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祖母是名性工作者
父母离异的那段时间，我的心情是难以名状的，那时我才16岁。一方面，父亲飞扬跋扈、有性别歧视，我终于可以摆脱他的束缚，而另一方面，我还没有准备好去面对这样的变动。一切都及其微妙地变化着，从家具一点一点地从我家搬出去到后来父亲不露声色地挖苦母亲和她的家人。像其他经历父母离异的青少年一样，我荣幸地成了父母拉锯战的目标。他对夫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吹毛求疵，并且暗示如果我和他们长期生活在一起，我也会变得像他们一样。但是，在某一天，父亲乐于指责的这些琐事突然变成了大事。
“我不想让你在我和妈妈之间做出选择，瑞秋，但是你妈妈的家庭不是你想的那样。他们对你撒了谎。你姥姥是个妓女，也是因为这样她才遇见了你姥爷。”父亲就是这样将外祖母使名性工作者的事实透露给我的，用他的话说，我的童年就是个谎言。在有些成熟但仍然天真的16岁，我第一反应是：“哇，姥姥是个妓女。”我记得当时脑子里闪现过不计其数的想法，“他是在恶意撒谎吗？要是这样就太不公平了。”“我根本不相信他的话，这太糟糕了。”
我没有感到厌恶也没有感到背叛；我只是感到好奇甚至是记忆尤深。我认为那是件坏事儿，但我却想成为像外祖母一样的人。我曾试探父亲想让他多讲一些关于他揭露的家族大秘密的细节—显然他是为了刁难母亲—但是他说他只知道外祖母是个妓女。
父亲用双手托着脑袋，重复着一句话：“你永远不会想到的，她看起来一点也不像个妓女。”好像性工作者都穿着容易认出身份的制服似的。事实上，外祖母的行为举止能迫使你改掉自己的缺点：她高贵、无畏、有教养，也是我见过的最泰然自若和去过最多地方的女人。
格拉迪斯和她的丈夫，作者的外祖父。照片由瑞秋·格蕾丝·阿尔梅达提供。
在父母离异后的第七年，我拨通了外祖母格拉迪斯的电话，谈起她的过往。在外祖母回答之前，我想要挂掉电话—我不确定自己的真是感受，我也担心情不自禁的反应会冒犯到她。如果我问了一个她认为过于私人的问题呢？如果我对她的答案毫无准备呢？
外祖母的声音比我记忆中的更加尖利；她已经82岁，所以我担心再也没有机会和她进行这样的谈话。然而，我不想由父亲对她的生活和经历的一切下定论。当外祖母接听电话时，我能感觉出和我谈及此事时她的紧张。外祖母了解我的全部，我是她看着长大的外孙女。“我觉得对你隐瞒这个秘密好像是背叛了你；你现在是个成年人了。”她诉说着，声音中带着遗憾。
格拉迪斯1933年生于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的母亲出生，她启程去美国，在此之前一直居住在加拉加斯。外祖母的上一任男友跑，留下他们的两个孩子。外祖母努力负担起生活的基本开销，但是没有能力让他们上学。在一个天主教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能够招收学生的学校都是宗教学校—私生子根本不能被录取。“我的目标就是找到能给孩子们一个姓的男人—那段时间，如果你的生父没有将你认作他们的孩子，你的生活将会积极艰难。”
加斯拉斯是卖淫活动的热点地区—所有美国人都去那里看我们。
外祖母涉足性工作是通过一个好朋友，她也是个妓女—她也有自己的孩子们，同时面临着财政危机。每晚，外祖母将自己的孩子们托付给她的母亲照看，说自己要去一个通宵的工厂上班—这是个很令人信服的借口。在五十年代初期，委内瑞拉进行工业革命，这一时期见证了委内瑞拉成为世界第四大人均财富最高的国家（现在这一头衔被世界上第二危险的城市所取代）。那时也是海报太太的黄金时代，这个运动极大缩减了委内瑞拉妇女性工作者。
“委内瑞拉在五十年代甚至现在都是一个保守、过于宗教、女性没有社会地位的国家。男人统治整个国家，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外祖母告诉我。性交易在委内瑞拉很普遍—结果性交易竟完全合法。一个国家怎么会认为妓女是个正当职业并将社会上的污名加到这个职业上呢？“性一直存在—每个人都关着门做了很多次。这不是个开放的社会。性交易从这个时代开始就一直存在。”
不管当时还是现在，很多人将性交易看做一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的途径。“加拉加斯是性交易的热点地区—所有美国人都去那里看我们。卖淫更像是件新奇的事儿。我们不叫嫖娼，我们将其称作在妓院里约会。性交易分为两级，一级是像我们这样的女人，另一级是站街女。我们属于高级，所以报酬还很丰厚。”外祖母每晚可以挣85到95玻利瓦尔，在那时相当于421美元—一小笔财富。
从事性交易后一年，她遇见了我的外祖父—约瑟夫—外祖母的常客。“你的外祖父喜欢妓女们，他曾经每周都回去看我。”外祖母说道，“他很害羞，也很胆小。我敢说她没有足够的信心跟女人交谈，但仍有男人自然的需求。”外祖母说的话让我很吃惊。外祖父成熟后变成了一个很坦率、健谈的法国-委内瑞拉式男人。我猜想外祖父在他浪漫生活和其他事情上都尽力弥补所缺乏的自信。当你还是个小孩，你看大人们时会觉得他们都是超人，而不是柔弱、情绪化、易变的普通人。
就像我突然对自己的整个家庭有了顿悟—我从来没有想到外祖父有过真实、坚韧的生活经历。在我看来，他们都是我身边完美、纯粹、不会受到伤害的成人。外祖母能从我的声音中听出震惊和疑问。“你外祖父没能拥有更多的孩子是因为他染上了性传播疾病而不育。我曾堕胎四次，都是因为男人不肯遵守规则—我付昂贵的药费让医生给我开堕胎药。许多同事死于地下堕胎。我宁愿留下腹中的胎儿也不愿去像她们那样。”外祖母说。
作者的外祖父和她的哥哥。照片由瑞秋·格蕾丝·阿尔梅达提供。
我一时语塞。外祖母很长时间受到生殖健康的困扰—子宫切除、子宫囊肿，还有子宫肌瘤。一切就合情合理了。我们谈到治疗妓女们的职业相关疾病，讨厌医生们是如何嚷道“她们是自找的”，经常将妇女患者赶出候诊室。不出所料，大多数这样的医生都是男医生。
对外祖母来说，习以为常的侮辱并没有停止，她的一些客人也会对她进行侮辱。虽然性交易是合法且由政府控制着，但是政府很少干预其中。警察对骚扰和剥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们根本不尊重性工作者。
“我对性变得冷淡、迟钝。”外祖母告诉我。“我开始对男人不再像以前那样尊重。大多时候，他们都没有以正确的方式对待我，因为他们从没将我看做一个正派、平常的女人。那时，我们不被接受—现在我们仍然没有为大家所接受。”
她告诉我喝醉的客人们虐待她的恐怖经历；有人朝她吐吐沫，有人扇她耳光，有人叫她婊子（西班牙语，妓女），有人嘲笑她，直接离开走到街上去。“我一直保持着职业操守，但是这些愚蠢的男人还是会虐待我，只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比我高贵。他们意识不到这一切只是交易而已。那好，我比他们都聪明。他们享受我柔软的身体，我要让他们为此买单。”
然而，即使外祖母在工作中经历过黑暗的时刻，她说她仍不后悔当做妓女的时候。“我一点也不因为性工作感到尴尬。这份工作给了我良好的生活条件。也幸亏这份工作，我找到了可以给孩子们一个姓的好男人。你的外祖父信守承诺，将我从那里带走。我找到了家庭。”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将外祖母视作榜样。她一直在我家生活，从与她的亲密接触中能够了解她，这不同于仅有血缘关系，而外祖父和外祖母居住在另一个城市。外祖母真正让我震惊的是她面对任何情况都能保持镇定的能力。不管什么时候父母争吵，她都能平静地走进屋里，告诉父亲安静，然后出来的时候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在路上碰见有人插车时，她会转下眼珠好像是对他们的不礼貌行为表示遗憾。在面对冲突的时候我的做法跟外祖母大相径庭；我喜欢大嚷大叫，还有焦虑症，争吵时会提高嗓门。我想和外祖母一样处事不惊。
这种镇定还赢得了外祖父的倾心。作为外祖母的常客，他每周去至少去看外祖母两次，这是在外祖母性工作中很少见的。通常，性工作者都有常客，不过，常客是指每月去一两次。从外祖父给她相当可观的小费（很少有人给那么多消费）以及开始询问她的私人生活、兴趣、志向和家庭的时候，外祖母知道外祖父爱上了她。我问外祖母有没有感到威胁或者外祖父有没有冒犯她，她的回答是“我们相爱了。”
如果男人有权为性买单而不受指责，那么女人也应有权把性当作事业。
他们经常秘密地在妓院以外的地方约会，这是被严令禁止的。在六个月里他们更加了解彼此，之后外祖父向她求婚了。外祖母知道外祖父至少能负担得起给妓女们比较稳定的小费，但是她也承认自己为钱感到担忧；毕竟她有两个孩子要抚养，而这两个孩子都不是外祖父亲生子。没想到，当两人结婚之后，外祖父让这两个儿子随自己的姓，将他们视为已出。在我母亲出生后，他们举家从加拉加斯搬到美国，定居在迈阿密。
我好奇家里有多少人知道外祖母的过去—这个消息一定传了很远才传到父亲的耳朵里，因为母亲这边的亲戚一直和父亲不是特别亲密。当我问道她是否告诉其他人时，她简单地回答了一个词“没有”。母亲曾告诉我家里也有过传言，但都被掩盖起来了。可以理解，那时很可能真相大白之后外祖母会被扫地出门。
当我还是个小孩，外祖母一直告诉我要成为一个淑女，并且并周围的男孩更聪明。现在，我知道了她为什么告诉我这些—因为她自己就是一个这样的女人。“作为性工作者，作为女人，我感觉富有力量。我知道自己能够掌控。”她说，“我可以处理任何情况，让其以利于自己的方式发展。”
通话快结束时，我想了很多关于那晚父亲告诉我这件事时的态度。他及其犹豫地选取每一个词，意在确定他没有夸张地讲述这件事，担心我会被某个情节吸引。他甚至没有用性交易这个词，而是说她做的那些事。他明显对外祖母的不尊敬却适得其反—让我让他不恭。
外祖母仍是我知道的最好的女人，是她的选择让她成为了自己。她现在82岁高龄，居住在离加拉加斯妓院很远的地方。通过电话，用同那时一样的权威和信心告诉了我整个故事。“如果男人有权为性买单而不受指责，”外祖母说，“那么女人也应有权把性当作事业。至死我也坚信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