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骑
在我的记忆里非常深的就是我家有一辆红色的自行车，那时我们政法大院的孩子都戏称我家有辆大“红旗”，只要我一骑车过来，院儿里淘气的男孩就大喊，“嘿！ 大红旗来喽！”因为那时人们心目中，最最高档的交通工具就是红旗轿车，只有中央首长才可以乘坐，而我家的车只是一辆飞鸽牌的女式28旧自行车 ，那些淘气的男孩儿调侃我的车子，所以就被称为红旗了。油嘴滑舌的故意问我：“哟，今儿没开红旗呀？”我也会凑趣儿的答上一句：“今儿我爸把红旗开走了。”
大概近三十年的历史，我和全家的日子都和这辆车有关。这辆女车应该是和一辆绿色的男车一起来到我们家的，后来因为家里经济拮据，要卖掉一辆车，记得父母曾争论卖哪辆车，在我妈妈的强力力争下，最后红车留下了，绿车卖掉了，可每天骑车上班的是我爸，所以每天只见那时即面目俊朗，又身材魁梧的我爸，骑着一辆女式红车去上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爸爸是西北兰州人，鼻子又高又挺，一次在马路上，一个几岁的小女孩看到了爸爸骑车而过，大声喊：“妈妈！快看，那个外国叔叔怎么骑了一个红的车子？”
我小的时候，爸爸常常用车子推着我去大学院里看电影，那时好多家庭都是这样的。楼上赵家伯伯每一次推了四个孩子去看电影，看着人家浩浩荡荡的銮驾出行，着实是很羡慕了一阵子。不过，和爸爸独处，我们也会有很多欢乐，常常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即时即景，比如说，我问：“爸爸，你看月牙像什么？”爸爸说：“像弯弯的小船”我说：“不对，我看它像剪下来的指甲”这种无厘头的讨论，只有在很小的童年才会产生。又比如我问：“爸爸，你喜欢什么颜色？我最喜欢绿色的。”于是，每晚爸爸给我讲的故事里多了许多绿色，小姑娘穿着绿色的衣服，她走到了一片绿色的草地，忽然绿色树林里飞来了一支绿色的小鸟，小绿鸟飞呀飞呀------ 孩子很小的时候，对颜色的分辨力很低，我最小的时候看电影，眼前只是一片黑黑白白的影子晃来晃去，完全不能分辨那些影像为什么可以发声，可以讲话，更不明白为什么大人和大孩子们对那些影像如醉如痴，直到有一天我第一次看到彩色电影，才可以看到了画面，才知道电影是太美好的东西了。
那辆红色的自行车几十年如一日的克尽职守，买菜买粮搬运重物送病人上医院，那时一个家庭的一辆自行车的功用决不亚于今天的一辆汽车。我家三个孩子学自行车都是用这辆车，大概我小叔也是用这辆车子学的。家里所有的人都要骑这辆车，爸爸 妈妈 叔叔 哥哥 我自己后来又是我弟弟。现代人几乎完全不可想象，一辆自行车会和一个家庭的生活有着如此息息相关千丝万缕的联系。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辆红旗对我和我的家来说则是尤为重要了。文革初期，街上流行年轻人穿着黄呢子大衣，或将校呢的军装成帮结伙的骑车在马路上呼啸而过，以军队大院子女为先河，平民子女们没有象征身份地位的服装，所以那时会有抢衣服抢帽子抢车子的事情发生。大约是平民子女们中的不安分者们，期冀着通过变换行头而改变血统的那种愿望吧。虽时日甚远，可红色高贵血统的吸引力，以及由此而形成嚣张与炫耀与今天富二代开着豪车招摇过市大声宣告：“我爸是李刚”同出一辙。日前看到古人散文《西湖七月半》，不禁哑然失笑。看来，历史总是不断的重演。
我的家庭没有给我任何可以彰显门第和资本，那辆旧红旗也万分困窘不堪与人为伍，所以我和我的红旗那时成了行单影孤的丑小鸭，因为家境突变，我好像从天上掉到在地下，由原来的好学生好孩子一夜之间，变成了人人都唯恐避之不及的黑帮子女，就连昔日的邻居也不再搭理我们，原来在一起玩的最好的朋友都躲的远远的，原来见了我面都那么亲亲热热的夸我是个好女孩儿的大人们，突然就像遇见空气一样，眼神都不向我转一下。那是我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世态炎凉。
文化革命最严酷的时期，我的家也变得支离破碎了，爸爸被关进了牛棚，妈妈因类风湿强直性脊柱炎急性发作，长期住进了远在昌平的小汤山疗养院，家里没有大人，只剩下十四岁的我和七岁的弟弟。生活的突然变故让我一夜长大了许多，不仅要面对那些人间冷暖的变化，又要抚养照顾还那么幼小就失去父母关爱的弟弟，刚刚离开幼儿园，进入小学，就没有爹妈疼着爱着，现在想起来那时和我们家一样情况的千千万万的小孩子真不知是怎么过的。弟弟从小就得到全家人的呵护和关心，吃饭要爸爸一口一口的哄着吃，睡觉一定要爸爸陪着讲故事才能入睡，可自爸爸被关起来以后每天都是我陪他睡，那时我最怕的是没完没了的夜半更深查户口，不知是叫造反团还是革委会，总是半夜重重敲门，每周一到两次。进来几个代红袖标的人，两间房转转，明知故问的问问，你家来什么人没有之类的，后来我有了经验，干脆就不睡，专门恭候夜半砸门的声音，等着那些人鱼贯而入，等着那些人煞有介事的巡视一番，然后严正教育我几句，好象是要我站稳阶级立场，划清和父母的界限之类的，然后鱼贯而出。我总是用冷冷的眼光目送他们走。让我困惑了很久的是，这些人怎么有这么大的劲儿呢？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人家不是每家都查，也就是挑几家应景，我们这样没大人的小孩子家，当是上乘首选之列。不过，还真是有赖于那些掌灯不眠之夜，让我有大把的时间读书，凡是可以读的就照单全收，《牛氓》《海燕》《简爱》《基督山伯爵》《叶尔绍夫兄弟》《红与黑》，，，，后来没得可读了，发现家里有一书架的电视大学文学参考资料，哇！从先秦文学一直到现代文学，让我通读了个遍，想想看，满满一书架，漫漫五千年，足以让我受益终生。到今天为止，还记得从诗经开始的几乎所有年代的代表作，从先秦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白话文现代文学，看得一通昏天黑地，那时读的书就像是喝水一样，无书可读的时候，读一点就会记一点儿，看了就过目不忘。 文革结束以后，大家都考上了大学，和上了文学专业的学生聊天，他们惊奇的发现我幼时读的东西还真是不少，文学底子还挺厚的，好多文选他们文学专业的都还没读过呢。得意时就跟人家叫板，“嘿，咱们十三岁就就修完你们文学本科了。”
我当时只有十四岁，可那时已经俨然成了一家之主，要照顾一个六岁的小弟，对家的责任让我学会了承担。小小一个家，让我学会了许多东西。刚开始家里的蜂窝煤炉子总是灭火，要学会引火，我买的引火炭煤总比人家多几倍，还要学会封火。家里吃饭都是我做给我弟弟吃，因为家里没有什么钱，每天我会蒸一小锅米饭，然后在上面蒸一个鸡蛋羹，吃饭时蛋羹浇上酱油给他吃，按我粗浅的营养知识，小孩子是长身体的时候，鸡蛋是可以增加营养的，而我自己每天就吃白饭拌酱油，觉得还挺香的。原来不爱吃饭的小弟那时突然变了，变得挺镵的，我弟弟最大的心愿就是早上吃豆浆油饼，偶尔批准他吃豆浆油饼，头一晚他会兴奋不已，先是我带着他，我买了再端给他，后来他表示自己可去买，在早点摊上吃，头天晚上，我会在书桌上数好一毛二分钱，七分钱油饼，五分钱甜浆，他会早早爬起来，高高兴兴的去上学，临走还会轻轻在我脸上亲一下，快快乐乐早早出家，回来时他会得意的告诉我，“姐姐，我今天吃完油饼又把手上的油抹在槊料鞋上，我每次都这样的，看现在我的‘皮鞋’又黑又亮！多棒！”于是，我由衷的附和，“对对对，咱这皮鞋又便宜又好，还是皮凉鞋呢。”那一时刻，我们对幸福感受的分享即简单又充分。那是一种的满足。虽然今天想来有点小孩子家的苦中作乐，其实，小孩儿是不会区分苦乐的，只要满足就好。我们小时候穿的衣服都是旧的，我穿过的一件红灯芯绒外衣，那是我七岁时为参加长惠叔叔的婚礼给我买的，我穿了好几年，后来我长高了，妈创造性的给加了个黑色的底边，又多穿了几年。我不能穿了，我弟弟该上学了。我去买来一包黑颜色放在旧盆里煮一煮，就成了我弟弟上学的衣服，衣服破了还要缝补，我在北邮读书的堂兄后来总是提起，一个冬天的晚上，他来看我们，只见小弟已经睡着了，我还在灯前为缝补衣服的那一幕，听堂兄讲起时，我总是说“真的吗？我都忘了。”其实想想我还是记得的一些的，因为他穿衣服常常挂破扯破，特别是衣服口袋，总是扯开大口子，那时大人教导我们笑破不笑穷。咱也不能叫人笑话，于是只能挑灯夜战。那时候重要的不光是吃饭穿衣睡觉上学，还不能把他一个人放在家里，害怕被人欺负，我每天出行还要拖个小尾巴，走到哪儿就要把他拖到哪儿。而我家那辆大红旗则是我们形影不离的座骑，把我们变成三位一体的联合体，哪儿看到我，一定看我骑辆红车，后边车座上一定有个小小子，那时我弟弟小下巴尖尖的，小肩膀削削的，每天坐在车后架上，两只小手搂住我的腰，脸贴在我的后背上，也让我觉得很温暖，那时的我心中会时常涌动着一种感动，一个小生命的无条件依附，一种相依为命的亲情，一种舍我无它的责任，一种面对一切艰难荣辱无所畏惧的勇气，，，，
只有两个地方是不可以带小孩的，一是去小汤山看我妈妈，一是去牛棚看我爸爸，小汤山离北京有七十里路，有好长一段时间，我要跑到那儿去给我妈送粮票送钱，家里省下一些钱，还要买点营养品和水果，如果坐长途汽车，要花不少钱，初初去的时候，我也曾带着弟弟乘长途汽车去，后来打听可以骑车去，省不少钱，于是只能我自己骑车去了，深秋的北京郊区，开始刮起秋风。早上出发，到中午一点就可以到了，一路的柏油路，两边全是公社的庄稼地，赶上大秋，地里刨白薯，我可羡慕人家社里的人有这么多的白薯，我们要买白薯得半夜赶着去排队，因为爱白薯，就往地里多看了几眼，在地里干活的村里的半大小子看见了我这城里的俏丫头，亮着嗓子喊：“丫头 丫头 丫头” 那声音又清又亮，直到我车子骑了很远很远，还可以听到那声音，伴着我走了好远的一程，让我一边骑车一边偷笑。我真的很喜欢北京的深秋。可到了冬天，日子就太可怕了，西北风呼啸而来，把人吹的透心凉，如果赶上逆风，每进一步都十分困难，脸和手都冻僵了，北京的西北风，就像刀子一样。那时候，因为每次探视都是我去，妈妈的病友从未见过我爸爸，于是在背后开始议论，王老师的爱人肯定是黑帮，进了牛棚了，与此同时，也招来了一些左派病友的歧视和风言冷语，让妈妈的病情加重了，完全不能走路，失去自理能力，院方说，如果知道你会重成这样，我们就不会收你了，我们只收疗养的病人。那时一个什么样的年代？连生病都不能找到一个静养的地方。
另一个我弟弟不可以去的地方就是牛棚，因为那时他太小了，我每次去都会听到许多训斥，我会看到那些看管们对我最敬爱的亲人的无理谩骂和谴责，像喊犯人一样的在黑黑的走廊里大呼小叫的喊着名字。那是一个不叫监狱的监狱，那是一些不叫犯人的犯人，我们送去的东西，都要一件一件的过目审查，每件东西要细细过目，有些还要管教用手摸过，一件件打开看。那些细节，只有在电影里才可以看到。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管教们比西北风还要凛冽的目光，还有就是那种拿人不当人的讲话口气，所有这些会给人以无以名状的屈辱和恐惧。因为怕我弟弟太小，那么幼小的心灵就要承受太大的冲击，会对他产生太多的阴影，所以每次都是我骑车带着小弟弟一起去牛棚，先把他从后座上卸下来，再把给爸爸送的东西从挂的车把上卸下来。在五号楼门口找一个水泥台阶，指给我弟弟：“你乖乖坐这儿，我一会儿就出来。”有时候他也要求进去，我想了一下告诉他：“里头空气不好，小孩儿不让进”。于是他就乖乖的坐在楼门口的水泥台阶上，脖子上挂个门钥匙，两手托着小下巴，静静等待我去办事，我进去之前总要多看他几眼，反复叮咛几句再进去。
五号楼就是当年牛棚所在，在当时关押了许多知名人士，后来的著名的法学专家，钱端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著名红学家吴文裕等，都曾经在里头关过。所有的窗户全上了铁栅栏，说是为防止黑帮分子跳楼畏罪自杀，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特嫌，右派分子，地富反坏右统统关在里边。我们这些“可教育好子女”及其家属被允许每周探望一次，主要也是要送些生活必需品，像牙膏，肥皂，换季衣服，日常用药物，书 本笔墨等，还可以送烟，不过有规定，凡送来的烟不可以奢侈腐化，必须是三毛钱以下的烟。记得有一次，我爸爸得了病，当我见到他时，嘴上起了大燎泡，脸色焦黄。比以前消瘦了许多，当我一眼看到爸爸的时候，心里好痛，因为人小，也不会说什么，苦着个小脸，几乎要哭出来，爸爸看到还在哄我，“没事的，我都好了，你看没事了，”看了爸爸的样子，有许多话要说，和爸爸隔着一张大桌子，四目相对，旁边还有一个彪型大汉，那人的眉毛长的特别黑，态度也特别凶，我们几个黑子女背后还给他起外号。当我见爸爸之前他把我叫到一边，对我说：“你们这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想走到正路上来，一定要和黑帮分子划清界限，要劝他们老实交待问题，不然你们和你们的反动老子一样，是没有出路的！我们也会反映到你们学校里！”听了这番话，我知道我要讲什么了。“你的问题交待的怎么样？你要好好的交待问题”我这样问着爸爸。他回答我说：“目前关于我在抗日战争中的问题，已经基本交待清楚了，目前正在交待解放战争的问题。我一定好好交待。”天哪。抗日战争爆发那年，我爸才十二岁，解放战争时期，他已经是共产党了，正在南开搞学运，会有什么问题？我后来把情况打电话告诉在小汤山的妈妈，我妈说：“你爸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他们没有查出什么问题来，这是让你通风报信呢。”离开之前，爸爸对我说：“下次再来帮我买两条烟，记住要买三毛钱以下的，最好给我买‘红金’牌的，听别人说这牌子不错。”后来才知道，红金是三毛钱的烟里最好抽的，又没有超过三毛的标准，“老牛”在棚里也会偷偷研究一下有关什么最经济实惠，统一向家里要红金烟，这是那时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问题。我就更发挥了，买了三条红金烟，又买了两条大前门，偷梁换柱的换了两条，待下次进去时，三条烟送了去，有真有假，人家查的时候，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幸亏人家没有发现，不然叫人家给我爸扣一个抗拒改造的罪名，麻烦大了。当我再见到我爸的时候，脸上绷着，眼睛里含着笑意，没有任何暗示，想象着当他打开红金烟时抽出前门味道的惊愕表情，一定挺好笑的。和爸爸分手时依然很难过，小孩子也不会说什么，只能依依相别，每次临行前爸爸总是询问许多我弟弟的情况，从他一出生，爸爸就对这老儿子百般呵护，视若珍宝，和对我们大的完全不一样，大概人越老对最小的感情越深厚，文革以前，我们全家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奶奶和弟弟，）我小弟是全家每一个人的心头肉，世道突变，家中的宝变成了路边的草，爸妈的牵挂和无可奈何的苦衷可想而知，每次见面讲的一大半话都是关于小弟的，临别最后的话一定是要好好照顾你弟弟。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句话，真是说到家了。出来以后，看到我的小尾巴还挺乖的，穿了一件灰白色细条绒的衣服，小肩膀削削的，两只圆圆眼睛的盯着我的脸，似乎想找到见爸爸的答案，我说“爸爸挺好的，让你要乖乖听话，别淘气。”一边说着一边用一手扶稳车把，另一手一搂他的腰，顺劲儿就把他搁在了车后座上，我俩的动作已经相当默契了。
刚刚上车，把车蹬起来没骑两步，突然听见高音喇叭里有人大赞一声“好闺女！”吓我一一跳。仔细一听，原来是李玉和在赞自家的闺女，可我听着，好像觉得是我爸在赞我，“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也靠她，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骑在车上的我，用心听着这段听了千百遍的段子，可那一刻顿时泪如雨下，人家李铁梅大我三岁，还有爸爸奶奶在身边，可我十三四岁就要担起一个家的全部责任，孤苦伶仃的一对小姐弟，特别是我，一个人要面对如此深刻的世事艰辛，人家是社会公认的好闺女，而我成了社会公认的“黑子女”......... 行文至此，不禁潸然落泪，虽是年少之事，几十年都没想触及起，大约是不愿翻起着伤心的一页吧。
傍晚的落日余晖也是冷冷的，秋冬之交，一片萧瑟，最后一点金红色余晖照在我们身上，把影子拉的好长，两个小身影和那辆大红旗也被染成了红金的颜色，似乎是在最后被挽留的光中穿行,飞鸟归林，落叶西风，两个小人儿在暮色里行色匆匆，任凭北京的西北风吹落了那一身晚霞，奔去那个没爹没妈的小小的家。
以后的大红骑依然克尽职守，一次，我从农村回到北京，和同院女孩力平一块在西四骑车，她也是从陕西插队回来的，两人一路骑车一路聊天，淬不及防的被一辆解放牌大卡车的脚踏板刮到，我人被车拖了几丈远，司机是一位解放军的小战士，当时，我被车拖拉着，随时可能卷进还在行驶的车轮下。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完了”，慢慢，车停下来，那开车的小战士也吓晕了，站在一边不知所措。我试着站起来，还好哪里都能动，幸好受的只是只是擦伤，可是我的红骑挂进卡车轮子低下，主粱轧断开了，车替我挡了一命。警察过来，问是怎么回事，我们陈述了被军车拉倒的经过。警察问我人怎么样？有没有受伤。我回答说：没事。警察又问车怎么办，我和小力平几乎同声回答道：“修呗”“谁修啊”“自己呗”我们又是异口同声。都说今天老年人爱“碰瓷”不是因为老人变坏，而是坏人变老了，可我们那时候，真是太单纯了，根本不知道要求任何的责任赔偿。搞得当时围观的路人都个个摇头，议论纷纷，七嘴八舌的说，最少要让部队给你修车啊！我们两个傻丫头，完全不懂此道。
要说还真巧，路边几米处就是修车铺，还是当时北京挺大的一个修车铺叫西四修车行吧。我把车拖举着就进了那家车行。车铺师傅早已目睹了刚才的一幕。我要求他们给电焊了一下，把车扳正。修车师傅说：“这车已经不行了，我可以给你焊上是可以，可骑还是危险，最好不要再骑了。”那是1971年的事儿了。虽然有修车行师傅的严重警告，还是照起不误。
如此下来，红骑还是和我一家人相厮守了又是多年，直到文革结束，直到我返乡回城，那一年是1979年了。大红骑工作不止，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找工作，干临时工，每天和我相依相伴。再后来，我们都考上了大学，有趣的是小我七岁的老弟是七八级的，而我是七九级的，比他还低一级！上学时，红骑成了我的坐骑，那时我们全班一共有三辆车，和今天一样，有车族让人羡慕，这三辆车几乎是全班的公车，谁有事都可以借骑，一辆是北京女生朱萍的，那是一个眼睛大大的北京女孩，骑的一辆男式28车，还有一辆是杨华的，也是一辆黑色28男车，他们的车虽然旧，还都挺安全好用的，以我的车最为破旧，用了多年，断过的大梁不断开焊，骑起来车身发抖，很是危险，所以我的红旗是班里这帮家伙们的最后选择，人家两位的车好，借车要看人家高兴不高兴，他俩不高兴坚辞不借时，班里的同学们才肯屈尊向我开口借车，还老大不肖的说，得，就拿你的红骑凑合吧。每当此时，不免让我心升受宠若惊的荣幸，恭敬的将车钥匙双手奉上。在我们班里，只有一位被我起外号叫“夫子”的江苏东台籍同窗杨宇冠兄，对我的大红旗还是肯定有佳的，人家会说：不错啊！以车代步，当然很好。看人家多会做人，不愧为夫子。起码我和我的红旗没有那么尴尬。要不然，怎么是人家当了博士导师法学专家了呢！
大学的校工里有一位我们宿舍院里的邻居，和我差不多大，一起长大的，几乎同时下乡，先后返城，我上了大学，他成了工友，他的家境不好，他爸爸文革中自尽了，妈妈是幼儿园阿姨，挣不了多少钱，要养活四个孩子，我们叫他大朱，不爱讲话。他弟弟叫二朱，还有一对双胞胎的妹妹。后来，二朱考上了人民大学，应该挺有出息的，大朱顶班帮妈妈养家，在政法大学后勤当了工人，我们虽然从小长大又是邻居又是同学，却没讲过一句话，算是没有讲过话的熟人，一天我壮着胆子找到他，问他：“大朱，能帮我焊焊车吗？”大朱一声没吭，推上我的车就走了，一会儿，找来了焊条，电焊面具，电缆电源，仔仔细细的把车焊好了，又告诉我别动，又回库房去了，一会儿拎了一小桶和红骑一样颜色的油漆，十分精心的刷漆，把电焊的大梁没漆的部位全精心漆好了，这才开口说话，说：今天别碰，油漆没干，明天就好了。这让我好生感动，有的人话不多还挺有内秀的，因为大朱从小就写一手好字，画一笔好画，应该是挺有才华的，看大朱忙着修车，我突然想起又一件往事。
那是文革期间我和弟弟一起过日子的时候，1968年冬天，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大朱的妈妈金阿姨，悄悄的敲响我家的门，支支吾吾的向我开口：“丫头，我家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我一个人养四个孩子实在太困难了，粮食一直不够吃，还有户口在农村的，你家有多余的粮票支援我点儿，行吗？”那时，我们俩个小人儿吃的少，总是有结余，所以听她开口时我想都没想，二话没说就拿了三十斤粮票给金阿姨，以后她又来过几次，日子久一点时不见她来，我还会思忖，金阿姨怎么还不来呢？她家粮食够吃了吗？
现在想来，金阿姨当时真是很不容易，顶着个反动家属的帽子，收入又低，没有什么钱，拿什么去养活这一家这么多嘴？又怎么好意思开口求别人帮忙呢？又有谁肯帮忙她呢？就算开口了，人家不允或是给个白眼什么的，也再所难免，也许金阿姨也是经过千思百想，才想到了找着个没有大人只有小大人当家的我，时事艰辛，在那个时候维持生活，要忍辱，要负重，要心中权衡，即使来找我一个小人家，金阿姨恐怕也要鼓足很大的勇气呢。这两件事之间相隔十年多了，也许大朱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因为妈妈也许不愿意让孩子知道其中的艰辛与屈辱，但在现实中，还真应了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了。
车子修好了，班里的同学都说：“咦，你挺厉害呀，在咱们校园里，你还真是呼风唤雨，神通广大呢。”我只能以微笑不语答之。顶多附和说：“那是，咱们是谁呀！”如今又是几十年过去了，也不知金阿姨一家过的可好，常常心生所愿，天下所有好人都一生平安。
红骑到了最后的时候，连我都不能骑它了，所以只有放在楼道里，最后还用它学车的是是爸爸的关门学生，师姐抗美。柏征哥在后头把着抗美姐和红车在前头挣扎着，终于把车学会了。师姐是爸爸的得意门生，聪慧练达，才华横溢，有一双会笑的眼睛，老师们都很喜欢她，当然师兄们今天也是个个了得，五个人全部是大学教授，博士导师，个个当了大学校长，还有黄埔生学长当了将军，抗美姐后来也当了多年的政法大学常务校长，党委书记。用范伟的话说：人才啊！我家大红旗，在它最后退役还发挥了这么了得的作用，让法大校长学会了骑车，这是它的最后一功吧。
红骑的时代过去了，可那时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全都历历在目，那个时代的人间冷暖，世态炎凉，在我人生打下的是第一层底色。那总是一段忘不掉，也隔不断的历史，虽然被尘封在记忆里，一旦打开，如泉涌如江河了。我心所愿，捧出一泓心中之水，了去自己的旧事故情，以臻后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