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 说贺龙病变 带枪 等 都好说的清，
唯有一桩 效忠信 有口莫辩！
贺龙说不清， 周恩来辩不了，难办！
不过 到底是搞清了， 可惜 太晚了！
贺龙元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1969年6月9日被林彪、康生、江青一伙迫害致死。1974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为贺龙冤案平反昭雪，但在平反前还有一个重要疑点没有查清，即1968年3月李仲公上交的1927年贺龙写给蒋介石“求降信”的真伪。
诬告信成立案导火索
1967年2月14日，武汉市财贸干部外语教员晏章炎的一封诬告信，让林彪等人如获至宝。
信中说：“1933年，（在湘鄂西的）贺龙主动要求投降。蒋（介石）派熊贡卿去后，贺龙要求当军长，蒋介石只同意让他当师长，贺龙嫌官小没有谈成。怕事情暴露，为了灭口把熊贡卿杀了。”
6月13日，林彪、叶群派人到武汉进行了调查。调查人员发现了1934年3月17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就此事给党中央的专门报告。
报告中说：
“去年12月蒋介石曾派一代表熊贡卿来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熊先派梁素佛来，贺龙同志首先发觉和揭露来人之阴谋……乃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枪毙之。”
尽管该报告与晏章炎的说法完全相反，但在调查人员的授意下，晏章炎又写了一份与上次内容完全相同的所谓“揭发”材料。这个晏章炎就是当年经办此事的国民党南昌行营第二厅厅长晏勋甫的儿子。
7月12日，该材料以贺龙“通敌未遂”上报中共中央。9月7日，叶群在一次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会议上提出：贺龙在湘鄂西同国民党大员秘密接头，企图投敌，问题严重，要立案审查。康生、江青、陈伯达、谢富治等人发言支持。
9月13日，贺龙被正式批准立案审查。 李仲公挟私报复 1968年3月，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李仲公将两封据称是贺龙1929年写的“亲笔信”交给了参事室，并提出要向周总理报告，和周总理本人单独谈。参事室接到材料后，感觉此事非同小可，当即向总理联络员郑凯做了电话汇报，郑要求将原信马上送到总理办公室。
李仲公是何许人？李仲公，1898年生，贵州贵阳人。早年肄业于北京法政专门学堂，1913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研究系，1916年与李大钊等人发起创办《晨钟报》（后改名《晨报》），1924年在上海加入国民党，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长、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立法院立法委员等职务，是国民党要员中有名的诗人、书法家。解放后任民革中央常委、民革中央宣传部长。1950年7月21日第42次政务会议被任命为政务院参事。1956年2月8日第24次国务院全体会议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1978年5月26日被撤销参事职务。1978年6月死于北京。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总理考虑要重新调查李仲公检举贺龙“求降信”的真伪。周恩来决定把这一任务交给时任公安部副部长杨贵、施义之和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王曼恬。
1974年9月23日，周恩来让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的华国锋找杨贵、施义之和王曼恬谈话。华国锋取出两封信对他们说：“这是国务院参事室李仲公上交的1927年贺龙写给蒋介石的‘求降信’，请你们很好地研究一下，找有关单位做出技术鉴定，鉴别信的真伪，作出结论，并报周总理。”
“求降信”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
大革命时期，贺龙任国民革命军独立15师师长。蒋介石认为贺龙仗打得很勇猛，是个难得的人才，在1927年以后几年间，曾先后派人游说贺龙，许以国民党中央委员、江西省政府主席职务，还要在上海、南京为他建造别墅，外加一笔巨款，企图拉拢贺龙，为其所用。结果，蒋介石派去的说客不是被贺龙抓起来，就是被枪毙了。蒋介石为此伤透了脑筋，蒋曾哀叹：“贺家军难得，贺龙更难求。我还不曾花过这么大的代价！”
李仲公就是蒋介石派去游说贺龙的第一个说客。李当时的头衔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1927年3月初，李仲公到武汉，执行蒋介石策动国民党将领反对武汉国民政府，与其一起反共的使命。李仲公不惜花费巨款宴请贺龙，邀他听堂会、打牌。贺龙从李仲公的出手就看出他是奉命来活动的。贺龙先是佯装有兴趣与蒋联络，并利用打牌的机会与李仲公套近乎，待李向贺龙透露蒋的真实意图后，贺龙遂将李仲公逮捕，甚至要把他枪毙。但蒋介石当时并没公开反共，考虑到各方关系，贺龙将李转押给国民革命军第8军总指挥唐生智，唐生智将李放掉了。
新中国建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要给一批民主人士安排工作。李仲公跑到中南海找到相熟的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以他是贵州人、熟悉家乡情况为由，要求担任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职务。周恩来对李明确表示，你有想法可以提出来，但中央要统筹考虑的。在得不到周总理肯定答复后，李仲公耍起赖来，纠缠不休。此时，周恩来忽然想起，他听贺龙说起过李仲公。于是，打电话将贺龙叫到中南海总理办公室。贺龙一进门，周恩来便指着李仲公说：“贺胡子，你认识他吗？”贺龙听说此人正在跑官，一见李仲公已明白了七八分，当即接口说：“认识么，老朋友了。”贺龙看周总理一眼又说：“李先生，那年在武汉，我送你到唐生智那里，后来你怎么就走了呢？”李仲公心中有鬼，害怕贺龙抖出他的老底，敷衍几句后，马上起身告辞。后来，李仲公只被聘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他认为是贺龙从中作梗，从此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
“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江青一伙号召揭发贺龙，李仲公为发泄不满，便采取报复行动，诬陷贺龙。之后，就有了李仲公上交所谓贺龙的“求降信”。
杨贵从华国锋手中接过信件，与施义之、王曼恬仔细查看后发现，信用的是印有红色边框和竖线的纸张，毛笔书写，落款的年代距今已40多年，纸张已经发黄，字迹也已变暗，从表面上看，时间确已久远。杨贵认为，如果从辨别字迹来确认信的真伪，难度很大，因为人的字体会随时间的流逝发生改变。再有，万一是别人代写的呢？不如将辨认字迹和所用信件的纸张、墨汁同步进行鉴定。施义之和王曼恬同意杨贵的意见。
几天后，化验的结果出来了，信件所用的纸张是建国后生产的，与40年以前造纸用的纸张完全不同。书写用的墨汁也是解放后生产的，里面含有建国后才能生产的成分。由此可以确认，李仲公上交的贺龙“求降信”确系建国后伪造的。
周恩来听说鉴定结果后，肯定杨贵等及时查清了李仲公诬陷贺龙案，从而为贺龙元帅平反清除了最后障碍。1974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1974]25号文件，正式为蒙冤去世的贺龙元帅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事实清楚后，杨贵非常气愤，向华国锋建议：“应该以诬陷罪给李仲公判刑！”华国锋将杨贵的意见转达给周总理。周总理轻轻嘘了一口气说：“算了吧，李仲公已经80多岁了，不要说给他判刑，就是把结论告诉他，也会吓死他的。”
1975年6月9日，贺龙元帅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周恩来不顾病痛和医生的再三劝阻，前往参加。在安放仪式上，周恩来深深向贺龙遗像鞠躬7次。周总理握着贺龙夫人薛明的手难过地说：“我对不起贺龙同志，对不起你们！我没有保护好贺龙同志！”说完，热泪长流。薛明安慰总理要保重身体。周总理哽咽着说：“我的时间也不多了。”在场的人都落下了泪。人们很清楚，此时的周总理已到前列腺癌晚期。
1978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批准了李仲公审查小组作出的《关于李仲公问题的处理决定》：“李仲公配合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蓄意陷害贺龙元帅，是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李仲公罪行严重，又不老实交待，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本应从严惩处，逮捕法办。但考虑李已年近九旬、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不再捕办，决定撤销其国务院参事职务，每月发给80元生活费，交国务院参事室监督。”
粉碎“四人帮”后，有一次杨贵去国务院开会，会间休息时，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告诉杨贵：“你知道调查诬陷贺龙的案子，周总理为什么选定你们三人吗？贺龙的案子是周总理批给华国锋和我承办的。你们三人是周总理提的名。当时周总理也怀疑李仲公上交的信件是诬陷，但又必须查清楚，不然，江青他们会揪住不放。安排谁去，周总理是经过精心考虑的。施义之是部队的，又是公安部核心领导小组组长，王曼恬是江青的红人，有什么情况会给江青透气，江青也就不再找麻烦了。你呢，办事认真，周总理是依靠你的。案子处理得很快，很顺利，总理很满意。”纪登奎最后感慨地说：“我们都应该学习周总理的领导艺术。他考虑问题细致周到、深谋远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