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抗血清治疗效果的德国科学家von Behring（左）和日本旅德科学家北里（右)。
我们去日本的时间是夏末，神户依然潮热，不透汗的那种热，赤脚穿凉鞋会因出汗过多脚在鞋子里都打滑。所以幸亏那里有空调，但是旅行在外总免不了去看外面的风景。我的那次旅行如果不是在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可能命都沒有了。
日本神户这样的城市还是有国内那种邻里的感觉，只是街道的干净程度可以用极致来形容。由于不熟日本数个公司经营的地铁或轻轨系统，我们开始几天的早餐是在离旅馆不远的小餐馆吃的，临街的餐馆进去后有个椭园形的长桌面，服务生则在中间上菜。很多日本上班族都围着那里过早，又可以观赏门外或窗外的街景。他们的生鸡蛋就可以打入热面条里吃的，然后拌有很多半生不熟的海鲜等食物。我应该是过于相信日本食品和我的胃了，生鸡蛋和海鲜搅拌后就吃。我白天开会返旅馆后下午就开始腹泻，整个晚上都如此，达几十次之多，后来吐和泻交替进行。太太到楼下与旅店的服务生沟通，她开始以为中文和日文是相通的，想当然地先用中文写下 “腹泻”，没想到她们不懂；然后从谷歌查到日文的腹泻为“下痢”，他们才明白。从服务前台拿来的非处方止泻药还有效，只是下面缓解了，上面则开始呕吐，那 晚上把我们全家都折腾得不行，日本旅馆的房间本身面积就不大。
我第二天嗓子都因脱水变得嘶哑，赶到会务组找到那里的医生才完全控制住腹泻；配上日本街头可以买到的带甜味的含盐饮料，我才慢慢恢复，第二天是靠强力止泻药帮助我才完成了学术报告。日本会务的延伸服务管理得井井有条，他们给医生配有翻译。虽然那位医生听得懂英文，但是他们仍需翻译官程序化地逐字解释清楚，以免出差错。我至今还记得那位长得很标致的日本医生，她确实救了我的命。
让我们不带太多的偏见去审视世界各国在非政治领域的竞争力，包括近代各国在科学技术，制造业和商业等领域的表现，如果涉及动漫卡通片等文化影响力也行。不管 你是喜欢和羡慕，还是嫉妒和愤怒，在谈判桌上整体实力能够与欧美国家平起平坐的，日本仍唯一的东亚国家，或者说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其实在某些方 面，日本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反超欧美或者取得过支配性的地位。无论70周年的大阅兵多么群情激昂，我们必须承认这些事实，中国与西方在会谈桌上平视的日子还沒有到来。在科学创新上不思进取，依靠的数据来自天价般的上海鸽子笼式的公寓，如此虚胖起来的GDP是远远不够的。
这是我很多年前的观点，现在仍然没有改变，虽然日本近些年遭遇韩国在制造业上的巨大挑战，但是日本以诺贝尔奖为代表的科学创新近年令人印象深刻，几乎可以说是层出不穷。二 十几位诺贝尔奖的原创性工作诞生在日本，蓝色LED的诺贝尔物理奖被三位日本人囊括后连美国人都妒忌。免疫学近二十多年来的两大重大进展，类型识别受体 （TLR）和调节性淋巴细胞都有日本学者的竞争性参与。几乎所有的类型识别受体的踢除老鼠都是一家日本实验室做出的，他们的领军人物Akira教授与那次诺奖可以说是擦肩而过。调节性淋巴细胞的发现则完全是日本京都大学的科学家通过切除中央免疫器官而做出来的，美国人后来才跟进。另外，控制抗体多样性和淋巴细胞发育的重要酶（AID) 也是京都大学的资深科学家发现的。最近在美国十分热门的操作或编辑基因组的CRISPR/Cas9技术，追溯它的源头，那些基因重复序列的发现也可以找到日本科学家的影子。我们同时看到美国实验室里的很多日本同事都是那么的彬彬有礼，并且十分勤奋。圣路易斯华大有位著名教授说过，最可怕的事情就是你的课题落到了日本人手里的时候。在竞争激烈的领域，日本留美博士后可以吃住全在实验室，甚至连续数天不回家睡在老板的办公室里。
日本学习西方始于一百多年前的明治维新。考察史料，在诺贝尔奖正酝酿实施的十九世纪末，日本学者就做出了诺贝尔级别的工作，而屠呦呦去年才是中国本土的首位诺贝尔奖得主。如果当年诺贝尔委员会评审公正的话，人类第一个诺贝尔医学奖理应同时授予德国科学家von Behring（贝林）和旅德的日本科学家Shibasaburo Kitasato（柴三郎北里）。他们两人都是在微生物学鼻祖科赫（Koch）的位于柏林的实验室工作的独立科学家，他们将感染了白猴或破伤风的血清转移 给正常动物后，那些动物能够抵抗20倍的破伤风细菌和破伤风毒素的攻击。那篇发表于1890年的德文论文证明了感染机体的血清具有免疫力，他们认为免疫力来自血清里的稳定成份，论文末更是赞叹血液的神奇。后来意大利科学家发现那些具有免疫力的成份为一种球蛋白，也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抗体。实际上，贝林和北里在他们的经典论文中就首创了Antikörper（抗体）这一术语，德语的抗体仍然沿用它至今，英文则变成了antibody（抗体)。在人源化的单克 隆抗体为很多疾病带来革命性免疫治疗的今天，我们当然可以想象当年贝林和北里首次观察出抗体效应时会是多么地激动人心。贝林也在论文发表不久得到了荣誉头衔，这也是他名字里von的来历。
那论文只有他们两位作者，文中明确注明了白猴工作来自贝林, 破伤风实验来自北里，均为血清治疗的完全对等的合作。文章发表11年后的1901年被授予了首次诺贝尔医学奖，较他们的导师科赫的1905年诺贝尔奖还早 颁发，其重要性可见一斑。诺贝尔委员会可以说是完全无视事实而仅授予了欧洲的德国人贝林，并且在获奖陈述中只涉及白猴的工作。另一层的考虑是，当时授奖标准更严也是部分原因，很多项诺贝尔奖都是单一的获奖人。诺贝尔委员会有50年后才公布提名背景资料的传统，贝林的提名人为他在德国马尔堡大学的同事，北里确实同时受到了匈牙利科学家的提名，当时北里已经返回日本多年了，然而诺贝尔委员会没有公布授奖时放弃北里的理由。
诺贝尔奖改写不了人类医学史，现在几乎所有权威论著都将抗体的发现权同时归德国和日本科学家。我们从此可以看出，当中国还是满清晚期的腐败乱局时，北里在日本完成了医学教育后，在1886年能够前往当时最富竞争性的科赫实验室，抵德国四年后就做出了里程碑式的发现，这个中日的巨大差距也应该让中国的年轻人知道。北里在论文发 表两年后的1892年启程回日本，当时他是德国政府授予教授荣誉头衔的首位外国人。与北里的博物馆还藏有科赫氏的头发的融洽关系正好相反，贝林后来与科赫闹翻去了德国马尔堡大学，他和免疫学创始人之一的德国科学家Paul Ehrlich也有矛盾, 因为后者与贝林关于白猴的合作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贝林的名字一直存在于一家诊断试剂的公司或兼并后的公司分部中，北里在东京附近创办的北里大学为 2015年日本诺贝尔医学奖的产地。北里还在香港共同发现了鼠疫耶尔森氏菌，这次又是他的功劳后来才被承认。
从这段抗体的发现，我们可以看出日本人是很早就开始学习欧洲了。日本学术体制现在仍然是一个系只有一个教授，其他助理或副教授都是围绕这个正教授展开工作的。这是典型的欧洲大陆国家特别是德国的体制，日本人忠于传统的特质也可以从他们超过百年不改这种等级森严的学术阶梯看出。即使二战之后美国深远地影响了日本，但是他们仍然是全日本只有据说不到二十位免疫学正教授（至少一位受训于华大的我们科系)，只有教授退休了，他的职位才能在全日本竞争后填补。从贝林和北里同时在科赫实验室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德国巨型实验室的中层科学家也是相对独立的；英国剑桥也是类似的情况，两次诺奖得主的桑格的博士导师纽伦伯格，当时还只是一位博士后。
神户离京都很近，从下泻的病体刚缓过来后，我们只好取消去北海道旅行的计划，去了京都。京都虽为古城但是火车站却非常现代化，京都保留的很多古建筑让你觉得回到了没有折迁过的中国似的。我走在日本街头还有不少亲切感，因为我又能看到再代表中国文化不过的汉字，而韩国和越南早已将汉字废除了，弄得他们的后代连自己的历史都读不懂，日本与他们相反的是废除了中国的春节传统。在京都我们专门坐公交去参观了日本首屈一指的京都大学和她的图书 馆，无论从校园还是那里的建筑，京都大学确实让我感概万千，这世界级别的大学也是太朴素了。那图书馆的规模只好跟美国稍微好点的公立图书馆比较，哪里找得到耶鲁斯特林图书馆的半点感觉？
我们长大的年代可以说只有很模糊的南京大屠杀的印象，那是为了政治需要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时代，没有张 纯如的书那只是一个未被证实的南京事件而已。但是现在国内的政客和媒体可以煽动民众成批地焚烧日产汽车，腐败到两军委副主席贪污以亿为计的军队，还被有些人拿来说要与美日血战。国内愤青想与美国对抗，看看那张美国麦可阿瑟将军重返菲律宾登陆海滩的照片吧。看那里的美国人是一番怎样的精神面貌，将军涉着海水的双脚推着向前倾斜的身体，还有那注视前方的坚毅目光。美国人的这些品质在美式橄榄球中得到充分的展现，男孩也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富有竞争和冒险的精神。中国更缺像基辛格这样的拥有国际视野的战略家，央视那帮所谓的国际政治评论家张开口就跑火车。现在北大清华开始重视国际政治学科，希望今后能够产生为中国识路的学者群。如今是外交都可能被群盲们左右，弄得周边国家除了巴基斯坦外恨不得到处都是敌人，最不值得信赖的俄罗斯却被中国拥抱。
中国军力以防卫为主是应该的，适当向进攻型发展也可以考虑。这样可以让那些将中国军力吹得天花烂坠的愤青们拥有些真傢伙，毕竟自1979年对越战争后中国就 没有过实战的经验。但是沒必要什么都和美国比，美国是个特例，美国军力超过世界第二至第十五的总和。美国航空母舰每天在全球巡演，根本不需要通过阅兵来宣 扬武力，并且美国近代的所有战争都是千里之外，这种能力在未来的几十年只有美国才具备。据说小布什入白宫前只去过北京等很少的外国城市，他刚进白宫听到美 国全面军力报告后都吃了一大惊。虽然经过那么慢长的总统选战去了解美国的国力和民情，但是真正能接触到美国所有军事信息时，其强大程度还是远远超过了小布 什的想象。细究也比较好理解，我以前说过，如今整个欧洲找不到一所超过芝加哥大学的学校，至于麻省理工和加州理工周围那可以让地球震憾的大脑，恐怕只有在 波士顿和洛杉矶郊外才能找到。
美国世界领先的科技是美国军力的保证，而后者又为美元等软实力保驾护航。美国B-2隐形轰炸机还是有点过 时的标志性机型，她通常从我们中西部州的怀特曼空军基地起飞，可以在全球范围执行任务后，不作任何停留地安全返航至美国内陆的密苏里。每架总造价超过20亿美元，早期设计时MIT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也作出过贡献，B-2至今能够抗拒全世界的绝大部分雷达等识别系统。所以她完成任务已经返航后，对方才知道她曾经造访过。
从周恩来涉及的上海公报，到随后的一系列的中美双边政治会谈中，中国领导人都是从不同的角度要求美国制约日本遵守停战后的和平宪法。从周恩来到邓小平都表示过欢迎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因为美国仍东亚和平的根本保障，这种观点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更是无数次强调。现在民调领先的美国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就是美国重返亚洲的倡导者，如果她当选，势必将与中国民粹化的大环境相碰撞。美国纳税人资助的美国在东亚的存在，除了为美国谋利益外， 一个和平的环境也为中国的崛起创造了非常重要的条件。没有美国的存在就没有二战后的70年的东亚和平，这是显尔易见的道理。
京都大学（上）和耶鲁大学（下）的图书馆。
“我回来了”：麦克阿瑟登陆菲律宾海滩的著名言论和历史照片。
美国航母编队。
圣路易斯拱门下的B-2轰炸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