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南征北战》高营长的扮演者冯喆文革含冤自杀之谜
卜荣华
ZT 默默看完这篇文章，心中难免五味杂陈。一位优秀的电影演员，当年《南征北战》里那位耳熟能详的“高营长”，原来是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为什么 会发生这样的悲剧？是谁导演了中国大陆一系列的悲剧？至今没有得到令人口服心服的答案，因为还不能够去揭这个令人心悸的伤疤。什么时候才可以揭呢？我们等 待着。
中国的电影自从诞生100多年以来，可谓是历经了磨难，但是，我没想到在条件那么恶劣的万恶的旧社会尚能拍出那么多的流芳百世的经典作品，比如我曾经看过的 《马路天使》《乌鸦与麻雀》《万家灯火》《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等，但是，到了号称是所谓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却经历了无数次的数不尽的人间灾难，在文 革前拍摄的一共600多部电影中，差不多绝大多数都是所谓的大毒草被打入冷宫几十年，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又重新获得新生，但是，许多著名的令我喜爱的电影演 员却因为出演了这些电影而含冤匆匆离开了人世，这实在令我惋惜！为此，我将在我的博文中陆陆续续介绍有关这方面的内容，以寄托我对他们的哀思与怀念！
在中国，凡是像我这样60岁左右的人都在文革中无数次的看过电影《南征北战》，都还记得给我印象最深的那个潇洒、英俊、善良、朴实而充满自信的高营长，他的 扮演者名叫冯喆zhe，据说他的家庭是印尼归国华侨。1950年从香港到了大陆以后，他出演过大陆许多部电影，除了《南征北战》等电影以外，其中有两部电 影：《桃花扇》和《羊城暗哨》在文革中被打成了大毒草，因此长期被关押而受尽折磨，再加上他个人家庭的一些不应该发生的问题，于1969年6月2日含冤 “畏罪自杀”，关于他的“自杀”历来有许多个版本，说法不一。但无论怎样，他是一名中国优秀的电影演员，为了对他表示我深深的怀念之情，特转此文---卜荣华
1969 年6月2日一早，安仁中学内的四川省文化系统学习班传出一条消息：“反动臭明星”冯喆“畏罪自杀”了。40年后，位于安仁的建川博物馆为冯喆专门建立了展厅，冯喆那张儒雅的脸在这里凝固。冯喆所代表的文艺界知识分子以及他们身上的那份斯文，在一场场运动中片片凋零。
如果我们从中国电影发展史中选出100部有影响的电影，100位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演员，一定无法绕过《南征北战》和饰演高营长的著名电影演员冯喆。
无论扮演《南征北战》中的指挥员，还是《桃花扇》中的公子，他都以自己脱俗的理解演绎着鲜活、真实的银幕形象。冯喆那张儒雅的脸，在那个革命脸谱充斥的年代，尤为独特。
在建川博物馆之红色年代生活用品馆的冯喆展厅中，有份文件叫《在冯喆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上的讲话》，它高度评价了冯喆的演艺生涯：
1942 年起，他就从事戏剧工作，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45年以后，冯喆同志在上海我党地下组织的直接领导下，进行革命戏剧和革命电影的演出和拍摄工作，曾 参加过《家》、《日出》、《重庆二十四小时》、《风雪夜归人》等40多出话剧的演出，主演过多部影片。1948年11月，冯喆同志受党组织的派遣，去香港 拍摄了夏衍、于伶等同志编导的《冬去春来》等三部影片。在这期间，他同我地下党的同志一起，为宣传我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准备“劳军大演出”，积极参加了对英 斗争。
1950 年2月，冯喆同志奉命返回，参加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工作，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新中国的电影事业，先后参加了《胜利重逢》、《南征北战》、《英雄的阵地》、《淮 上人家》、《铁道游击队》、《羊城暗哨》、《沙漠追匪记》、《金沙江畔》等影片的演出和拍摄工作。1960年，冯喆同志调入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积极参加 了制片厂的建设以及短片的创作和解说工作。
1952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南征北战》，成了冯喆演艺生涯的顶峰，之后他便再没扮演过主角。有说法认为，主要是因为他的“风流”。
《南征北战》拍完后冯喆去朝鲜慰问，传出绯闻。为此，冯喆的妻子张光茹趁四川发展川剧事业的时机，回到四川。此时，发生了被普遍认为是冯喆人生“转折点”的“街头追女”事件。
广泛流传的说法是：冯喆有一天到街上购物，见有一位女士相貌出众，便不由自主地跟随那位女士走了一段路，谁知跟着跟着竟不知不觉地跟到了派出所里。原来那个便装的女士竟是一名民警，出于职业警觉，那位女士发现后，认定冯喆不怀好意，便一气之下告到厂里。
这一事件如果发生在今天，公众势必有“钓鱼执法”的质疑，但在当时，却是“一个流氓撞在了枪口上”。1960年，冯喆被以照顾夫妻两地分居为由，从上海电影制片厂调动到位于成都的峨眉电影制片厂工作，这为日后他遭受非人的磨难埋下伏笔。
冯 喆展厅中，有数张拍于1967年2月9日的照片，记录了冯喆、朱丹南、陈杰3人在成都被游斗的场景。3人脖子上挂着书写着“罪名”和名字的牌子，站在卡车 车厢的前排。冯喆戴着侯朝宗（《桃花扇》中的公子）的帽子，脖子上的牌子被别出心裁地剪成扇子的形状，上书“桃花扇”3个大字。
1969 年1月1日《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中，公布了毛泽东的指示：“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社论进一步阐述：“只有不断地、认真地、刻苦地 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觉悟和水平，根据毛泽东思想随时总结经验，才能够在新的形势下不掉队，并且在正确的轨道上继 续前进。”
于 是，办“学习班”这一贯彻指示的有效方法在全国普遍推广。春节刚过，冯喆就随着四川省文化系统的学习班来到位于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的安仁中学。此时，安仁 中学的全体教职员被安排到鹤鸣中学办学习班。安仁中学的校园腾出来给四川省文化系统办学习班用，涉及四川省曲艺团、川剧一团二团、峨眉电影制片厂、四川省 出版社等文化单位。
这座学校原为当地大地主刘文彩出资兴建，而刘文彩早在安仁解放前就病故，1950年学校由“文彩中学”更名“安仁中学”。建校之初的教学楼、礼堂、400米跑道依旧，只是包裹上了铺天盖地的革命标语，整个校园被革命歌曲的氛围笼罩着。
千余人的四川省文化系统学习班，日常除了学习毛泽东著作之外，也有文艺业务，诸如排练样板戏或者舞蹈《东方红》等。而冯喆等近百位“牛鬼蛇神”还有另外一项 工作，他们被编入“劳动队”，每个人的左臂上戴着一个白布黑字的袖章，上书“劳动队”3个字。“劳动队”在学习班中分外显眼，他们的工作是除草、洒扫、运 垃圾、烧水打水等。当时冯喆的劳动任务就是从井里打水。井边有一个木架，支撑着一个杠杆。杠杆的一端吊着一个木桶，另一端坠着一个石磨。冯喆每天就是拽着 水桶上面的竹竿将水桶没入井水中，再靠石磨的重力将水打上来，倒到旁边通往厨房大水缸的水槽中。人们还不时看到戴着“劳动队”白袖标的冯喆骑着三轮车或者 推着小车转运杂草垃圾的身影。
1969年，17岁的卢元朝一直在安仁中学和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现刘氏庄园博物馆，实为刘文彩故居）做木工活。由于他不属于安仁中学的编制，且学习班使用校舍期间仍需木工日常维修，他便留在了学校。
6月1日晚上，安仁中学放电影，卢元朝也在观看的人群中。第一部是《南征北战》，第二部是《桃花扇》，而与以往不同的是在这两部片子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冯喆，就面对观众，低头跪在银幕前面。后来听说他是跪在炭渣上，第二天要给他开批斗大会。
卢元朝没有看完第二部就回去休息了。第二天一早，冯喆自杀的消息在安仁中学炸开。卢元朝挤进人群，只见冯喆的遗体被用门板抬出来，他穿着干净的衬衣，系着领带，皮鞋很亮，脖子上有一道明显的印痕。冯喆的妻子张光茹也从成都赶来送别。
最早发现冯喆自杀的是省文化系统学习班自带的炊事员。他当时向卢元朝描述：早上4点过，他起来给学习班准备早餐。生火后到煤堆去取煤，隐约看到有人在那里， 似乎是在撒尿，喊他也不搭理，便走过去用铲子一拨，居然是吊起来的，还转了过来。惊慌失措的炊事员扔掉铲子往外跑，喊叫着：“有人自杀了！有人自杀了！”
另一个自杀说的版本则声称，6月2日一早，学习班的造反派在高音喇叭中喊话，四处寻找冯喆，最后在煤堆上找到了冯喆的尸体。这与卢元朝描述的细节不一致，但也认同冯喆是自杀的。
反对自杀说的，则多为冯喆亲属或生前好友。他们或质疑死亡后冯喆的状态，或有他死前被“三脚凳猛击后脑勺”的描述。基于冯喆以往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他们难以接受他自杀的说法。而在“文革”中，也确实有大量施暴者以“畏罪自杀”掩盖“迫害致死”的案例。
冯喆的死因，如同许多在“文革”中屡遭磨难而死的人一样疑云重重。在这一年凋零的，还有陈寅恪、吴晗、陶铸等人。而未能熬到1969的文化界名人还有：邓 拓、田家英、李达、老舍、博雷、小白玉霜、罗广斌、严凤英、上官云珠、海默、杨朔、田汉、容国团、翦伯赞、孙维世、樊映川等。1969年，大多数中国人不 知道世界上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不知道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登陆月球，不知道英国废除死刑，甚至不知道刘少奇在这一年死于开封。
学习班很快恢复了平静。1969年夏天，安仁古镇遭遇了一场百年难遇的洪水，淹了安仁中学。四川省文艺系统学习班被迫撤回。冯喆之死，也逐渐淡去。
1978 年7月，峨眉电影制片厂革命委员会作出了关于冯喆同志死亡的结论：冯喆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残酷迫害，“四人帮”在四 川的亲信、现行反革命分子刘结挺、张西挺控制的大邑“学习班”强加给冯喆同志“忠实推行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走狗”、“文艺黑线的黑干将”、“反动臭明星” 等罪名，诬陷冯喆同志有“特嫌”问题，长期关押，多次揪斗、毒打，给他政治上、身体上、精神上很大的折磨和压力，在摧残迫害下，冯喆同志于1969年6月 2日含冤去世。
“结论”还指出，1969年6月3日关于对冯喆同志的“处理意见”，认定冯喆同志“畏罪自杀”及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翻。1972年所作《关于冯喆问题的结论》未说明冯喆同志致死的实质，亦应撤销。冯喆同志应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1995年，在纪念世界电影诞辰10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之际，冯喆被国家文化部列为126名“中华影星”；2005年，被评选为“中国电影百年百星”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