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就听说了中央要求不要扩大悼念总理规模，难以理解。在干部子女的圈子里，渐渐传开了中央内部各种斗争的消息，矛头直指江青和上海帮。那上海帮在上海人们心中没有什么威望。倒是那几年邓为首领导下的整顿，颇得人心。
刚听到“四五”运动时，还有点不解。就我们所在的周围，悼念总理的活动还是组织得相当不错。觉得北京的人们，没必要这样将毛推到把事情做绝，并授人以柄，致使邓难以翻身。可那反击右倾翻案风，实在让人打不起精神来。医院宣传部负责人找到我，要借调我几日，脱产为宣传部写稿，帮助出大字报和版报。我以老毛的学生还是要“以学为主”为理由给推脱了。
很快，传来了“总理遗言”和“天安门诗抄”。读到“总理遗言”，触动了人们各种心绪。在同学和医院的圈里，那 “总理遗言”到我手较早，我自然忍不住带去在圈里半隐蔽半公开地传开了。
约两周后，病理切片组的负责人戴老师和我私下说，医院里已开始查“总理遗言”谣言的来处，对干部子女特别留意。已有人问过他是否从我手里看到过“总理遗言”，被他装糊涂否认了。他要我当心，切不可天真到了承认这事。
过了两天，卫校招我们学生干部回校批邓。会后校党支部副书记姚老师找我谈话。他是文革前区教卫办的老干部，文革中曾下放到我就读的中学任职。我中学班上的副班主任梅老兄和他很熟。在我被分到卫校就读初，梅曾托过他照顾我。姚老师和我聊了会儿家常，然后告诉我，学校也在查“总理遗言”的传播。他找我谈话就是要向我调查，但我不用回答，他知道该怎么汇报。我们就这样笑呵呵地结束了谈话。
这样的一段日子，让我看清了人们的民心所向。同年十月，“四人帮”（或“五人帮”）的垮台，可谓是水到渠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