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饥荒时期人口变动的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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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周恩来为什么要销毁自己的调查资料？
周伯萍父子的回忆除了提供了同那几年人口变动有关的数字之外，都提到了周恩来对于计算结果严格保密的要求。似乎3000万或者2000万这些数字真是一团火，说出来就是祸。周恩来为什么要这样惊恐呢？周伯萍的回忆中说，因为“他认为这张表如果泄露出去，可能使人产生错觉，误以为我国饿死了3000万人，那将在国内、外引起极大的震动，国内外的反动派都将对我国进行疯狂诬蔑；不明真相的人们也将敌视我们。” 周轩进在这个原因之外，还指出了另一个原因，他说：“当时国际上正千方百计地探听我国缺粮情报。一旦获知我国严重缺粮，必将成大幅提高粮价。我国有限的外汇将无法换回救灾的足够口粮。一旦这一数据泄露，其直接结果将是导致更多的、成千上万人口因缺粮饥饿而死亡！”
当然，这些都是合乎中共领导人思路的理由，尽管现在看来，这样的顾虑未免有点“冷战思维”——即使在当时，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对世界各地的天灾人祸，除了政治经济上的考虑，还有人道的关怀，未必都是幸灾乐祸和落井下石。但是，除开上面的理由之外，应该还有一条重要的理由，否则就不能解释，周恩来为什么连那几个副总理得到的资料都要收回？又为什么关照周伯萍对于两人得到的结果要“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为什么连原始报表都要销毁？为什么不能让中央的其他领导人知道？至少，为了进口粮食，也应该让他们心中有数吧？难道他们都是里通外国的内奸？难道那些原始报表会落到外国人的手里？周恩来的做法似乎有点过分——他实际上不仅销毁了那些调查结果，而且要销毁暴露他曾经做过调查的所有痕迹，他究竟要防范什么呢？
对此，周轩进在上述纪念文章里多少有意无意地透露了一点线索，他说：“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大饥荒时期的全国饿死人的统计数据。那个时期如果有人斗胆出来统计什么饿死人数，就是反‘三面红旗’，‘反党反社会主义’，罪不容赦！有，也是局部的，不精确的。”这句话说到了点子上。一来，它正确解释了为何大饥荒时期的全国饿死人的统计数据如此稀缺、破碎和混乱。二来，也解释了周恩来的在调查饿死人口数字的时候为何如此战战兢兢——他要防范有人给他扣上“反三面红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谁会这么做呢？当然，这是不需要明说的——毛泽东在1958年发动大跃进运动的时候，发明了一顶政治帽子：“秋后算账派”，他放话说“要警惕党内的观潮派、算账派，秋后出来算账”。这顶帽子一出来，就彻底杜绝了党内任何人用实施的后果来检验他的路线政策的企图。即使出了像大量饿死人这样的事，毛泽东自己不做全国性的人口调查，也没有任何人敢做。最严重的时候，毛泽东只是派出身边的笔杆子或警卫员到一些地方做局部的调查。这样做的好处是：即使有任何不利的结果，他都可以用“一个指头同九个指头”的说辞来为自己辩护，从而使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应该说，毛泽东达到了他的目的，他的这顶帽子成功地罩住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全国上下的干部，搅乱了那段时间内的人口统计工作，中断了人口统计结果的公布，给今天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否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恶果、为毛泽东的罪错翻案创造了可乘之机。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亚马蒂亚·森说：“饥荒从来没有发生在以下国家：独立，经常举行选举，有反对党提出批评，允许报界自由报导、并可对政府政策是否明智提出疑问而不受严密审查的国家。”而在1959年彭德怀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之后的中国，不要说报界对政府政策是否明智提出疑问，党内的高级干部都不敢对当时的政策是否明智提出疑问。而周恩来尤其如此，因为周恩来和陈云在1958年因为“反冒进”受到过毛泽东的严厉批评，称他们“和右派只差五十米了”。从此周恩来就再也不敢对毛泽东的政策措施表示异议了。到了1961年初，事实已经显示，毛泽东推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造成了严重的饥荒，其失败已经昭然若揭，周恩来和陈云当初的“反冒进”被事实证明没有反错。周恩来知道，这个时候更要表现得低调，他甚至可能觉得，毛泽东关于党内“秋后算账派”的警告就是针对他的。他知道，毛泽东对于反对他而被证明反对错了的人，或许还有团结的雅量，因为这只会巩固他的领袖地位；而对于反对他而被证明反对对了的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因为这会威胁到他的领袖地位。所以他一旦知道陈国栋小组“算账”的结论是人口减少了3000万，立刻指示将其销毁。避免让国内外反动派知道固然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避免让毛泽东知道他在背后指使陈国栋等人“秋后算账”。至于进一步调查饿死人口的数目，那更加是“罪不容赦”了，所以他采取了比当年做地下工作还要隐秘的办法，只让计算结果烂在两个仅有的知情者的肚子里，而且事后销毁了全部原始报表。假如不是周轩进的披露，这一段历史将完全归于虚无。
至于周恩来事后是否如他所说，单独向毛泽东汇报他的调查所得，似乎没有官方历史记载显示发生过这样的事。笔者倾向于相信，周恩来没有向毛泽东说过，即使他为了说服毛泽东同意进口粮食，通过某种方式让毛泽东知道这些人口减损的数字，他也不会告诉毛是他自己计算出来的，因为这等于是让毛知道，自己在他的背后整他的“黑材料”，为自己的“反冒进”翻案，这是万万做不得的。周轩进在《爸爸妈妈的白金婚风雨情》中披露过一段往事，从反面说明如果向毛泽东说了真话，会有什么后果：
1961年（应为1962年——引者），史称“七千人大会”的中央工作会议后，爸爸和何畏、陈国栋、姚依林等四人，奉陈云同志的秘密派遣，分成两组，下去调查到了一些地方缺粮和农民为自救，自留地里的收成远好过大田作物等真实情况。陈云同志为避免可能伤及其他同志。告诉爸爸他们，这些情况，除向他本人汇报外，不得有任何外传，包括不能向粮食部党组会议汇报。北戴河中央会议前，陈云同志将爸爸他们调查的情况，单独向毛主席做了汇报。毛主席愤怒地批评指责了陈云同志“右倾”，“离右派只差半步”。据爸爸后来向我解释说，这个“半步”，就是因为他们严格遵守了陈云同志规定的纪律。使得陈云同志所说的情况，除向毛主席本人汇报外，没有做任何扩散。毛主席才没有在后来的北戴河会议上将陈云同志和邓子恢同志一样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爸爸也才又避免了一次被打成什么集团分子之类的劫难。后来，《陈云文选》出版时，爸爸曾指着其中一段文字：“我（陈云）有三、四个可以无话不谈，正真交心的朋友”，对我们说：“我就是这三、四个人中的一个!”
这段故事告诉我们，没有得到毛泽东的授权，背着他作任何调查研究，无论动机如何纯正无邪，在毛泽东的眼里都是别有用心，轻则受到斥责，重的就是“什么集团”，周恩来是不会像陈云这样冒失的。同陈云进言差不多相同的时间，刘少奇“冲冠一怒为苍生”，当着毛泽东的面说出了那句点燃毛泽东怒火的话：“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果然，这句话“说出来就是祸”，给自己招来了四年后的灭顶之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