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年抗战中，毛泽东实行“三分抗日，八分发展”的内部政策，-----此说 不实。
到底是谁 下的 不抵抗 不反抗 命令， 至今 无准确定论：
1 张的 参谋长 下达的 ---------- 东北军 参谋长荣臻命令北大营驻军：“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2 张本人 下达的
3 蒋政府 下达的
应该是 事先早有 预案， 不是临时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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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三人的回忆看，向东北军下令不抵抗的是张学良，时间是凌晨一点到两点之间。而向南京国民政府报告的是19日6点后，蒋介石19日知道此事很正常。
同时，虽然找不到蒋介石当时下达不抵抗的命令，却也找不到蒋介石下令抵抗的命令或指示。他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卧薪尝胆、教养生聚。忍辱负重，是我今日之事也”又岂不是不抵抗的态度！
目前所见蒋介石9月19日给张学良的密电：“沈阳日军行动，可作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
蒋介石的这种态度与张学良同出一辙，都是力避冲突，没有要求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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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军第七旅在事先已经得知日军将要在近期制造挑衅事件。9月6日，張學良命瀋陽軍事負責人謂，“无论日人如何受尋事，須萬分容忍，不與抵抗，以免事態擴大。”[4]:607经过反复研究，第七旅决定对于日军的进攻，采取「衅不自我开，作有限度的退让」的对策，如果敌军进攻，在南北东之间待敌军进到营垣七八百米的距离时，在西面待敌人越过铁路即开枪射击，在万不得己的情况下，全军退到东山嘴子附近集结候命行动。事变发生时，旅长王以哲没在军中。参谋长潘鎮源用电话向荣臻请示，荣下令“全取不抵抗主义，缴械则任缴械，入占营内即听其侵入，并告以虽口头命令亦须绝对服从。” 9月11日，蔣亦命其避免與日本衝突[4]:607。
東北軍共約20萬人，半數駐於關內，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張學良及黑龍江省政府主席萬福麟均在北平，吉林省政府主席張作相居遼西錦州，僅遼寧省政府主席臧士毅，事先皆無警覺，絲毫未作準備。[4]:608在瀋陽奉军第七旅三个团中有两个团按指示撤走，只有王鐵汉的第六二〇团未及时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自卫抵抗，日本人谋本舍三在《关东军史》写道：“因虑营内设伏，为激烈之反抗，故前线士兵，不敢十分挺进，只以极猛烈之炮火相恫吓。” 直到次日两点多，铁岭，抚顺的日本守备队相继来到，兵力增加，才勉强迫近北大营四周的铁丝网，从南面突入营垣。中国官兵与敌展开巷战，激战到三点多钟。在王鐵团长率领下突围，撤退到东山咀子集结待命。
在旅顺的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中将经时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中佐提议的早就拟好的作战方案，同意了全军出动，下达进攻命令。
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
在九一八事发当时，乃是张学良親自下令不抵抗，而蒋介石迟至9月19日到達南昌後，晚間九點至十點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事变”消息。张學良事後自己也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21]
榮臻，九月十八日深夜：（節錄）
得知日軍襲擊北大營，當即向北平張副司令以電話報告，並請應付辦法。當經奉示，尊重國聯和平宗旨，避免衝突，故轉告第七旅王以哲旅長，令不抵抗……彼時，又接報告，知工業區迫擊炮廠、火藥廠，均被日軍襲擊。當時朱光沐、王以哲等，又以電話向張副司令報告，奉諭，仍不抵抗……
張學良，九月十九日下午：
昨日接到瀋電，驚悉中日衝突事件，惟東北既無抵抗之力量，亦無開戰之理由，已經由瀋，嚴飭其絕對不抵抗，盡任日軍所為。
張學良在戰後曾解釋：「當時我沒想到日軍會那麼蠻幹，我以為他們絕不會這樣做。我覺得日本是要以這種軍事行動來挑撥我們，因此我下令不要抵抗。我希望和平解決這個事件……後來國民對我的不抵抗有所責難，對這我不能接受。但如果責備我未能看穿日本的陰謀，我承認我有責任。」「從前許多學者研究認為是國民政府指示不抵抗，但其實國民政府的指示是『相應處理』，『相應處理』意思是看情況自己去辦，等於中央不負責的。因此不能將九一八事變沒抵抗的責任推給國民政府。我因為不希望擴大事件，所以採取不抵抗政策[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