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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部分委员在中南海颐年堂合影。前排左起：粟裕、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程潜、刘少奇、陈毅；中排左起：聂荣臻、高岗、张治中、邓小平、张云逸、刘斐；后排左起：罗瑞卿、贺龙、蔡廷锴、傅作义、刘伯承。
高岗是中共党史上一位带有悲剧色彩的传奇人物。他官至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转眼间被打成“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主角，开除党籍后自杀，年仅49岁。高岗遗孀李力群完稿于2007年10月9日的长文《毛泽东为什么急于解决高岗问题？》，详细记述了高岗从奉调进京，进入中共核心领导层，仅仅两年就自杀的经过,全文如下:
党内思想斗争公开化的1953年
就在东北进行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时候，党内两种思想的斗争日渐突出。有些同志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提法过早了，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发展阶段，现在应该维持新民主主义的社会阶段。有些同志还提出"新区和老区"的意见，认为"老区"可以提前过渡，"新区"等到条件成熟再过渡。建国以后这种不同意见和思想的交锋是非常激烈的，经常会在中央文件中出现两种不同的指示和做法。
为了引起全党重视，1953年，毛主席明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更进一步确定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方向。这期间，毛主席对刘少奇的言论、讲话提出了尖锐地批评，要求刘少奇立即收回他在马列学院的讲话，同时，对中央领导机构和政府机构进行了调整，从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上保证总路线、总任务的前进方向。
1952年底，中央提出设立国家计划委员会，任命高岗担任主席。陈云同志亲自到沈阳向高岗宣布任命。高岗对陈云讲：你对经济工作有经验，资格也老，还是你来当家，我给你当助手。陈云说：这是中央定的，你这几年在东北干得好，工业搞上去了，方针、路线都执行的好，毛主席信任你，说你可以管20年。你不要再推脱了。有事可以找我商量。
高岗是1952年10月奉调进京，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进入了党和国家领导的核心层。国家计划委员会是国家经济计划的唯一最高机构，不隶属于政务院，各大区的一二把手都是国家计委的委员，责任之大，可想而知。高岗在组建国家计委，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过程中，高度执行毛主席的经济思想，对如何建立高度集中的工业管理体制、加速工商业改造、在沿海地区设立更多新工厂、调整轻重工业比例、提高工业计划水平等等殚精竭虑，废寝忘食，搭建了新中国的计划经济格局，还提出成立航空工业部等军事工业部的建议。如果没有54年的事件，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国家计委的统一领导下很可能会是另一个样子，而不会出现后20年各自为政、叠床架屋的经济管理现象，导致国民经济的左右摇摆，发展缓慢。
高岗在主持国家经济的重组和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党内核心层早已存在，并日益激烈的思想斗争。这一方面有高岗自身的思想意识原因，更重要的是他的这些思想主要是来自于毛主席对他的谈话和历史上他对毛主席的敬仰。这些谈话，对一个长期从事地方工作，思想朴素，缺少政治斗争经验的人来说，很容易达成共识。毛主席与高岗的谈话反映出毛对中央一些领导同志的不满，对党内一些同志不努力执行中央的政治路线，出现两种声音感到焦虑。
其实，早在1948年高岗被中央召回西柏坡汇报东北局工作时，高岗就隐隐感到中央内部对建国路线有不同意见的。高岗第一次从主席那里听到有关毛主席对刘少奇的意见，主席认为：刘少奇不怎么稳，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在负责中央工委时领导土地改革中有"左"倾；缺乏建设根据地的经验，也没有搞过军队工作等等。这些看法都是高岗在向主席汇报东北情况时毛主席提出来的，高岗认为这些都是毛主席、党中央对东北局三年工作的肯定，说清楚了，高岗很高兴。后来，高岗在恢复东北的经济建设中，忠实地执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对农业、工业、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提出对资产阶级工商业进行"限制、利用、改造"的方针；提出优先发展重工业；主张农村发展互助合作；在政治上开展"三反五反"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等等都得益于他在西柏坡时与毛主席的谈话。
高岗到北京那段日子里，中央几乎每天都要开会到深夜凌晨，会后主席还要留高岗谈话，高岗每天只能休息三四个小时。这段时间，高岗与主席接触的时间多了，感觉到主席对刘少奇的不放心；对周恩来事务缠身，不抓大事，不愿负责，迁就各方的工作作风不满意。毛主席对高岗讲：刘少奇进城后没有作多少工作，对主席帮助不大；搞分散主义，自己批发文件，想架空主席；尤其是主席讲到"刘少奇思想不合拍，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没有搞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必要时，要推他、拉他走社会主义，实在不行，就得让他挪挪位子"，并在谈话中流露出对刘少奇历史上的怀疑时，高岗才真正感到党内思想斗争的激烈，并自觉地站在毛主席一边。
1953年3月至6月间，毛主席多次说他身体不好，年纪大了，让中央的领导酝酿一下，由谁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时，中央已经实行日常工作由刘少奇、周恩来、高岗轮流值班制）。高岗就此事找过陈云商量。高岗明确表示不同意设总书记，建议多设几个副主席，实行集体领导。陈云完全同意高岗的意见，并让高岗在中央会议上先提出来。陈云对高岗说：可以搞轮流制，你一个我一个，林彪也可以参加，这样可以避免片面，出现差错也能及时纠正。
到1953年夏天的财经工作会议，和全国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期间，党内的思想分歧已经在会议上公开，期间毛主席作过许多指示，讲过许多话，批评了党内一些同志对搞社会主义不感兴趣，对社会主义的因素不支持，而热心去搞资本主义的东西。毛主席在这段时间里，反复重申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并明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1953年10月、11月，中央召开第三次互助合作的会议期间，毛主席还明确地指出："确保私有，是资产阶级的观点。""纲举目张。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题，就是纲。对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办合作社，这不仅是个方向，而且是当前的任务。"
高岗在1953年党内思想激烈交锋的这段期间，忠诚地执行毛主席的思想路线，从政治上，经济建设上保障了总路线的实施，多次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表扬，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触犯了一些人的利益。
七届四中全会前后
1953年，全党全国人民在总路线的指引下，以忘我的革命热情，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热潮，全国各地都是一派欣欣向荣的建设新中国的新气象，国民经济逐渐实现好转，国际环境逐渐向利于我国的方向转化，政府职能机构日渐趋于合理稳定，全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进一步统一到毛主席所提出的"过渡时期党的总路线"的旗帜下。然而，就在这样大好的形势下，在1953年的12月2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主席突然提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的司令部"，说出："东郊民巷车水马龙，新华门门可罗雀"的惊人骇语，把矛头直接指向他曾经在中央会议上多次表扬的高岗。
1954年2月6日至2月10日在北京召开七届四中全会，包括高岗在内的许多领导同志在会议上都作了自我批评，会议作出加强党内团结的决议。四中全会结束的第二天就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毛主席这两个会都没有参加。座谈会采用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党内斗争方式，对高岗搞突然袭击，会议气氛恐怖紧张，有32个人在会上作了发言（早已准备好了）。陈云首先发言，揭发高岗曾经对他说过：中央多设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林彪也可以当。把两个人对中央人事安排交换意见说成是高岗有阴谋篡党夺权的企图。高岗当即反驳说：这话是你对我说的。会议主持人周恩来严厉地制止高岗再说下去。第二个发言的是刘亚楼，他揭发高岗在东北战争时期私下与苏联人谈了三天三夜，提供情报，里通外国。高岗生气地说：你真会造谣，我连俄文都不懂，谈个屁！会场一片嘘笑。其中陈正人揭发了高岗反对刘少奇的大量言行，说高岗有野心，想把刘少奇搞倒，自己做毛主席的助手，高岗愤怒地说：你在东北时期就对刘少奇意见一大把，到处散布对刘少奇的不满，以老资格自居，对刘少奇不让你当组织部长耿耿于怀，你怎么不说你自己反对刘少奇！座谈会上，只许别人揭发批判高岗，不听高岗解释反驳，高岗被上纲上线地定为"阴谋篡党夺权"、"阴谋分裂党"。高岗不承认揭发的都是事实，认为许多事情都是对他的诬陷，要求中央对质，拿出证据，更不承认对刘少奇提意见就是要反党夺权。座谈会上揭发的情况显然对毛主席不利，大有高岗是毛主席指使所从事反党、分裂党的活动的"嫌疑"，使毛主席始料不及。当邓小平代表中央去杭州向毛主席汇报座谈会的情况后，毛主席作出"公开揭露"的意见。"公开揭露"把高岗的问题升级了，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党的民主生活升级到政治斗争。
"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成因是非常复杂的，这一件事是由毛主席在1953年12月24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起的，可是毛主席在1954年2月为四中全会制定的开会方针又与他在12月24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有了很大的转变。毛主席反复强调"不展开对犯错同志的批评，等待觉悟"，强调发言人数要少。毛主席要求把会议压缩到两天时间，要各派力量都作自我批评，避免扩大化，提出不搞"对质"，并说："高岗的目的是要过关"，让他过关。毛主席态度的转变，表明毛主席的洞察力已经感觉到事态的发展隐盖着另外一种倾向。然而，四中全会的主持人并不愿意执行毛主席的这些指示。一些人以"左"的面貌出现，抬出历史问题搅和事非，搞出所谓的"五虎将"案，"潘汉年、杨帆反党集团"案，"杨帆反革命案"中又牵扯上与江青的关系，"潘汉年反革命案"中又与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社会部有关联，案中有案，人事关系错综复杂。这次会议从主席开始时提出开二天，到1955年4月召开的七届五中全会批准"关于高饶反党联盟的决议"整整延续了一年时间，整肃一大批同志，影响了建国后党内斗争的20年，丧失了多少强国富民的大好时机啊！
1954年发生在中国共产党的事件，发人深省。历史就开了这样一场玩笑，1954年代表中央正确路线的刘少奇，在1968年，同样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同样的被用"阴谋篡党夺权"的罪名而被"永远开除出党"。当然为刘少奇罗列的"罪状"有几大本，而为高岗罗列的"罪状"，我们在1953年所看到的中央对"高饶反党集团"所作的政治报告中，除了大帽子外，没有能拿出令人信服的事实。
四中全会，为党的八大召开进行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在总结与"高饶反党联盟"斗争的教训，形成的党的八大决议中，明确地提出，建国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否定了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政治报告上提出的：全国胜利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确立了维持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政治路线。这一结果，与毛主席发动对高岗批评，给高岗开民主生活会的初衷所相悖。
高岗事件发生后，党的民主生活制度就开始不正常了。党内不同思想的争论都被冠于"路线斗争"，愈演愈烈。"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被看成是企图"翻案"的代名词。对党内历次发生的"路线斗争"的评价更是随心所欲，采取了很不负责任的、模棱两可的态度，这对党的民主建设，对执政党坚持"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原则有百害而无一利。
1954年在党内发生的事件，真是需要我们党认真总结历史经验，而至今却仍然不敢有人问津的"党内禁区"啊！
1953年12月15日至12月24日
1953年，是什么原因使毛主席突然改变了对高岗的信任，急于要解决高岗的问题呢？
1953年12月15日，主席在他的住处召集会议。主席讲：我要带秀才们去南方写"宪法"。我走后，中央由谁主持？是由少奇主持，还是轮流主持？周恩来提出还是由少奇主持；刘少奇说：还是轮流吧；朱老总当场表示同意，说："轮流好"；高岗表示同意轮流；邓小平同意由少奇主持，陈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陈云表态同意由少奇主持。主席最后说："你们可以互相交流一下，以后再定。"
会议结束后，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是从主席家到停车场，在等车的时候，高岗对邓小平讲：主席去南方后，中央的工作轮流主持比较好。邓小平说：还是少奇主持好。高岗又说：总理主持好一些。邓小平说：总理事务性工作多，还是由少奇主持好（当时高岗的警卫员也在场）。
另一件事，是高岗没有坐自己的车，而是搭陈云的车去了陈云家，到陈云家后，高岗问陈云："你怎么在会议上又是另一个态度？我高岗对你陈云是真心实意地交换意见，将主席给我说的话都告诉你，你也表示同意主席的意见。今天，你在会议上跟着同意由少奇主持。你跟我是怎么说的，你也同意轮流嘛！你说这样可以体现集体领导，避免片面和错误。可你到会议上就变了，你和我讲的话都忘了吗？你还让我在主席面前给你说好话，你让我怎么交待！"陈云讲："我怎么知道老毛是怎么想的。"两个人争的不欢而散。高岗回到家中显得非常激动，他对我说："主席从1942年开始就对陈云不信任，说他是老牌机会主义，关键时候，他就拉稀（生病），我还老给他在主席面前说好话。"
从现在的文献记载看，邓小平和陈云同志1953年12月15日主席召集的会议后，都向主席报告过高岗的情况。使主席认为有必要召开一次会议，解决党内团结的问题。
1953年12月24日，在毛主席离京前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建议召开四中全会，解决党的团结问题。主席说："现在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毛主席还讲了一句话："东郊民巷8号车水马龙，新华门门可罗雀"，谁都知道这是说的高岗。主席讲完这番话，当天夜里就离京去了杭州。
那么邓小平和陈云都向主席报告了什么话，使毛主席在短短的十天时间里，突然改变了对高岗的态度呢？我认真阅读了邓小平同志1980年3月19日在接见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的谈话，找到了一些答案。邓小平讲到：高岗对西南，他采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少奇同志……陈云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主席反映、引起毛主席的注意。这证实了邓小平向主席报告的时间和主席对高岗的态度转变的时间是在12月15日到24日之间发生的，这是其一；邓小平向主席报告的内容该是："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也得到彭德怀同志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候六个大区，他得到四个大区的支持"
邓小平在主席离京之前对主席的这番"忠言"无异于醍醐灌顶：军队高级将领支持高岗，六个大区有四个大区支持高岗。使毛泽东感到事态严重。毛泽东12月24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突然提出中央"有两个司令部"而使党内政治空气陡然紧张起来。1954年4月，在高岗问题座谈会期间，中央政治局还做出决定，撤销了各大行政区党政机构，使事态更加严峻，连罗荣桓同志的住处都派部队监控起来了。四中全会后，解决党内的团结问题已经演变成政治事件。
我这样提出问题是有依据的。高岗到中央后，与邓小平的直接对话仅有两次。第一次，是在1953年2月，邓小平主动来高岗家中与高岗商谈农村经济政策问题，两个人谈得很融洽。
第二次，就是1953年12月15日会议后，高岗在停车场与邓小平就"轮流"问题交流了一下意见，高岗从来没有为"拉拢西南局"与邓小平有过其它"正式谈判"。双方也没有时间谈到刘少奇的历史地位这样重大的题材。1980年3月19日在接见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的谈话内容是邓小平自己所说的，即高岗与邓小平"正式谈判"，邓小平向主席"反映"，"引起主席的注意"，时间应该是对得上的。另外，主席在1955年3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他是"到1953年秋冬才发现他们的，这也证明主席对高岗态度转变的时间。
邓小平的这次讲话中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他说："高岗敢于那样出来活动，老人家也有责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对少奇同志、总理有意见，……高岗批评少奇同志的东西，不是完全批评错的，有批评对了的。"这些话客观地描述了当时党内的不同意见和斗争都是由毛主席来指挥的。
陈云到主席那里报告高岗的问题，应该是在主席听过邓小平的报告后，让陈云来，听听陈云的意见。陈云向主席承认他与高岗交流过中央人选，并向主席透露，高岗不同意设总书记，提出多设几个副主席，说："你一个，我一个，林彪也可以当。"主席听过以后，勃然大怒，让陈云立即去杭州找林彪谈话，并说：林彪不与高岗决裂，我就与林彪决裂！陈云感到事情严重了，很快转变了态度。
四中全会结束后，马上就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陈云在高岗座谈会上首先发言，把他与高岗之间酝酿中央副主席人选的意见公开化，并作为指责高岗阴谋篡党夺权的根据，是高岗没有想到的。高岗对陈云的做法感到极大愤怒。尤其是陈云把他们两个人之间交流的意见统统指责为高岗说的，以洗清自己，使高岗突然失去了真实感。
2月16日，陈云来到家里和高岗谈话，这次两个人彻底谈崩了。陈云要高岗承认"你一个，我一个"是高岗说的，高岗质问陈云，"你一个，我一个"明明是你说的，为什么你要说是我说的，你是在出卖我。高岗连"主席说你鹰鼻子，会看形势，我高岗还不相信，上了你的当"这种话都说出来了。两个人吵得脸红脖子粗的，气氛很紧张，陈云走时，高岗也不去送他，是我和秘书赵家梁送他下的楼。
毛主席没有参加四中全会，但是，他后来多次谈过高岗的问题。这些谈话有批评的，也有反思的，各个历史时期都不同，使人捉摸不定。但是有一件事可以看出毛主席对高岗的感情，就是在高岗去世的当天，主席就打来电话到家里，要求中央对高岗要"善殓厚葬，用上等棺木"，指示中组部"对高岗的子女，由组织上抚养"，这是周总理在事情现场（东郊民巷8号）接的电话，并当着大家的面宣布的，当时在京的中央领导除刘少奇、彭真等外，基本都在现场。
1977年，我去医院看望吴冷西同志。吴冷西讲："东北日报"在东北局的领导下，执行的路线、政策是正确的，培养了许多干部派遣到全国。不能因为上层的斗争，形势有变化就说东北局的一切都是错误的，这是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的品德所不允许的。现在一些社会上的报刊、读物出现许多造谣、诬陷，写出一些下流的、极不道德的文章来诬陷高岗，是对我们共产党的形象的极大损害。东北解放初期的历史对于我们共产党建党建政的历史来说是弥足珍贵的啊。吴冷西同志还对我说："听说毛主席回到北戴河，知道高岗死了，非常生气，对周恩来大发脾气，说："你们把高岗问题处理的复杂化，扩大化了。你们不同意他在中央工作，他可以到地方去工作。听说高岗的检讨送上来，也无人与他谈话，听听他的意见，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吗？"。吴冷西告诉我，他曾经问过胡乔木、田家英、叶子龙，你可以找叶子龙问问当时的情况。（胡、田当时已经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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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遗孀李力群: 毛泽东为什么急于解决高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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