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 肖郎：我在七十年代做老师 (1) —— 华师大里的肉包子事件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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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拉练
在华师大的半年里，日子过得陿意极了。从农场返回上海了，如同是灵魂那样的户口粮油关系也迁回了，既没有读书压力，也没有工作压力，我周围的同学，好像没有一个人在忧虑，或者在认真想过，今后的教师生涯会是什么样子的。也许乱世里的人常常是过一天算一天，不去想那么遥远的事情，直到现实明明白白地摆到你面前。
72年春天，我被分配到一所中学，那中学位于上海有名的“三湾一弄”其中的一湾地区。“三湾一弄”，是潘家湾，朱家湾，潭子湾和药水弄的简称，也是上海最著名的棚户区。这一大块地区，是全上海“下只角”中的“下只角”（上海话“下只角”，是指很差的地区），且不说人们住的房子有多么简陋不堪，很多房子的墙仅仅是竹排上抹一层纸筋石灰，屋顶就是铅皮或油毛毡，整个棚户区内的公共设施也是少得可怜：几十户人家共用一个水笼头，给水站那里永远挤滿了前来抬水的人，我也从来没有弄明白这里的厕所问题是怎么解决的。走进棚户区，里面的路又小又挤，錯综复杂，如同进了水浒祝家庄的盘陀路，没有人指点根本走不出去。更令人生奇的是，虽然是在上海市某某区，但这里好像根本和上海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人们都不会讲上海话，大人孩子全部讲江苏北面的地方话。我做班主任后才知道，我的学生中有很多人，他们都十几岁了，甚至从来就没有跨过苏州河（那几个湾区都在苏州河北岸），到所谓的上海市区玩过，逛过南京路！
我们那一批共有十五，六个崇明老师被分进了这个学校，应该算是很多人了，也许是这样地区的学校，老师流失率特别大的缘故。报到当天的下午，学校领导找我单独谈话，告诉我，其他老师都分到中一年级，就我一人去中三年级。领导说，那是个乱班，原来的班主任是个年轻女老师，掌控不了，所以让我去接这个班，做班主任。那年代，不知道基于什么原因和考量，中学的学制从本来的初中三年，高中三年，一共六年，改成了不分初中高中，共四年学制。学科上，语文数学政治没改，物理被改成叫工业基础，化学和生物合并成农业基础。学校老师都是跟班制，就是从中一起，一直教到中四毕业。老师的办公室也不像原来以教研组分，而是以年级分，同一个年级的老师，不管你教什么课，全部在一个办公室里备课办公。
真的坐下来，准备上课，接触了老师和学生，马上就看清楚了面对的现实：你想管理好班级，教育好学生，但老师和学校手中根本没有任何有效的手段可以来用。对一个孩子来说，要认真读书学习，自律做个好学生做个好人，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象是一位网友的名言：“学坏容易学好难”。学校，老师，家长和社会，必须要有一种奖惩机制为手段，才能规范，鼓励，帮助学生做到这样。然而，那个年代，这个机制完全没有了。读书好有什么用啊？做个好学生有什么用啊？从某种意义，中学只是成了个分配学生去向的机构。学生在这里待上四年以后，不管你是好是坏，只要不坐牢不判刑，学校就要按照学生的家庭情况，兄姐是工是农来分配去向，决定是留城做工还是下乡种田。中学里，也没有一切可以用来评判学生文化知识水平高低的标准，平时从来没有测验，没有考试，更加不用说什么高考。用当时一句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读书彻底无用”。
我接手的班是73届，这个班有多难弄呢？我无法一一细述。举个例子，男孩子中有几个团伙，在外面都有善于凶狠打架的名声。出头的几个学生的袖子里常藏着三角铁，书包里也有石块断砖，这些都是随时可以应战的武器。不知道这些学生是听说的还是好像懂些法律，他们绝不在身边准备三角刮刀，尖刀这类利器，因为三角铁，石头砖块都属于是在马路上可以“捡”到的東西，但“三角刮刀”“尖刀”之类在路上是“捡”不到的，万一打架打出事了，可以声称自己是“正当防卫”，这些“武器”仅是自己在遇到袭击时偶尔拾到的，绝不是“蓄意”准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件事是，我们学校里的课桌椅都是苏（联）式，桌面是下倾的斜面，斜面板向上翻起，才是放书包的柜子，桌子由铸铁架子连着椅子，椅子由几根粗实的硬木条用镙丝固定在铁架子上组成。那几个経常在外面打架的孩子，他们座位下的硬木条，总有几根是镙丝早就被悄悄卸掉了的。有学生告诉我，这是他们随时防备有外面的仇家来冲学校冲教室，把他们堵在教室里打，如果这样的事发生，这种硬木条就可以随手抄起来应战，而这种“武器”，也属于是他们在教室里“顺手”拿到，绝不是“蓄意”。我这才知道，因为打架弄到要“蹲庙”判刑（被抓进公安局要剃头，所以俗称“进庙”），“凶器”是有计划准备还是无计划顺手拿到，对量刑的结果会有很大的不同。至于女孩，学校领导告诉我，我的班里也曾有学生，在母亲的陪同下，要求学校开过“人流”证明。对于这样的班级，比如上课捣乱，在学校里抽烟，等等，这种都属于是小儿科的事情。
有没有好学生？也有，班里有7，8个红卫兵学生，这个时候学校里的“红卫兵”，已经完全不是文革时期“红卫兵”的性质，而是像是文革前共青团员的意思。这些学生很不容易，绝大部分都酷爱学习，如饥似渴，比如他们真心实意地跟我学写字，也想能够写一手漂亮的钢筆字。
刚刚接班时，我在班里和学生们的关系很尴尬，很明显，孩子们在掂量我。幸好这样的尴尬仅仅持续了几个星期，大约是四月初，拉练就开始了，半个月的拉练，和学生们同吃，同住，同走，没有任何间隔地相处，迅速改变了我和学生们的关系。
那个年代，国家面临各种压力，战争真的是有可能发生。所以城市里有各种各样的备战措施，拉练是其中之一。中学的三，四年级学生，工厂的工人，机关职工都要参加拉练。我们中学，中三年级为一支独立队伍参加拉练。每个班级称为排，三个排为一个连，几个连，即整支队伍为营。一个连建立一个炊事班，由一个老师带领，每个排抽2，3个学生到炊事班工作，就是这十个人左右的班子，负责供应全连近150人的每天三顿饭，和一壶开水的工作。炊事班有二架黄魚車（像北方的三輪平板車），装着炉子，鍋，煤，米，作料和菜，走路加上做饭，可以想像，他们够辛苦。
每个班级一般都有男女各一位老师随队走，但我班里原来的女班主任，只走了一天就因为身体吃不消，回家了，所以全程只能我带班了。我们先往上海的西北方向嘉定县走，然后折向东边进入宝山县，在快到江苏的浏河时，再往南返回上海，全部时间为半个月。我们也不是每天都走，大概是走二天歇一天，所以大致是走了十天，走的时候，最少每天走六十多里，最多走了近八十里，这样算来，十天总共约走了七百里左右，相当于上海走到南京的距离。
出发前就反复教会学生们如何打背包，每天早上吃了早饭，大家打好背包，要检查督促打扫干净村子里的住处，帮房东挑滿水，然后整队到连部集中，连队再到营部集中，最后大队出发。中午吃饭休息后继续走路，傍晚时分，走到宿营点了，由营部先驻下，各连部继续往周边村庄分散，连部也驻下了，我再带队（排）住到邻近的村子里。上海郊区的村子都很小，一个班级（排）驻在一个村，村子里会腾出五，六户人家的堂屋，来按排这五十号人的睡处。接待工作做得好一些的村子，睡的地方放着门板，感觉干净些，有的村子，就铺些稻草，也不知道前面已经接待了几批拉练的队伍，稻草早就又糟又烂，常常还潮湿不堪。我作为老师，要跟学生们说，这是准备打仗，有个避風避雨的地儿就不错了，没什么好挑剔的。
通过拉练，我能被学生们接受和认可，可能也在于我这个人下过乡，不怕苦。每到一地，我会把自己的睡铺按排在一个大些的屋子里，这样我可以把班里最调皮捣蛋的近十个男生搁在我的眼皮底下。我一般会匆匆扔下自己的背包在最靠着门口的位置上，就去按排其他所有学生的睡处。等到每个人都有铺位了，还有很多细事要落实，比如洗漱方便等等，都要一一指点给他们，不能把村子里弄得一塌糊涂。差不多开饭的时候，要让人去连部炊事班把饭抬回来，我们每人是一个用油漆写好了姓名的铝饭盒，饭菜由炊事班人员分装好，然后各个排去领回。吃完洗净后，饭盒再集中起来，送回炊事班，准备下一顿餐。出门在外，不就是“吃喝拉撒”这些破事吗？忙完了这些事，我才能回自己的铺位，稍事休息。
记得有二次回到睡觉的地方，才发现农民的堂屋里，竟然放着从地里挖出来的棺材板（那时木材极度稀缺，以至装过腐尸的棺材板，农民挖出来也当宝贝），而靠里面的那舖位就紧紧挨着腐朽污糟的板材，当然没有学生願意睡那位置，这样的情况，只能是我去睡那地方。确实是很难的事，记得躺下后，肮脏不堪，散发着异味的棺材板快贴到我的脸了。我相信，再难缠的学生，看到我不加思索，就把自己的背包从门口的铺位，转而扔到那铺位上，他们以后也不好意思再和我过不去。
在拉练中，我还做了一件让学生很高兴的事：热水洗脚。拉练一天要走六，七十里路，一天走下来，脚就无比难受，但连部炊事班根本不可能再提供热水给大家。那季节天气还冷，河水也冰凉，但是没有办法，我自己就只能在河边洗脚，自然想到了学生，尤其是女生，这十天半月怎么办？就想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上海郊区的农户，他们一年就靠生产队里分配的一点稻草和棉花杆来烧饭做菜，平时绝不敢浪费一点，要想让房东农民拿出柴火来给学生烧点热水，不付出点是不可能的。我在崇明农场时，就知道农民最喜欢粮票，我们那时候过年回家时，就拿多余的粮票去和农家换花生，黄豆之类上海紧缺的东西。中国的农民真是可怜，长期以来口粮分得紧巴巴的，不吃商品粮，自然也没有粮票，于是他们不能到镇上的粮店里哪怕买一斤面条。江南地区不能种小麦，但是南方人也喜欢偶尔吃碗面条，那时上海郊区的农民有了几斤粮票，能够到镇上去买面条吃，竟成了件无比奢侈的事。所以用粮票来交换，让房东老乡烧热水，我的学生能够洗上脚，实在是件双方都开心的事。我因为知道这次拉练，总是会要和农民打交道，所以出发时身边就带了几十斤粮票，以备不时之需，这种时候也真是用上了。热水首先供应女生，有多余才让男生用，学生们是够满意了。用粮票来摆平这事，我是悄悄地做，学生也不知道我到底耍了什么花样来做成这事。因为其他班级的学生都没有这种享受，我班的学生当然会去炫耀显摆，而我这个新来班主任的能力，自然也被学生们认可了。
世界上很多时候的道理其实是一样的，想带好一个队伍，建立自己的威信，无非是二条：自已吃苦在前，爱护他们如自家的弟妹。
拉练出发前，学校还给大家一个任务，就是访贫问苦，做农村社会阶级调查，了解阶级斗争新动向，回来后要写调查报告。我过去自己做学生时，听过无数次这种忆苦思甜，阶级斗争的报告，但都是由其他人组织，我们只要带个耳朵去听听就是了。现在没想到，这种事要由我来组织和安排了。在不行軍的日子里，我一般是每次带半个班的学生，就找房东家的老人聊聊天，常常是由我提问，学生有兴趣时也会插问，房东老人回答我们感兴趣的问题。这样的访谈有好几次，我不能一一回忆清楚，下面将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些内容集中，以对话形式写出如下：
问：“村子里有地主富农吗？”
答：“没有，地主都住在镇上，不会住在我们这些小村子里。”
问：“那村子里是不是都是贫下中农？”
答：“土改时，村里基本都划为中农。”
问：“为什么？”
答：“因为家家都有一些田，自家耕种。”
问：“没有贫农，雇农吗？”
答：“敗了家，把田都败完了，也有这样的人，但都到上海营生去了，现在他们早已吃国家粮，是工人阶级了，还是我伲种田人最苦。”
问：“解放前，你们有没有也种些地主的地？”
答：“劳动力多的人家，也有租一些地主的田来种。”
问：“那是不是要交很多租米？”
答：“租米太高的话，没有人会种，田也会荒的。如果地主的田在附近，其他地方的人也不会走远路来租田种的。”
问：“你们的房子是什么时候造的？”
答：“都是三四十年前的老房子，村里有些房子也有五十多年了。”（我算一下，应该是指二，三十年代，我后来听说那个时期经济起飞，上海绝大多数的房子，弄堂，都有所建成年份的标识，也都是建于那个年代。）
问：“以后没有人家造新房子吗？”
答：“哪里有钱？一个工分（指一个全劳力出一天工）才值几只角子，哪里造得起？就算想造，又哪里能批到砖，瓦，木材？”
问：“你们养猪吗？”
答：“猪要吃很多食，没有几家能够养。”
问：“那养羊吗？”
答：“养二只山羊，小孩子放学后去放羊。”
问：“那过年杀羊吃？”
答：“哪里舍得，都拿去镇上卖了，也可值二十几块钱，贴补家用。”
问：“你们养鸡鸭吗？”
答：“一家可以养二只。”
问：“为什么只养二只？不能多养些吗？”
答：“鸡鸭要吃谷，养多了，就要吃生产队里公家的谷。如果一家多养一家少养，摆不平的。”
问：“那过去（指成立生产队以前）也不能多养吗？”
答：“养鸡吃自家的谷当然可以多养，吃别人家的谷，就是偷人家东西了，那要打相打了。”
我不懂経济，更不懂中国的农村问题，我不知道那时候的官员有没有做过哪怕一点点社会调查？还是他们明明知道农村的实际情况，却也不敢讲任何话，人人“度死日”（上海话，不担当负责，如同行尸走肉的意思）！
有时想想拉练也是挺有意思，走几百里路，能知道很多书本报纸上从来就读不到的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