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选看台湾主体意识的上升

从大选看台湾主体意识的上升

台湾总统、立法大选结束。民进党大胜，不仅在总统选举中大胜国民党候选人308万票，且在立法院第一次成为多数，成就政党轮替；台湾民主发展进入一新的阶段。

如何解读此次大选以及诸多的后续课题：选后台湾内部的政治变动，民进党的大陆政策，百年老党国民党能否改革重振，台湾年轻世代的政治取向，台湾的认同问题，新兴势力能否突破现有的传统政治框架、制度约束，拓展台湾的政治光谱，两岸关系是否会进入新的动荡期……这诸多问题，既是台湾各界也是大陆乃至海外华人、国际社会关注的话题。

这里本人不揣疏漏，就其中几个问题谈点看法，就教读者。先谈台湾主体意识的问题。

历史转型中的两岸互动

二十三年前，笔者曾受邀赴台参加过一次两岸关系的大型研讨会，做过一个主题演讲。其核心思想是：两岸都处于一种历史性的转型中，任何一方内部的变动都会在双方的关系上有所体现；而双方关系的演变也必然会牵动各自甚至是对方内部的变动；某种互信和动态平衡是两岸各自内部成功转型、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外部条件。

近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以台湾来讲，从威权体制向民主体制的转型基本完成，政权的合法性得以再造，社会多元但和谐有序，公民社会进一步发展，台湾主体意识逐步强化，那种现代化成功初期的躁动和浮浅渐渐被一种更沉潜富内涵的文化风格所取代。

但经济上尚未完成有效的产业升级，显得有些进退失据，这一方面是台湾原有的以中小企业为主的经济结构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在推动创新、把握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一些发展机缘如利用大陆的经济增长进行结构调整，推动升级上着力不够有关。

就中国大陆来讲，在上世纪末内部八九和外部柏林墙的崩塌等事件的撞击下，后共产主义转型也有了某些重大的进展，这尤其是体现在经济领域。借助改革以及搭上新一轮全球化快车的开放，经济发展迅猛，激活的能量使得社会复苏、分化、活跃，但却因制度再造的缓慢而显得有些无序。文化上呈现多元但却因政治的压制而显得扭曲，大变动时代的种种焦虑，认同的危机，制度上缺乏有效地表达、舒缓的渠道，文化上也缺少深厚、鲜活的资源加以化解。

而最严重的问题显然是在政治改造上的沉滞，造成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演变的相互脱节，积聚了诸多如社会不公等矛盾，执政的合法性危机并没有因经济的增长得到化解，这随着新一轮经济下行周期的到来而尤显突出。社会紧张且有加剧的趋向。

但无可争辩的是，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两岸关系的发展虽经历诸多风波，但整体看有长足的进展。放到一大历史的角度来审视，两岸的交流、互动的热络程度，既不是二战后那短暂几年的来往所能相比，更不是满清割让台湾前的岁月可以想象，这种挟现代信息、交通手段、经济的驱动、文化的渴求、全球化的促动所造就的两岸社会互动前所未有，在可见的未来可能会有冷暖起伏，却也注定是难以阻挡。

也因此，两岸双方的各自内部的变动也比任何时刻都深刻地影响着彼岸的进程。当然这种影响形式多样，或直接、显现，迅疾，或间接、曲折、隐缓。就政治来讲，2000、2008、2012以往的三次大选，两岸因素都直接成为影响选战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但反观此次2016年大选，两岸议题相对降温，即使是朱立伦曾试图再打两岸安定牌以拉抬选情，但效果并不明显。这或许是因蔡英文当选已成定局，使其能在选前适当地调整政策，向两岸政策上的中间路线靠拢带来的效果，或许也是因大陆汲取以往的教训，加之其世界影响力的增长带来某种自信，并没有强势介入试图影响选战所致，总之，两岸议题失去以往影响选情的权重。

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可能在于，经陈水扁八年执政和两岸交流的深化，某些不现实的想法已经淡化，维持两岸现状已成为台湾社会某种共识，那种激进的统独立场在当下都已处于边缘化。两岸关系问题上的立场趋于理性平和务实。那些有很强台湾主体意识的新兴选民，就其大部分人来看，也与以往民主化初期那种带较强的意识形态立场的上一代深绿选民不同，对大陆并不取那种绝然势不两立的态度。

主体的追求与民主

不过，显而易见的是，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台湾主体意识整体上强化，这尤其是在年轻一代人身上表现得更加显著。人们或许习惯于以两岸的视角来看待此一现象，但如果我们不局限于此，将眼光投向世界，我们会发现这种对主体性的追求是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即使是在中国大陆，社会日渐分化，各种代际、族群、性别、地域、职业等领域的主体性追求也是沛然成潮，成为时代的主流。

可以说，自现代性诞生以来，主体性的追求就既是其主要特征也是其主流趋势。尽管在带有强烈的极权色彩的二十世纪这种潮流遭受反弹、阻滞，但仍不失其主导地位，且随共产制度的崩塌和一系列威权体制的瓦解，在上世纪最后一、二十年形成一世界性的高潮，延续至今。虽因恐怖主义、各种经济和社会的危机势头有减缓的迹象，但依然澎湃向前。

而民主制，既是这种主体追求在政治上的制度表现，也是巩固，推动，深化这种追求的最重要的途径。二十多年来的台湾民主化，既是台湾内部的社会压力、政治更新的内在要求，也是整个世界、东亚二十世纪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组成部分，而不能仅以台湾自身发展的逻辑来做单一的解释，或仅以蒋经国、李登辉等政治领导人的意图和作为来加以说明。

事实上，当蒋经国说“我是台湾人”时，已经给几十年后今日“我是台湾人”的主流合唱定下了第一声调门。只是他或许没能想象得到的是，由于缺乏共同的记忆和生活，他的另外一句有关认同的话“我也是中国人”在新的一代中已渐渐失去回声。

因为，由他启动的台湾民主化进程，注定是要在台湾主体意识的形成上起到发动机、助推器的作用。而北京当局因意识形态的僵化、威权体制权力运作的惯性、缺乏远见、对台湾缺少了解造成误判，政策调整的滞后以及某些事件上做法不当等等，也一而再，再而三事与愿违地从外界压塑强化了这种台湾意识的生成。至于香港回归后发生的一切如“占中运动”，最近安全部门越境到港黑社会般绑架出版人等事件，不仅让“一国两制”彻底破产，也总是不断地给岛内拒斥统一的论述添加最有力的证据，让香港的亲中派灰头土脸，台北的统派哑口无言。从前年的“九合一”到此次大选，香港发生的种种都有力地起到了给绿营助选、弱化中国认同的功效。

集体记忆与认同变迁

而当那弱弱无助的十六岁女孩周子瑜一身黑衣被迫道歉的画面在选前最后一夜在网上大规模传播之时，台湾人那根最敏感的神经被触动了——被外部强权遗弃、压迫的“亚细亚孤儿”的集体记忆再次激活，一夜间或催生了3%到5%几十万到上百万选票给绿营，让国民党又丢掉本可拿下的几席议席。

我们尽可去象一些人推断那样认定此举乃绿营选举操盘高手所谋设，但大陆这些年在涉外、对台事务上官方、“环球时报”那类官方媒体所纵容甚至是鼓动的民粹、民族主义氛围，显然是这种计谋能达成效果的前提条件。

正如每个人、族群、民族的主体意识都是与生存经验相连，台湾主体意识的生成说到底是与台湾近代以来特殊的历史境遇、集体记忆有关，当着那些跟随国民党到台的老一代人渐渐逝去，与大陆没有共享的集体记忆和生存经验的新一代成长起来，台湾主体意识得到强化是逻辑的必然，是不能仅用某些教科书的更改来全部解释的，尤其是这种意识上的不同是有些现实的不同作为参照并时时得到某种佐证的。

就以民族意识较强的韩国人来讲，其年轻一代，因制度的差距、生活经验的不同而生成的对朝鲜人的不认同，拒斥之强烈也是显见的。或许这些南韩青年与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大陆年轻人、台湾的青年共享的语言和情感要远大于与其同龄的北韩青年所共有的。正如笔者不胜感慨地发现，在台北观选后一晚，陪些大陆出身的年轻人和台湾年轻人一起去唱歌，他们彼此间因两岸这些年的交流所分享的共同语言和情感竟远大过本人这属于上个世代的大陆人与大陆背景的年轻人所共享的，至少在那一晚，在那种场合，就那类话题。

事实上，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即使在海外，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两岸新一代的同质特征正日益增多。从这两天的“帝吧远征”事件也看出，尽管双方各执己见，相互之间在资讯和了解上还有相当的误解和隔膜，但新媒体时代成长的一代人之间某些同质性的东西正在增多，这也是后来该事件能转变成某种带交友娱乐性的互动的基础。

从这个角度看，在台湾主体意识增长的同时，台湾人与大陆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某些认同交织因这些年的互动事实上也在增多，至于这方面的交织能否体现到两岸在国家政治认同层面的某种新交织，那要取决于今后历史的演变，取决于双方特别是大陆的政治发展。如果大陆政治发展继续滞后甚至倒退，两岸缺乏某些符合现代文明的共享价值，势必冲淡、弱化双方这种因互动的经验交织所积累的某些正面效果，阻碍两岸关系的发展。

其实仅就大陆自身的发展来讲，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也绝不是福音。当着许多人不惜代价移民海外，却指望台湾人认同大陆，这显然是不现实的。而那些参加FB“帝吧”远征的一代，也不会永远耐着性子翻墙。或许，他们心中的某种不耐烦正在积蓄，正象网上一篇对一位参与了此次远征指挥所工作化名“美琴”的年轻人的采访所揭示，她说：她要经历历史，要在推倒的柏林墙印上手印！我们可以感慨其认知的混淆，但我们也依然可以从中感到她所具有的那种本质上同台湾这代青年人一样的主体冲动。

这里顺便提及一句所谓台湾的“反中”，这恐怕也需要具体的分析。在笔者看来，“反中”今天在台湾已不再象多年前那样情绪化、简单、整体化，而是具有层次，在政治上强，在文化上淡。而某种意义上，因中国的崛起、扩张造成的压力，某些中国人的骄狂、不文明的举止、缺乏对他人的尊重，一个世界范围的“反中”潮流在许多国家也是暗潮涌动，当然因现实尤其是经济利益的考量，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府也同时都现出对中国的热情，这种上下有别所显示的矛盾，或许可能会是中国外交未来遭受某种挫折的根源。

认同从来就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象英美那样，同属一个民族、共享一种文化的也可能分成不同的国家；而不同的民族、文化、语言的人们组成共同的国家的例子也不胜枚举。甚至相互敌对的国家因各种原因弃置前嫌走到一起，结成联盟，共创未来的例证也多有：以欧洲为例，法德为现代史上的冤家，并不妨碍其今日正成为欧洲建设的双架马车，在某些欧洲事务上，双方的认同在弱化，欧洲人的认同在凸显。而和平分手的捷克和斯洛伐克却在欧盟的框架中再次携手。欧洲建设今后可能会遭遇某些挫折，但长远看，如欧洲建设继续下去，假以时日，一种联邦式的统一欧洲的出现也并不会让人感到意外。

与这种统合趋势相对照，因主体意识的增强，欧洲到处也都出现那种分离主义倾向，英、法、西班牙、比利时……所有这些分离主义运动在主张分离的同时却也都宣称分离后要加入欧盟。就世界范围讲，这种分离趋势也在不同的大陆，不同的区域持续地酝酿和发展着，以或暴力或和平的形式呈现着，构成对各种既有的政治框架的新挑战，也在考验人们尤其是政治领袖们的智慧、胸襟、眼界。

在笔者看来，台湾主体意识的提升并不一定意味着冲突的必然。两岸的人们都应努力去了解对方想法历史和现实的成因，坚持交流。因为两岸交流是型塑两岸未来关系的深层基础，只要这种交流互动不中断，两岸的相互理解、共享的经验终会逐渐加深增多，最终为以一种双方都能接受的和平的方式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培养条件。而要做到这一点，前提显然是双方精英和民众彼此要有善意、耐心和历史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