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步亮
（一）
国庆长假期间，回了一趟农村老家，从乡村的田间地头到小县城的大街小巷，能去的角落，都尽量去走走看看；也见了许多人，有权倾当地的公安副局长，主政一方的乡镇小吏，医疗教育方面的专业主管，当然更多的还是农民与居民。诸多感受，无法面面俱写，且择其一二记之。
总体而言，中国的乡村正在发生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可能比改革开放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变化还大，但尚难言是好还是坏，也可能是好坏两极并存。
这次回去，肉眼所能看到的最明显改变是基础设施与“硬件”。——交通方便了。除了高速公路，高铁和动车也通到了“乡下”县城。虽然暂时配套和连接上还有一些不方便，但是根据官方的规划，未来几年还有更多想像空间。与此同时，小县城里的城市环境也明显提升了一个档次。原来破旧不堪、到处坑坑洼洼、泥泞难行的街道已全部翻新为柏油路或水泥路，还新修了许多大道小道，城郊及通往乡村的道路也有了明显改善。
当然最“大”最“高”的变化还是房地产开发热火朝天。这在过去，只是很多大中城市的专利，近几年，很多偏僻的内地小县城也陷入了疯狂。过去小县城的住宅，一般最高也不过就是六七层楼，现在，平地起高楼，老城区边上全是一个又一个正在建设的大型住宅小区，都是十多层二十多层的高层建筑，三四十层的高楼也不鲜见。已经盖起的，开着起吊机正在忙碌地建设的，已经将小县城的“天际线”完全改变。从老城区一眼望去，周围高楼鳞次栉比，确实让人有点做梦的感觉。
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我以购房的名义，特意去看了不少楼盘，发现不少楼盘其实处于空置状态，入住率很低，从售楼处了解的情况看，房子很难卖。县城里的亲戚和同学说，房地产开发以前还行，现在楼盘太多，价格太高，而这个小县城城区只有这么多人，即使农村里有钱的农民都来城里买房，很多楼盘也卖不出去，疯狂开发房地产导致了太多隐患。有几个楼盘因为资金问题，老板已经跑路，成了烂尾楼。最近县城里买房者围堵开发商、到政府上访和堵路的事件也不少。
另一方面，在乡下的村子里，我看到这几年最大的一个变化，也是村里的农民全都盖起了新楼房，有两层的，有三层的，房子都很漂亮。但是可笑的是，房子里都没有人——村民们常年在外打工。留在村里的只有老弱病残和学童。不少村民家里常年一个人都没有。他们只在每年春节时回来住几天，过完年就走了。有的建好房子，几年都没回来过，新房常年空置。未来他们是否会回来常住，其实也是个未知数。
农村小县的居民和村民似乎都不穷。在县城和乡镇上有正式工作的人，就我接触到的亲戚和小学、中学同学看，他们几乎都买了小汽车，有的还是一点儿不便宜的SUV品牌越野车。小县城里的道路明显比以往拥堵，也是因为这几年小汽车进入寻常百姓家，汽车拥有量大大增加所致。而在乡下农村里，家庭拥有小汽车也早就不是什么稀罕事。一位亲戚告诉我说，现在村里的年轻人，不论在外打工的还是留守在家的，都热衷于学车拿驾照。在几户回村度假的农民家门口，我确实看到了停放的小汽车。
但是如果你仅仅把这些经济条件方面的改善看作中国农村发展的真实现状，那就大错特错。
（二）
物質上的改善，掩蓋了中國農村正面臨的巨大深層問題和矛盾。如果只是一味看到農村和農民「硬件」上的變化，那其實是掩耳盜鈴。農村社會政治體系的潰爛，也許比我們所能想像的要嚴重得多。
舉幾個小例子。我的小學同學是當地公安系統主管刑偵的最高級別負責人，中學同學是分管另一領域的公安副局長。與他們分別閑聊時，才知道他們最關心的都不是轄區的公安、治安等工作，而是如何發財以及如何發更多的財。
小學同學曾在多個派出所當頭頭，多年前，他所在轄區的一項重大工程，所有的土石方運輸便都由他包攬，僅此一項他就賺了三四百萬——他不是明目張膽地以公務員身份去當包工頭，而是當包工頭們的保護傘，從每輛運送砂石的車上「抽頭」。現在調到縣城後，他玩得更大：弄了幾塊地，開發房地產。房子已經建起來了，他目前比較頭疼的是房子不好賣。當初弄地時，也走了招投標程序，只不過他找了一幫「兄弟」去圍標，那些來和他競標的對手，事先在拍賣現場外就被他安排的小兄弟們把守住車門，留在了車裏，根本沒進場。他說，在縣城裏，每次土地「拍賣」基本都是這種模式，只是看他想不想要。當然，他的生意遠不止這一點，還有如酒類等其他生意——基本上來錢快的生意，他都會插上一杠子。誰敢不買他的賬，他就會動用「手段」。
像他這樣的公務人員暗中做「生意」並不是個別現象。在整個小縣城裏，公務員系統都是這種風氣，只要有一點小權，有賺錢的機會，他們一點要把它用盡、賺夠。當公安副局長的中學同學，則是壟斷了縣城的整個混凝土市場，全縣房屋建設所用的混凝土都出自他開的攪拌站，誰和他搶都沒用。他有的是辦法把競爭對手給「治」了。基本上，縣城各個系統有權的官員，特別是公檢法系統，都各自為陣，每人佔領了一塊可以搞錢的地盤，大家互相心知肚明，但互不干涉。
這是縣城的「上層」。在下層，農村最基層的組織村委會又怎樣呢？過去村書記、村主任大家都不願當，因為要收農業稅、搞計劃生育，農村工作不好做。現在農業稅不收了，計劃生育也基本成了個形式，沒那麼嚴了。隨著村民們外出打工，村子成了空村，村裏似乎也沒什麼油水可沾了，那些男人多、兄弟多的家族——過去在村裏開賭場，專門吸引附近有錢人來此「四不管」之地賭博，掙了不少錢——他們中很快有人站出來，當上了村支部書記和村主任，成了村裏的頭頭（實際上也只有這樣家族的人才有可能當得了村裏頭頭，在農村，誰家兄弟多，誰家夠「狠」，誰家才能當「領導」）。但在農民們看來，他們實質上是土匪惡霸。
何以見得？不少農民外出打工後，把土地轉包給了其他人，每戶種植面積擴大了，使得機械化生產成為可能。在收割季，農民要請村外的收割機進村收割糧食。結果，每畝地的收割費用，如果需要100元的話，其中60元要交給村裏的頭頭——不交就別想進村。村裏的頭頭們將房子建在公路邊，路過的貨車，都要向他們進貢——即車匪路霸，否則別想安全地離開。在偏遠的農村，這些基本是沒人管的。即使有人管，也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因為周圍幾個鄉鎮的派出所和村裏這些人都是一伙的，甚至還有些怕他們。
有個遠房侄兒在讀大學，符合申請國家助學金的條件，但相關申請材料上需要村裏蓋個章。他的父親去找村主任蓋章，村主任直接了當：蓋一次章收500元。農村現在實行合作醫療，村裏有個衛生室，鄉村醫生過去還能看點小病，村裏換頭頭後，鄉村醫生被趕走，換上了他們家族的一個小字輩，只有初二綴學水平，但是也「看病」、開藥，每年能從村民們手上攫取十幾萬乃至幾十萬元。
簡單地說，在村這一級，中國農村已經實現了合法的黨組織、行政組織與地方村匪惡霸的合體，回到了「萬惡的舊社會」，但是又沒有當年鄉紳在村民中所具有的那種威信與道德感召力。這也是很多村民不願意再回到原來生活的農村重要原因之一。我的老父親離鄉多年後，一度想回到村子裏生活，但是還留守在村裏的親戚勸他：「回來沒法生活了，還是走吧！離這裏越遠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