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最初的设想是去建筑工地找活干。他认识村里的包工头,说可以做财会,但没成。他年龄大了,做不了重活,就找到一个轻快一点儿的活儿 - 去工地值班守夜。
对我们来说,这有点儿心理上的落差。在当地,爸爸也算是个人物,现在有点沦落之感。但这是小事儿,重要的是生存。我们在最初的那几年,借住过好几家亲戚的房子。因为租房子,那对他们几乎是天价。其中的窄小、局促不便自不必说,也不能长久,最后还是得花钱租房子。即使租一间很破的居室,也要五六百块钱。妈妈说,每到交钱的日子,她常常夜不能眠,因为不能眼睁睁地坐吃山空啊。住在城里,每天都要花钱。而挣一个钱,太难了。
爸爸在工地上干了两个月,没有拿到一分钱。
我现在每看到有关拖欠民工工资的新闻,心里就气愤,恨这个社会的不公、对弱者的欺凌,也对那些人同情和怜悯。 因为我深知其味。
那些打工的民工们,都靠着与包工头的乡邻关系上的信任,而不是什么法规保障他们的收入,拖欠是常有的事儿。但有时,就变成拖着,拖着,没了下文。那些民工只好打包回家。无奈一番,就这样。
干活拿钱,这不是自古以来天经地义的事儿吗?但对中国的下层老百姓来讲,甚至没有想到过诉诸于法律,讨个公道。我听过大人们的谈话,见过身边的民工家庭怎么运作。那些男人们离家舍业的,卖体力,干着繁重的活儿。妻子在家操持,辛苦种着地,担起平时男人干的活儿。眼巴巴地盼着,一段时间后,家里的男人背着铺盖回来了,满面风尘,两手空空。
我对那些贪官蛀虫们有着几乎诅咒一样的恨: 这样的昧心钱,你们也敢拿吗?不怕报应吗?一个政府,连最起码的公平正义都维持不了, 你们存在的理由何在?
爸妈只好另寻生路。刚到大城市,不会做买卖,不知怎么赚钱。他们收/卖过鸡蛋、蔬菜、鱼等等。在等待上大学的那一年夏天,我见证过那样谋生的焦虑和艰难。
爸爸一大早去市场,去郊区农民或批发的人的手里买下几大筐蔬菜,然后一整天坐在地摊儿上零卖。每斤赚几毛钱的微利。有时批发价太高,只好放弃。眼看着一整天毫无进项,只有花费,全家都不安,闲在家里不是滋味。可是忙碌一整天还赔钱,那是更糟糕的结果。
我记得有一天我们买了几大筐的西红柿,推到公园门口去卖。 一天下来我们赚了二十多块钱。我的脸被晒得红红的,可是很开心,那就是成绩非常好的一天啦!有时只挣个几块钱,有时甚至不赚钱,带回一堆蔬菜回家。
这段经历的一个影响是,我爸爸从此在市场上买菜绝不讲价还价,人家要多少他就给多少,也不去查看称的高低。我更是这样。我们太知道这个感受了! 对穷人来说,挣一毛一块钱,不容易的啊。
还有,每天多辛苦啊。那些摊是摆在路边的,夏天暴晒,冬天寒风,没有一点的遮挡。还因为不是固定摊点,人一离开,你的位置就会被站了。为了争个地盘,小商贩们在市场上动手打起来,时常发生。爸爸妈妈只好中午不回家吃饭,中午让别人看一会儿摊点,买一碗拉面充饥。早晨又急着赶早市,常常不吃饭。有时顾客多了,又没法吃饭。这样饥一顿,饱一顿的,妈妈后来得了胃病。吃也难受,不吃也难受,直到几年后停止摆摊后,才好了。
挣钱少而辛苦,这是最难的部分吗?不是的。最难受的是被欺负、被侮辱、被压榨,被不公平的感觉气愤着、无奈着。这是连回忆都不愿触及的部分。爸爸说, 那些年受了好些窝囊,受了好些狗气。他说的就是那些收税的和收管理费的市场人员。
对于小商小贩们,那些人就像催命的小鬼一样让他们讨厌无比,又惹不起、躲不掉。每天他们估算你的货物,命令你分别交少则几块多则十几块的税和管理费。不管你开张没有、利润多少,毫不客气,照收不误,马上交现金。这些小商贩们挣得都是蝇头小利,哪里情愿?先是恳求,再不就冲突、吵架。我见过那些管理人员大声叱喝,见过他们从小商贩们手里强行夺过称或秤砣,见过小商贩陪着笑脸,或找人求情,或在办公室外面眼巴巴等着,要求把称还回来。
这些爸爸都经历过。 有时甚至为的不是钱。有一天刚吹哨收摊,正好来了一份顾客,爸爸就卖了一份给他。一位市场管理人员恼怒了,强行抢称,爸爸跟他厮打起来,他抢走了秤砣。
有一回爸爸跟一个人吵,说着说着爸爸哭了,说我女儿在北大读书,需要钱,你还非要收这么多。那个人歉疚了,说,我不知道是这样的,你怎么不早说?还说以后他不收那么多了。
还有一次,爸妈收购了一些货坐长途汽车回家,中途工商人员上车,逼着爸爸交税和管理费。这根本不合常规,应该是卖的时候才交的,纯属敲诈。 爸爸据理力争,最后拿出一个当官的熟人的名头,那些人才算了。
目睹父母怎样在社会底层讨生活,对我的人生、情感都留下了痕迹。我和我的哥哥们,都深深感念父母的辛苦,努力挣钱尽快让父母摆脱这种生活。我们也因此深深地感恩他们对我们的伟大的付出!
倘若对我的另一影响,是我的权利的疏离,和对底层人的同情。我想,我永远不会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那些低于自己的人的。但对高于自己的,我反而有一种不肯低头甚至不肯妥协的清高。部分原因是本身的性格,但我也知道,部分也是因为这样的出身和经历。我对权利对人民的欺榨,亲眼所见,骨子里对它有一种冷冷的警惕。
卖菜,卖鸡蛋,卖鱼,都挣不了钱,尤其它们的保鲜期那么短,很容易赔钱的。爸妈不断打听着,观察着,想新路子。后来终于发现倒卖海米,利润高得多,也不容易烂在手里。
为了收到低价海米,爸爸妈妈跑了许多海边渔村,只要认识的海边亲戚,几乎都麻烦到了。最后找到一处比较稳定的货源。每次起个大早,坐上7-8个小时的长途公共汽车,中午赶到海边渔村,挨家逐户收购干海米。然后雇车把货物带到旅馆。第二天一早再雇车送到汽车站,中午回来。每次买回多达五六百斤的干海米,然后每天到市场上零卖,每斤赚1-2块钱, 这比卖菜好太多了,家里的经济状况开始缓解。
说来可怜,最初爸妈那点儿卖房钱,都不足以做收购一次海米的本钱。有一次爸妈欠人家钱,爸爸写了一个字条,允诺过一段时间还。海边人淳朴,爸妈去过多次,从来没闹过矛盾。
这样艰难的求生,爸爸妈妈是不是把愁苦写在脸上,把诉苦当成家常便饭?不是的,尤其他们对我,总是尽力展示最乐观的一面。他们最不愿的,就是,也让我受这 份艰辛的折磨,生活上的或心理上的。而他们自己,总觉得亏欠孩子。
他们念念不忘的一件事儿,就是我只带了一百块钱去北大上学。我一到学校,就得买一套运动服上体育课,花了三十元钱;又买了一个月的饭票, 又花了三十;又买了洗漱用品,等等,钱马上花光了,赶紧写信回家要钱。
爸爸妈妈每次提交,眼圈都红了,觉得太对不起孩子了。可是其实我既没有恐慌,从同学那儿借钱撑了下去,并不困难;也没因此忧心忡忡。爸爸写信给我,总是以最乐观的口吻,告诉我又挣了多少多少钱,不要省钱。虽然在家里,他常常和妈妈因为高估或低估最终的利润而闹不愉快。
我第一学期寒假回家时,爸爸妈妈在火车站接我。我在人群中走出来,一个年轻的小姑娘,却穿了件所谓的“棉猴儿”那样的又土又旧的长棉袄,而周围的女孩们,个个花枝招展的,对比鲜明。女儿太委屈了,又从不肯缠着父母要钱买衣服,这么懂事,更让他们爱怜。两人一商量,要给女儿买件漂亮的大衣。
我们一起去了商店,买了一个以他们的收入,是蛮贵的了一件带着裙摆式的红色长大衣。我穿着这件大衣,大约有一种惊艳的效果吧,在四年的大学里,不知被赞美了多少次。
我的四年大学里,是我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之一。在我谈论着各种理论思潮,弗洛伊德,沙特,学西方艺术、美学,偶尔看着话剧电影,见识名人的光临和演讲,批判着传统文化和中国的这个那个,我的父母,正坐在街头,在烈日下,在寒风中,一分一厘地挣着,数着,寄给我,叮嘱我不要省钱。
这后果之一是,我感觉我在学校和家里的生活的巨大反差。在学校里,甚至在北京城,我都是一个天之骄子, 被人夸赞着羡慕着,住在那所如诗似画的校园里 – 一所前清王爷的宅子,本身就是一个特权。而我的母校又是一个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老师同学们平日指点江山,颇有视万户侯为粪土的傲气。
但每个假期回家,我又回到了现实,最底层的城市贫民生活的现实。住的很次,也闭塞, 与社会很脱节,父母的世界就是市场那么大,不会参与文化活动。我对自己身份的定义,从天上掉到地上。父母总是溺爱我的,温柔纵容的;家,总是温暖的。但每学期回到学校里的兴奋,就清清楚楚地证明我对另一个环境是多么向往。我甚至在多年以后,梦里还会重现那样的欢欣。
我还一定要提及妈妈付出的巨大的汗水和辛劳。和爸爸不同,妈妈是一个内向羞涩又传统的女人,她对抛头露面这一类事儿是绝不喜欢的。但为了多挣一点儿钱,她克服着她的羞涩,也在市场上摆了一个摊儿卖海米。她不善吆喝,卖得少。有时一整天的时间,也就卖上几斤。可是,她也要起大早赶早市, 呆几个小时,挣上哪怕十块八块。我一想起这些,就是妈妈坐在毫无遮拦的日头下,孤独地、忧郁地等着顾客的画面,心里很多的怜惜、感动,还有痛。这不是妈妈想要的生活啊,这不是我想看到的呀。
要是我多懂事点儿,或者在国外,这个年龄我应该想法设法去打工,去挣钱,帮忙补贴一点。但是既没机会,这个想法也不曾进过我们的脑子,爸爸妈妈就是要娇惯着女儿。我假期回家,妈妈并不希望我去市场上去看她,因为她也并不觉得那是一个很荣耀的场景。
我曾写过诗,关于我妈妈的:
您甘愿做卑微的泥土 粗糙的蚌壳
只要
滋养您的花儿娇嫩 呵护您的明珠圆润
这也适用于我爸爸。只是不足以表达一半那种深沉和辛苦。
他们感觉苦吗?他们说不,因为有希望,因为他们有一个在北大读书的女儿,有两个正在读或读完大学或研究生的儿子。所有在市场上的商贩们,只要爸爸认识的,都知道我们兄妹三个。爸爸妈妈觉得自己的辛苦特值得!
这三个孩子,这个在北大读书的女儿,是父母忍受支撑一切劳苦甚至痛苦的动力,也是他们找到心理平衡的办法。爸爸妈妈觉得自己跟市场上别的小商小贩简单的求生存不同,他们做的是一件特值得的事业 – 培养三个大学生。辛苦里面,自有一种荣耀;牺牲背后,也有一些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