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 肖郎：我在七十年代做老师 (5) 女生来娣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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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七七届
77届中学生本来应该在73年秋季由小学升到中学，并由我们这批原来教73届的老师来接手任教，但文革以来，中学弄得还要管学生毕业后的分配工作，到了73年这一届，分配工作已经越弄越复杂，变得十分敏感，成为涉及上海千家万户老百姓生活中的大事，所以不得不让我们老师要用半年的时间来对付。于是77届学生只能在小学里等待，等我们这些老师忙完了73届分配，到74年春季，才能让他们升上来。我现在想不起来这半年的“等候”期间，那些小学是如何来安排这批学生的？是把他们“散放”“失学”在家呢，还是仍旧在原来的小学里上课学习？如果仍旧上课学习，他们用什么课本教材？还有，他们如果佔用教室和老师，那小学一年级新生是不是也得在家等待半年，要春季才能入学？实在是想不明白。
整个国家当时已经被几根“搅屎棍”弄得天翻地覆，在今天看来，这种简直就是“把教育视为儿戏”的咄咄怪事，当年的人们是早就见怪不怪了。
74年初，我接手了一个77届班级，然后跟班做了他们差不多整整四年的班主任。毕竟接班时他们年龄还小，大多数学生还听话，管得住，我也能以自己的方式和他们接触，把自己的理念，感悟，非常有限的知识和他们共享。好在77届的四年中学期间，既没有拉练，也没有学工学农这样的事来无端干扰，他们相对也是能够学得比较多的一届学生。
但是，那时整个社会还是在“四人帮”一伙人的反动统治之下，学校，老师刚刚想好好给学生上课，让孩子多学些有用的知识，走上学校教育的正軌，“搅屎棍”们马上又来闹事，比较有影响的事件，是他们弄了“张铁生”和“黄帅”这二个“反潮流英雄”出来。其实，下乡知青张铁生当时只是抱怨因为农忙不够时间复习，从而认为那时大学招工农兵学生的考试不公平，而小学生黄帅也只是在自己的日记里表示对老师有不满意，但“四人帮”这些傢伙硬是扯成了一个是反对一切考试和测验的“白卷英雄”，另一个是反对“师道尊严”的小女孩英雄。学校本来就够乱了，老师这工作也极其难做，这些不可一世，狗屎不如的混蛋还要来如此胡搅蛮缠，你叫老师还怎么上课，教育学生？记得当时我们所有的老师对当局这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做法，敢怒而不敢言，心里真的凉透了。
我还是常常“掛狗头，卖羊肉”，那时，又多了一个途径，我可以光明正大地给学生“评水浒”了。因为毛在那年代讲了一些有关“水浒传”的话，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样的“阴谋”或“阳谋”，也不知道他讲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啥意思，反正是全民传达了。于是我时不时地在课堂上抽出几分鈡也“评”上一段，很受学生欢迎，有时像是说书一样，吊着他们胃口，我也乘机“漫天要价”：你们不光是上我的课不捣蛋，上其他老师的课也要遵守纪律，如果其他老师到我这里来反映你们上课纪律不好，我就不评水浒了。学生为了要听故事，捣蛋鬼也真地遵守课堂纪律起来。
我主要是用这些生动的人物和故事，来告诉学生什么是对错，什么是善恶这些基本的伦理道德。我自己从心底里不认同以“阶级论”来划分事情之对错，人之好坏的观念。文革期间之所以会发生种种惨剧人寰的暴行，原因之一就是无知的施暴者被灌输了阶级斗争的“极端”思想，以为用什么样的暴力来对待所谓的“阶级敌人”都不为之过，都是革命行为，而当局也仅仅以一句“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来掩盖，淡化那些施暴者种种光天化日之下的血腥罪行。这种无法无天，流氓土匪思想的流毒不知道有多深，有多广，害死了千千万万无辜的人，拆散破坏了无数家庭，也毒害了整个国家，和民族！
然而，那时的社会上，统治者们的脑子里还是以这种阶级斗争的思维为主导，比如，对社会上的各种犯罪，统统以阶级斗争论处，其实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因为无正事可做，犯的流氓或斗殴事件，于是就是没完没了的公判大会。我们的学生，一般会被组织去参加这种公判会，以接受所谓的阶级斗争教育。最荒唐离谱的一次公判会，是在公判现场（一个体育场）里枪毙一个大概是因为打架斗殴致人死亡的年轻犯人，而我的学生，都是未成年的中学生，竟然被强迫去看杀人！
1976年9月，毛终于死了。举国上下，隆重地为他做了“头七”，各地开追悼会，到处摆滿了白花圈，人们胸挂黄纸花，臂套黑纱布，还都要哭丧着个脸。但是一个月不到，以他老婆为首的四人帮就被抓了，几天后，应该是为老毛死后做“五七”了吧，但是长城内外，大河上下，全国各地却是更加隆重地开了庆祝大会，那正是红旗飘扬，锣鼓喧天，人们喜气洋洋，兴高采烈，高唱“祝酒歌”：“十月里响春雷”，“千杯万盏也不醉”！
我们做老师的，凡是有一点点良心的人们，谁都知道，教育和学校这一块地方，必须要改了，不改的话，国家的前途真的要被糟蹋完了！仅仅几个月后，大约在77年初，我们学校就把77届学生按照优，中，差重新分班。这并不是我们学校的发明，大概全上海的中学都这样做了。分班一般是分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状，我们学校是分出二个尖子班，二个差生班，绝大部分的学生被分在中间班。这样分班，从表面上看，是因为学生中文化知识上的“贫富”差距太大，再混在一起上课，大家都学不好。但实际上，这种分班却也是为尖子班学生的高考作准备，给他们配备了最好的老师和教材，拼命加料，提高。虽然那时高考还根本无影无踪，八字没有一撇，但老师们坚信，那一刻一定会来的，只是迟早的事。所以，后来歌功颂德的人们把恢复77届高考全归功于邓小平一人身上，确实，这事他做得对，做得好，可事实是，民间早就为高考在作准备了，要早于他作出决定起码有半年（中央的教育工作会议决定恢复高考大约是8月份）。
学校的那二个差生班，学习当然是差到极点，其中的一个班，学生并不是很“坏”的那种，上课也并不捣蛋，仅不过属于脑子不大开窍。而另一个，是把全年级各班最调皮捣蛋闹事的“坏”孩子集中一起，全部是男生，共收了37条“地煞星”好汉。领导和我说，这个班主任的位置，非你莫属。我想想也是，年级组里其他所有老师，起码是本科或专科的科班出身，只有我，一个滥竽充数的高中生而已，当然只能去教这样的班级了。
领导的意图，无非是让我管住这些捣蛋的孩子，不让他们去影响其他的人，不出事就是“上上大吉”。但我也有些责任感，属于既然做，就想把事情做好的那种人。第一天给这个班上课，我记得大致讲了这样意思的话：“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因为一个共同的原因，走到一起来了。”于是，全班同学都乐了。然后，我让大家讲讲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坏”的，都怎么个“坏”法，因为“坏”，都吃过些什么苦头，受到过哪些“惩罚”。学生们都高兴，好在大家都是“坏”到了一起，没了顾忌，人人开始显摆，痛说“坏”史。大家讲够了，我话题一转，严肃摆出正题：那我们这个班今后怎么办？学生们都沉默了，不作声。我指出，无非是二条路，一条，大家一路“坏”下去，我陪大家，混到毕业。另一条，我带领大家，于死地而后生，从此变一种活法，给所有瞧不起我们的人“一点颜色看看”。
毫无悬念，所有的学生都願意走第二条路。但怎么个走法？我建议，首先要建立班级的荣誉感。我把意图和大家一说，所有学生都明白，也愿意这么做，那就是在学校里从“学雷锋，做好事”开始。
我们学校也有二十来年历史了，就像是个老房子一样，总是有几个堆着杂物垃圾的场所和角落，虽然人人看着不舒服，但谁都感到不是自己的事，不愿去管。利用放学后的几天，我带领全班同学就把这个活给干掉了。我们学雷锋有点不一样，雷锋同志是悄悄地做好事，不让人知道，但悄悄地写在日记本里，然后不知道怎的，又被人悄悄地看到了他的日记。我们没有那么“高尚”和“伟大”，我们是大声地，大张旗鼓地，就要让人人知道，我们在做好事啦！垃圾堆清理干净了，面貌一新，全校师生都看到，都知道是我们这个“差生班”干的。
我再给学生打出一条口号，叫做“我们也有一双手，勤劳勇敢不怕苦。”这是表明，虽然我们学习比不过其他人，但是我们有力气，能干活，这就是我们的长处优点。以后，全班又粉刷了学校里的几堵墙，再贴出通告，各班如果有课桌椅坏了，只要往我们“差生班”教室外的小信箱里投入一个纸条，告诉是哪个教室，我们放学后立即去修。这是因为学生中有几个会点木匠活，可能他们的老子就是厂里的木工，所以孩子多少也学了些手艺，这种资源是一定要用。
做这些事情并不是很难，不到一个月，我们这个“差生班”的形象和牌子就树立起来了。全校表揚，人人皆知，这是一支特别能干活，能吃苦的队伍。我也是个会“作”的人，坚持学校领导一定要同意，让我们班的学生也参加校门口的值勤工作，就是每天学校开门，学生进出校门时来维持秩序的工作。这样的工作，一天早，中，下午放学有几次，本来是由学校高年级各班的红卫兵学生輪流来做，本身也有一种荣誉和榜样的性质，如今我们这个班级的学生也戴着红袖章，像模象样站在学校门口维持秩序，这些原来的“坏”孩子们心里不知道有多么自豪！
老毛一死，四人帮倒台，人人都知道，完全不得人心的上山下乡政策不可能再继续下去，毫无疑问，现行的中学生毕业分配制度也必然要改变。那时候，尽管人们并不知道会是怎么个改法，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不可能再吃“大锅饭”了。上海各工厂，用人单位早就不满意这种“只按家庭情况”来分配的制度，尝够了这种制度所带给单位的直接恶劣后果。由于他们没有选择用人的权利，学校分来了，不管“优劣”，只能照单全收，进来后，再调皮捣蛋，或完全不合适单位所需，也不能开除辞退，造成了那时“不做36，做也36”的极度不正常的现象（当时上海青工的工资都是36元）。 而知识界，教育界，更是借批判四人帮一伙长期散布“书越读越蠢，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谬论，已经矛头直指那时的教育方针，揭露其实质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封建帝王的“愚民政策”。
世道要变了，大家在等待，等待那“大浪淘沙”时代的真正到来。
学校向来是个敏感的地方，我的这班学生，在第一波的小浪里，就已经被掀翻了，被打上了“差生”和“次品”的标记。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我后来在这个班级里经常讲的和做的，就是告诉我的学生一个简单的道理：择优汰劣，这本来就是一个健康社会的必要机制之一。我努力帮助他们认清楚这个形势，从而给自己定位，知道自已可能做不了什么，但是还能做什么，只要努力，也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帮助他们重建自信和自尊，不让他们更沉沦下去，提醒他们，不要将来被这个社会所淘汰。
毕竟是毕业在即，又亲眼看见社会在发生变动，而自已就要踏上这样的社会，所以很多学生，即便是再难缠的学生，也都能感到我的一番苦心。另一方面，由于这个班级的特殊性，学生们反而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平等”，因为在班里，大家“脚碰脚”（差不多的意思），在校内，大家努力了，也没有人再歧视他们。学生们由此万分爱护班级的荣誉，他们自己在班里有“共识”和“协议”：“辣XX的，拉狗（谁）敢在学校里“茄胡落调”（捣蛋的意思），出校门就摆平他！”
77年10月，上海的报纸登了中央关于恢复高考的通知（现在知道是77年10月21日），我读后，虽然发现自己也在可以报考之列，可是我最初的反应是无动于衷，感到那事好象已经太遥远，不关自己什么事，中学毕业十多年，早就不做那夢了。一个多星期后，学校里有一个也是崇明出身的老师来找我，希望我能和他一起考，他说全校有十几二十个崇明老师，除了他之外，居然没有一个人想考。我被他一说，就像是戏文“思凡”里的角色，动了心，毕竟当年也是实在想读大学。这样“蕩漾”了二天，终于把持不住，鼓足勇气去和领导支部书记说，那时候做什么事情都是要领导先批准。
领导听后拍着我的肩膀说，“一个萝卜一个坑，你要走了，谁来填这只坑？你也不想想，退一万步说，就算你考上了，我那能会放你走？还是安心本职工作吧。”他说的是大实话，那年代，领导和单位掌握生杀大权，调动工作绝对是他们说了才算。我于是只好死心，古佛青灯，不再夢什么想。
到了11月8日（我非常清楚记得这日子），领导来找我，说当初劝你不要考，现在上面有文件下来，各级组织不能阻挠符合条件的考生报名参加考试，他不想违背政策，所以来问我，究竟还考不考。我心中的死灰霎那间又复燃，就说，那我考吧。领导其实也是个好人，但从他的角度，当然想要留住我，真正是“威逼利诱”全用上了。领导对我说，他刚刚找了另一个想考的老师谈话，那位老师现在决定不考了，因为他打过入党申请报告，党支部会很快考虑解决他的组织问题，如果他走了，他过去要求入党的一切努力就要从头来过。领导跟我摆明：你要考的话，现在学校里就是你一个人考了，你应该想一想，万一你考不上，全校师生都会知道，那样的话你会很尴尬很难堪。如果你不考呢，支部也会认真考虑你的组织问题，他会很快就安排我去听党课。
我当时心里真的笑了，我想我什么时候想到过要入党啊？我说：“我相信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决定还是考”。领导无奈地说：“11月6号是报名截止日期，今天已经过了二天，这样，我给你半小时，你马上填好报名表格给我，我正好要去区里开会，大概还是能把表格放进去”。我于是立即填表格，却不知道填什么志愿（可以填三个），前几天那张介绍大学里各系和专业信息的报纸，早就扔掉了。结果办公室里的老师们七嘴八舌，帮我随便选了三个。这三个专业，真的是“发情的马牛也不来电”，毫不相干的那种。谁知道就是这几秒钟的草率，定了我的终生饭碗。有时候，人生的道路就是几秒钟决定，一勾一划之间的事儿！
离开考试只有一个月时间复习，我每天还要上班上课。但我们老高三的底子厚，虽然毕业十几年了，拾起来也快。后面的事情就是进考场，体检，录取。象做梦一样，我真的考上大学要走了。
我给我的“和尚班”，“地煞星”学生们上了最后的一堂课。前面几十分钟，我象正常上课一样，到最后十分钟，我给学生们讲了几句很“江湖”的告别话，大致是说，我们相处了近一年，师生一场。这一年里，我对大家有严厉，有不尊重，有冒犯的地方，请多多原谅，包涵，你们几个月后也要毕业离校，今后大家各奔东西。这节课完了，从这个教室出去，我和你们的师生关系就断了，过去所有的恩怨，希望从此一页掀过，就此了断，今后我们是朋友熟人相处了。对我有什么不滿意，要骂要揍要报复，这十分鈡，就留给大家了。
然而，我话音刚落，却发生了我做梦也想不到的一幕：
随着班长的一声“起立”，全班同学“刷”地一下筆挺地站起，一声“一二三”的口令，他们用吼叫般的声音，重复了三遍“谢谢老师！”接着，有三个学生各捧着一样东西离开座位上前，把手中的东西放到了我面前的讲台上，我一看，原来一个是深绿色的軍用书包，一个铅笔盒，里面有二支钢笔（我后来知道，一支是英雄，另一支是永生，是学生们反复精心挑选的），还有几支铅笔和橡皮，尺子之类的文具，另一样是一本装璜极其漂亮的日记本，第一页上有所有37个学生的签名。其中一位学生，代表大家说，这完全是全班同学自发的决定，筹集了自己的零花钱买的，希望我去大学里好好读书。他们都很后悔，过去一直没有努力学习，但大家保证，今后一定不再学坏，不辜负老师的期望，也要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此时下课铃声响起，学生们始终筆挺地站着，我不敢再正视看他们一眼，匆匆收拾起讲桌上的東西，夺门而出，落荒般逃走，回到办公室，终于忍不住，才像个孩子般地哭出来。
文革以来，我深刻剖析自己，惨痛触及灵魂。我在中学时代，曾经严格地要求自己，非常努力地学好每一门功课，象每一个有理想的年轻人一样，憧憬美好的未来，想要做个科学家或工程师，为国家效力。文革让我一步一步走到了社会的底层，我做过工人，当过农民，饱尝世道的艰辛，渐渐扔掉了过去读书时的所有梦想，终于认识清楚，自己就是社会上另一类型的一个混混。今天我何德何能，竟然收如此厚礼，这等殊荣！
大学四年，又留校做了近二年助教，一直伴随着我，完成我的学业和工作的，就是这一套文具和书包。
【后记】：2015年夏，我收到了一封e-mail，署名的是我77届班的一个学生，她试探性地问，她辗转得到了这个信箱地址，但不能确定是不是我的。我马上回了信，说，是我。不多一会儿后，她回信，说她立即把这个消息发到了他们的微信朋友圈，就是当年的中学同学圏，她用“炸圈”来形容找到了我的消息，原来他们想方设法找我有很多年了，一直牵挂着我，怀念过去相处的日子，但不知道我在哪里。接下来的几天里，我收到了很多很多信，这才知道，学校尖子班中的很多人，都在78，79年考上了本科大学，或大专，他们后来工作得很好，很多女生现在都开始退休了。他们几乎都告诉我同一件事，那就是当年我考上了大学，对于他们来说，无疑是一个最大的鼓舞，激励他们拼命学习，最后得以考上大学，而在那个年代读了大学，也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
尽管犹豫再三，但是这些学生的信，还是鼓励我，让我把这一段在中学里做老师的经历写出来。
2015年12月于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