提出372345条意见，火力多集中于基层党政干部。他们感受到群众巨大压力，很有怨气，说毛主席这样发动群众来整我们，“我们已经顶不住了！”要毛主席赶快“收”。有的地方鸣放的矛头也冲着省委。如广东环江县委书记王定，带头搞包产到户，整风中对省委提了十条意见。省委也坐不住了。（《红色纪念碑》第4章“王定、洪华与环江事件” ，反右后省委即对他们进行报复。）当时袁永熙曾告诉我：“现在毛主席收到各地雪片似地飞来的电报，都怕放乱了，想用‘乱’的情况来告急，压毛主席收。”
由整风鸣放转到反右，有多种因素，其中毛泽东怕脱离广大党内干部，怕批评他发动鸣放搞错了，有损他一贯“英明正确”的清誉，恐怕也是原因之一。所以他赶快大转弯，说我早就预料到了，是故意“引蛇出洞”，是“阳谋”，以示他早就有神机妙算，洞察一切，以取得党内保守势力的支持，从而消除对他发动鸣放的怨气，挽回广大党员干部对他的绝对信任和崇拜。
如果说，毛提出双百方针意在塑造自己是“开明圣主”的形象；那么，“阳谋”之论则在于掩饰其失信于民、也有违全党意志搞鸣放的过错，维护自己“一世英明”的权威。如果说发动群众帮党整风是为防止腐败，坐稳江山；那么，转向反右则是害怕秀才造反，并抚慰干部。因此，可以说，反右是“以攻为守”的策略；而后来在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他退居二线，则是“以退为进”，让别人去收拾残局，保留其日后祭起“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旗，批“形左实右”，发动文革。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权谋，令人叹为观止。
由整风而急转反右，还有一个缘由是基于毛泽东的多疑善变、诿过于人的秉性或权谋。据李锐回忆1959年的庐山会议期间，毛的秘书田家英同他私下议论毛最多的是“主席任性，有些想法变化太快，易生反复，今天（你）跟上去了，明天就挨批。还喜欢别人写检讨，有时为达到某一目的，甚至不择手段。反右前，为鼓励鸣放，当时批评了来自党内的阻力。在批发一文件（或同民主人士谈话时）举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的例子。田（对李锐）说，“没有这回事，我根本没有反对过鸣放。这是不顾事实，借题发挥。这种例子不是个别的。”（见1980年党内讨论若干历史问题决定草案会议第10组第14期简报）李锐还说，在庐山，毛泽东7月11日找他和周小舟、周惠三人谈话，还较融洽，承认1958年有些事他有责任，如提倡敢想敢干，也有的是胡思乱想，引起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部门。否则人们会像蒋干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谈到他“自己常是自己的对立面，上半夜和下半夜互相打架。”似乎有自省之意。 （见同上）可没过几天他就大反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57年由鼓励鸣放突然转到反右，何尝是早有“引蛇出洞”的预计和谋划，不也正是这种翻云覆雨、任性生变的手法吗？
当然，毛想利用双百方针暴露民主党派（特别是民盟和农工民主党）中的极少数“右派”，确如前述是早有预谋的。但对大批民主派知识分子的鸣放实施阳谋，则是自5月15日写《事情正在起变化》这个党内指示才有此创意。正是出乎意外地发现，事情并非他原来企望的那样，把群众的矛头引向他要排斥的高层异己势力；相反却直接冲着他本人和党的执政地位而发，所以才说事情起了“变化”，实际上是他主观估计和谋略上起了大变化。像储安平等人居然胆敢挑战党的领导权，甚至暗讽毛泽东是“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直接触犯“圣上”的尊严和心病，所以非给这些“吃共产党的饭”而自命清高，明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却还自诩“士可杀不可辱”的知识分子一点颜色瞧瞧不可！
据1961年民盟中央公布的内部统计，民盟共划右派5173人，占民盟盟员总数的15%。民盟中央一级共划61人，占民盟中委和候补中委委员总数的33.6%.(参见章怡和：《泪祭罗隆基》，转引自五柳村网站2007年4月26日)
至于就清华大学的整风鸣放阶段而言，党委书记兼校长蒋南翔及其他领导人，直到5月中旬，也只知道要整风鸣放，而不知什么阳谋。清华党委是1957年5月9日召开党委领导核心和行政处级以上干部联席会议，决定开始整风鸣放的。（见《新清华》1957年第181期报道）会上，蒋南翔说，现在是要“放”，召开各种类型的会，党委应当自觉地置于内外夹攻的环境中，听取和吸收群众意见，开思想上的矿，沙里也可淘金。还指示校刊“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言论）不登” （这表示并无心要“暴露”视为敌人的 右派）。经党委领导人审定的《新清华》发表的会议报道中，也说要“通过‘放’来揭露学校工作中的矛盾和解决矛盾，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将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可见并不知道要“引蛇出洞”的阳谋。
到5月17日（此时已是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后2日），清华党委扩大会议，蒋南翔发言还要求党员干部 “要准备（接受）狂风暴雨来洗刷一下，对领导的要求要严格一些。”他当时是党中央候补委员，加上他同彭真的密切关系，本是可以通天的高干。但此时他也并不知道毛泽东有什么“阳谋”。由于处在学校第一线，对发动群众帮党整风，矛头对着自己，感到有压力，怕放乱，因而心存疑虑，以致到5月中旬以前，不大放手动员鸣放。到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正式决定反右以后，毛见蒋执行其“阳谋”不力，曾派他的一位秘书来清华，转交其“圣谕”，批评清华“放得不够”。蒋这才于5月24 日急忙亲自到学生食堂广播室，号召全校师生大鸣大放。
24日，清华出现第一张大字报，很快大字报遍及全校。26日，北京大学29人来校串连，出现了自由论坛。
在正式开展反右斗争前若干天，同各地部署一样，清华大学领导对其所亲信的干部事先“打招呼” ，让他们得知毛的反右方针和部署，一要他们对“右派进攻” （群众批评）“硬着头皮顶住”；二要他们紧急行动起来，选定对象，千方百计动员他们鸣放，将他们的发言中一时冲动的过激言论，断章取义、摘其所要地指令校刊登载，以便扩大战果，“暴露”更多的“右派”。这时才是有意识执行阳谋。（而置身领导人亲信圈子之外的我，既未蒙“打招呼”， 也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公开表示不满和抵制这种“故入人罪” 的策略，而在反右时落得一个“坚决抗拒党中央暴露右派的方针” 的罪名。（当然，这也是为了便于向毛泽东交待：清华之所以被批评“放”得不够，是因为清华党委内部出现了像袁永熙和郭道晖等抵制中央“暴露右派”方针的右派分子。）
刚开始反右时，清华一些干部对这种180度的大转弯还没有思想准备，甚或有抵触，“反击右派”不力。此时，就将他们分批召到市委，由市委常务副书记刘仁直接出面做思想工作，动员反右。
对于那些不理解或反对双百方针和鸣放的90%的中央委员，以及省级以下的地方党政官员，对反右的决策则大多数是赞成的。因为“双百”的民主威胁了他们“个人说了算”的传统格局；反右的打压则是维护和巩固各级干部的权势地位的（这与文革只是大树特树毛泽东大权独揽的绝对权威，而打击、剥夺各级领导干部、“走资派”的权力有很大不同），因而基本上很少有抵触和反对的。党夺取政权后，许多干部的心态是“打天下者理所当然坐天下”，所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被理解为国家一切资源都属共产党所有，必须听共产党的话，否则就是反党。（其实相反，中国共产党并无独立的党产，其活动经费不是靠党员交纳的党费，而是几乎全部从国库支取的，所以恰恰是共产党吃人民和国家的饭。）那些不得人心、受冲击较大的干部，更觉得你们知识分子吃我们党的饭，居然胆敢批评我们，真是“右派翻天” ！他们闻讯要反右，立即由满怀怨恨转为兴高采烈，如同获得解放，摩拳擦掌，准备反右立功，一泄整风鸣放中受批评冲击之恨。以致彭真也发出警告：“别把尾巴翘得比电线杆还高！”
当然，也有像我这样不识时务，抗拒阳谋、抵制反右的基层干部。6月7日，即反右前一天，蒋南翔校长找我到他家里谈话，其他5位副书记也在座，他们是党委领导核心。把我一个人找去，是因为第二天《人民日报》要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拉开声势浩大的反右大潮。他们要求校刊立即紧跟，争取主动，转入对“右派”的反击。蒋南翔说：“这次鸣放，是一场阶级斗争。”说钱伟长等人的“理工合校”、“教授治校”等主张，意在夺取党对教育的领导权，物理系何成钧教授说“毛主席的太阳没照到清华园” ，这些都是右派言论，《新清华》应该开始反击。
我却说，明明是我们自己发动群众、动员群众帮助党进行整风，一下子怎么变成阶级斗争了？虽然也有人在二校门贴反动标语，这是极个别的，不能说整个运动是阶级斗争。钱伟长、何成钧等教授的言论可能是片面、偏激的，但这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对我们的工作或对党员干部个人提意见，至少何还是拥护毛泽东这个“太阳” 的，怎么就是反党呢？说成是反党，我想不通。一位副书记辩驳说：“党组织是由党员组成的，没有党员怎么会有党组织、党中央？所以，他们是通过反对党员来反党！”书记们轮流发言，做我的工作，批驳我的观点，从上午10时辩论到下午2时，午饭也顾不上吃。同我整整谈了4个小时，也没有作通。最后我还明确坚持提出两点意见和一点声明：一是不应当把整风鸣放定性为阶级斗争；二是“双管齐下”，首先应该是整风，应该接受群众合理的意见，“边整边改”，才能表明我们整风是有诚意的，才能团结大部分中间群众；而不应该首先是反右。一点声明是：说钱伟长，何成钧等教授是右派，我保留意见。我说，“一二九运动”中钱伟长骑自行车到南京请愿；何成钧是于光远的同学，也是民先队员，解放后他还翻译出版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我认为他们是爱国的（后来在划我为右派的决议上，这句话变成“郭道晖居然赞扬右派是爱国的”。）我还主动表示，既然我还搞不通，不宜继续领导《新清华》工作，请党委另派其他同志。当场南翔决定改由一位副书记直接主管。
4个小时的辩论，以一对六，颇有“舌战群儒”的味道，这就是我被定为“顽固坚持反党右派立场” 的根据。这也多少反映了党内并非都同毛泽东的阳谋沆瀣一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