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能奉献的唯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
~ 英国首相丘吉尔于二战期间在国会的演讲，（“I have nothing to offer but blood, toil, tears and sweat“.）
写这两章的时候，丘吉尔的这句名言忽然出现在脑子里。这该也是我父母对孩子的心声吧。
我以前以为我会是最好最温柔的妈妈 ，就象我的妈妈一样，而且自然而然的就会是。后来发现全然不是这么回事儿，这让我且惊且悔 – 原因之一就是：我对孩子的投入太少了，也远不够耐心。不是做了父母，马上就 成为最无私最奉献的一个人了。当父母的，要在抚养孩子和自己的多重目标理想里权衡和挣扎。投入的多少，悬殊大着呢。
对我父母来说，让全家吃饱穿暖，没有太难；但要挣出额外的开支，难得很，因为挣钱的渠道太少了。我们小时候很羡慕那些挣工资的人，因为旱涝保收，不用靠天吃饭。可是我爸爸后来在乡政府做了一个职员，整个74-81 年代，他的月工资一直是39元钱。从81-85，也不过涨到 45 元。1981年，两个哥哥上大学了。要谢谢政府，哥哥们在大学里领着一等助学金， 省俭着可以支付大部分饭钱，可是所有别的衣食住行的开销呢？全靠父母额外的辛劳和血汗。整整16 年， 甚至父母的大半生，都在想法设法，为挣钱挣扎，辛苦备至。
最早的记忆里，冬天的时候，有人来我家买猪肉。我出生那年，爸爸盖起了自己的房子，一个小家终于有个像样的小窝立足了，可是欠了三四百块钱 的饥荒。那是从生产队借的，要逐年从工钱里扣，结果五年间家里就没开过饷，就是说，爸爸干了五年的活儿，拿不回家里一分钱。只能靠自给自足或卖一点儿农产品。
爸爸开荒种粮，偷偷地卖给缺粮的人家。有几年间，北方有客人来我们那儿收购土豆，因为土豆需要换代才长得好。爸爸紧紧盯着这个机会，每年在自家的自留地里主种土豆，又找人拉近乎，打招呼，争取让人家买我们的。
后来当地有了乡办工厂，妈妈也走出家门，三班倒去干活。我记得我的生活一下子乱了，没人给我梳头了，我只好自己扎着歪歪扭扭的辫子。中午回家吃饭，等得着急，因为妈妈回家有时比我们还晚呢。
真正的艰难，是从哥哥们上高中离家住校开始。妈妈管钱，她会挺骄傲地说：“俺从来没有象有的人家，把家里搞得一分钱也没有。”她说的一分钱，是字面意义上的。家里有一对瓷的小肥皂盒，里面放着一些硬币。有时候那就是家里全部的存钱。
可是妈妈尽量避免这种绝望境地，她的诀窍是“预警”，或者叫“危机升级”: 有时家里还有五块或十块钱呢，她会告诉爸爸说金融危机了，到底线了。爸爸当然恐慌。 可是爸爸有多少办法呢？最主要的是预支工资。
爸爸一再地说单位的出纳的好话，对那人很感激，因为他总是很体谅地给爸爸开绿灯。同事也很理解爸爸的难处，羡慕他有三个很出色的能念书的孩子。
爸爸在单位干活很卖力，每年都能拿到困难补助。记得最高时两百块，相当于半年的工资，对我们家来说，是笔巨款呢。爸爸也格外地兢兢业业，保持好印象。记得1984年，开始实行包产到户，每个村子一下子多出好多事儿来。爸爸花了三个月，每天起早贪黑，到一个村子去帮助丈量土地、分地、帮会计算账、做年终决算等等，直到年末。
那个村子离我们家较远。家里有一辆旧自行车，我上初中时，走路需要大概半小时，可是骑自行车，不仅快，而且还觉得神气。那时一辆新的也就一百五十来块钱，可是家里哪里有这个闲钱。回想起来我非常不懂事，常跟爸爸抢自行车。早晨先下手为强，骑车就跑了。爸爸只好步行大约40多分钟，到达那儿。那个村里一位好心的会计每天留爸爸在他们家里吃午饭，爸爸很感激。
工资是远远不够的，得寻找一切挣钱的机会。我上初中的时候，80年代初吧，市里要铺一条大管道引水入市，可以自愿报名挖2.5米深的坑道，四块钱一米，到深处挖到石头，增加到8块。爸爸妈妈就包了一段， 20 米。爸爸白天上班，傍晚下了班直奔那儿挖土。妈妈白天泡在那儿挖。我放学时去看过，吓了一跳，好高啊。那么深的坑，根本没法把土一次性扔到上面。得分两级往上搬运，用的是最简单的工具铁锹，一锹一锹地移土。妈妈很累，可也坚持着。有一次附近的一个陌生人看妈妈干得太辛苦，就说：“看你这样，能挖多少？”就主动过来帮妈妈干了一会儿。那次总共挣了200 多块。
就是那样的血汗钱，也并没机会挣的。哥哥们上大学的第二年，83年吧，暑假回家，爸妈犯了愁。秋天开学了，两个孩子每个总得拿上一两百块钱走吧？可是钱包已空空如也了。这时大哥开始想办法了。他在北方读书，发现那儿的苹果桃子都是从南方一带进来的，有差价可赚。
这时大哥第一次经商，也许就开始了他的经商之旅。
那时国内刚开始有长途贩运，基本还是边缘地带，被叫做“二道贩子”之类的，既被人歧视，法规也不明晰。大家偷偷地商量几天，毅然做出从来没干过的事儿，后果再说。爸爸和大哥在当地买了一卡车的苹果桃子，贩运到北方，三四天后卖完了回家来。
妈妈日夜不安，她永远对行车有一种恐惧，这次又加上另外的各种担忧。好在顺利，赚了几百块钱，解了燃眉之急。可是这可是乡村的一件大事，人言沸沸，都在传说我们发了大财。爸爸是请假的了，可是没有事先申请做这个，因为明摆着通不过。爸爸在大会上挨批评了，理由是“国家干部搞非法贩运”。现在听起来是多荒唐的理由。那年的补助也没了。爸爸一向是多要强的人，干起活来，别人挑不出毛病的。但这次自觉颜面无光，埋下了后来辞职的苗子。
开源的渠道太少，只好节流了，家里的花费已被压到最低。还怎么省呢？有一些小故事，可见一二。
哥哥们读高中时，和我上的是同一个县里的重点高中。每两个月左右坐公共汽车回家一次。家里附近就有一站，车票钱是九毛。可是如果他们在前一站下车，可以省下四毛钱，两个人就是八毛钱。
为了省下这八毛钱，哥哥们每次都舍近求远，走上约半小时，10里地的路，穿过田野，夏天的时候还要趟过一条河， 提前一站下车回家，第二天再走上一程上车。他们从来没提出要搭家里附近的车。爸爸自己也总是送他们上车，一路聊着，没觉辛苦。
有一次，他们周末回家，帮忙干菜园子里的活儿，好像是拔萝卜，干完活，匆匆忙忙地，快来不及了，爸爸就提议今天就从这儿上车吧，不去省那点钱了。几乎有点儿惊讶，爸爸捕捉到了两个孩子脸上的惊喜! 爸爸后来感慨不已，为家里的困难，更为孩子的懂事。 决定从此以后，就从家附近那儿上车了。
另一个省路费的办法是搭便车。那时乡里有时有卡车去镇上。爸爸就带着哥哥们去等。有时要等上几个小时，人家才准备就绪，出发。
1983年，二哥也考上大学了。在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他还在田野里帮忙干活，爸爸拿着信高兴地一路找到他。去学校报到的那天，爸爸和他等了半个上午，搭着乡里的卡车去镇上。半路上忽降大雨，铺天盖地地，倾盆而下，车子并没有停。 他们坐在车顶，蜷缩着，毫无遮拦，只好任由大雨浇了半个小时。全身湿透。
后来车停了，车顶的人躲到车底下躲雨。到了车站，二哥拿出随身带的衣服，换上了去坐火车。爸爸脱了衣服，拧干，晾了一会儿，又穿上，搭车回家。爸爸总是很惊讶，九月的凉天气，在那样的暴雨里暴浇那么久，穿了那么久的凉衣服，竟然没生病。
明摆着，无论怎么省，靠爸爸那点儿的微薄的工资是绝对维持不下去的，还有我这个大学预备军在后面等着花钱呢。加上一点儿其它的原因，1985年，爸爸妈妈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 – 辞掉工作，卖掉房子，搬到城里打工去。
最让爸爸想不到的是， 若干年后上面来了一个新政策：有些乡镇干部可以转换成正式职-工，也就是说，若干年后可以领退休工资。爸爸合乎一切要求，但是晚了 – 他在这个政策的限定日期前几个月，辞职了。这是爸爸一生的痛，他会说自己：一辈子踩着倒霉的点儿。妈妈尽量避免提及此事。他从16 岁 (1955年)加入农村合作社开始工作当会计， 26岁入党，1985年离开，辛辛苦苦干了三十年，没有得到一分的退休金。老了，花儿女的钱，实在不得已。爸爸一点儿也不情愿的，他老是歉疚似的。这是后话了。
1984年，爸爸妈妈变卖了所有的家产，搬到了城里，其中的不舍是难以描述的。破家值万贯。每一件农具，每一点东西，都是一分一分攒起来的， 但处置起来，基本收不回一分钱。养的鸡鸭猪狗全部处置掉。说起家里的狗，别人告诉我们它怎么一趟一趟地跑回老房子那儿找我们。我在高中住校，省去了全部的操劳，也不想听狗的故事的细节，避免伤感难过。相比人的求生的艰难、生活的挣扎，那点儿情感实在不值得考虑的。
最后，只带着卖了房子的两千七百块钱，爸妈开始了无房无职业无居民证的城里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