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年少时，没发几下狠，吹几次大牛，立几回壮志，没有信口雌黄，横行霸道，不顾后果，动辄犯点二，还能自诩热血少年吗？
如果年老时，没有收敛心性，日趋平和，深沉稳健，不求超前，不耻落后，笑看世事，冷眼沧桑，偶尔返老还童，甚至有人修炼得连容貌都变成清癯的道骨仙风或慈眉善目团团圆圆的菩萨像，没有这些变化，还能点赞老成精了吗？
如果年老时，依然雷公电母脾气不改，易怒暴躁，事事争先，拼酒炫能，很可能是一种病态，非肝区可忧，即更年期持久，该去看医生，药更不能停。否则，只能沦入寿则辱的可悲境地。
少年和老年最大的心理区别，我以为是张扬与沉稳。少年进取，疯劲十足，不加遮掩，追新追高；老年保守，瞻前顾后，世故含蓄，求中求平。
李斯年少时，从名师荀子，学高端政治帝王术，起步就不低。毕业告别老师，说出了建功立业进入统治集团高层的抱负。理想实现了，但是晚年被构罪腰斩前，和儿子抱头痛哭，后悔再也不能像布衣平民那样自由自在地生活于故乡了。
梁启超十岁时对句，出口就是“策马入长安”。年轻时，豪气冲天，引领着时代潮流，不惧搏击政治漩涡，“死生不过开阖眼，祸福有如反覆手”。晚年却说“我在政治上经过几次风险，现在决心闭门读书，不问政治”，只管埋头学术与教学。前后判若两人。
刘少奇年轻时，没有雄心大志，不会离家出国去苏联学习马列。但是文革被彻底打倒前，却幻想回乡当个普通农民。
从追逐辉煌，到甘心平凡，变化之大，天差地别。沉重而残酷的教训，使古代的哲人明白“天命靡常”，世间最不可阻挡的就是变化，只有不断变化，才是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常态。老人看惯了变化，所以往往处变不惊，安时顺变。
这大概就是孔子五十学《易》的原因。《易》的卦象、爻辞都充满了变的因素，探讨了变的各种可能和不可能。年过半百，积累了丰富的切身感受，能更深刻地理解。他说学《易》之后，“可以无大过矣”。原因就在遇事时，知道用《易》的方法，把好坏的发展趋势都考虑周全了。
老子的《道德经》是老年哲学，其中宣扬的不争、低调做人等观念，真不是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能想到，愿意做的。而推崇老子的人，不用盘问岁数，一定都是有把年纪，历经沧桑的人。
“心在天山，身老沧州”，包含着无奈，也表明了对命运的洞察。年轻人不会心甘情愿，老年人则会逼迫自己安之若素。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能够把少年时的冲劲二劲一直保持到晚年，往往是一生无大挫折或某类特殊的人。毛是后者的典型，一生不安分，总要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别人，改变世界，古稀之年还要发动天翻地覆的文革。而他的同辈无论是从切身利益出发，还是多数已由年轻时的锐意进取亡命拼杀变为老成保守维护现存秩序的暮年状态，都与他格格不入，或者用当时老干部流行的一句话叫“跟不上了”。毛的“不从众”是其个性所致，也是其晚年的悲哀。当力不从心时，只能读《枯树赋》而痛哭了。“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语言学家黄侃因为学问好，一直被学术圈容忍宽让，所以一生暴躁、自负、狂傲、好粗口，“晚年尤旺，”十足病态。但是临终前，还是告诫子侄：“冤枉过一生，脾气太坏，汝曹万勿学我！”虽然知过未改，但悔悟之心有所表露。不知毛先生在生命最后时刻是否有过悔意？
晚年平和、宽厚，在当下的中国可能并不普遍。更多的人呈现出固执僵化易怒的特征。造成这种症候的原因，许多人做过探讨，往往将其归结为一点。在我看来则应是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乃至人口密度、环境污染、人性等等的综合作用结果。反过来，它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则不可轻视。
古人早就指出，老年人容易犯贪得无厌、好利的毛病（当今中国大妈近乎疯狂的抢购黄金、炒股等行为又一次证明了这点）。这不应该是老人的专利，年轻人不贪、不好利吗？老人表现出来的是“贪”，其实是“惧”。老穷人怕“得”的机会少了，怕“得”的可能性更少了；而老富人怕失去不再复得。孔子戒“得”的说教对这些人不会起作用，只有衣食无忧，又无钱财之累的中产知识阶层或者可以欣然接受，前提是把名利看作身外之物，安享稳定的生活。
少年心性最可贵的一点是求知的渴望，如果老来依然保持，未曾稍减，那将是老人最可敬的品质。能做到这点也不容易，受身体条件的限制（眼力、体力下降），许多人都学不下去了（尤其是对新的领域、新的知识、技能），学而即倦，一步步向昏庸或行尸走肉滑去，偶尔看着天边落日，闪过年轻时的情景，喃喃自语，N年了，别提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