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是《Faithful Echo》，作者是Robert B. Ekvall（下称艾克维尔）。艾克维尔父母是美国派到中国甘肃与西藏交界地区的传教士，他本人1898年生在中国，因此中文是他的第二母语。长大后，艾克维尔在西藏传教，又学会了藏语，而且对西藏文化有很深的研究，出版了几本专著，当然，英语是他的第一母语，他还会说法语，作语言工作几乎是他命中注定要干的活。抗日战争期间，艾克维尔在东南亚被日军逮捕，关了几年。出狱后参军，1946年作为口译师参加了马歇尔军事调解团，后来抗美援朝，担任停战谈判的翻译，1954年日内瓦会议，以及1955年亚洲会议上担任美方翻译。艾克维尔于1983年去世。
《Faithful Echo》一书不能说是传统意义上的回忆录，实际上可以说是一本谈口译的专业书，只是里面举了很多例子，自然都是作者在翻译工作中的见闻，而这些经历，都与中国有关，也是我感兴趣之处。本博文选这些具体事件的一部分，可以说是原文的一个很粗糙的编译。书中涉及的中国人，主要有黄华，王炳南，普寿昌，叶剑英等，观点仅是原书作者的观点，但是叙述的事件，可能会对我们熟悉的事件，提供另一个角度的参考。另外，本博文中这些事件的顺序，与原书中的顺序不完全一样，也不一定按时间顺序。下面【】括号中为我的解释。另外，作者用Principal一词，来指口译师的顶头上司，也就是他为之翻译的那个人，可能是翻译界的专有名词，不知中文里有没有对应的词，本文中翻译成“译主”，希望得到读者的评论建议。艾克维尔认为口译者，应该是译主的忠实回音，而不能增减自己的任何东西，这也是书名的意思。
Faithful Echo by Robert B. Ekvall
Twayne Publishers New York copyright 1960 by Robert B. Ekvall
艾克维尔的陆军档案里写着：“无正规军事训练，很适合参战。”
本书作者献辞：“献给你们，我的译主们，我以我自己的方式始终忠实于你们。”
本书由Arthur H. Dean写前言，Dean即文中多次提到的迪恩，他是艾克维尔的译主。在抗美援朝时，迪恩是美国国务卿助理（Deputy To Secretary of State），参加了谈判。
下面是他在前言中的一些有关内容：
中国人和北韩人从谈判室的北边进入，他们无权进入南半室，我们则从南边进入，无权进入北半室。炉子在共产党那边，它要么是完全罢工，要么是让没有窗户的帐篷里热得无法忍受。
黄华是中国共产党的大使，他是个有成就的语言学家，他的翻译普寿昌，是哈佛博士，他在哈佛的时间，与我的助手，Kenneth Young是同时期的学生。
这些谈判常常变得白热化，至少中朝方是这样，中国大使会向美国发起攻击或反攻击，攻击她的盟友，她的总统和她将军们，尤其是她的伙伴南韩及其总统李承晚，每天都会将肮脏的字眼和称呼加于代表美国，南韩和其它15个出兵的联合国成员国谈判的本人。
艾克维尔称黄华能说标准英语，但是在板门店却从未说过，我的记忆略有不同。黄华反复说，美国军方在克拉克将军指挥下与李承晚合谋在1953年6月，比停战提前了约一个月释放战俘。那天晚上，我在帐篷里就着昏暗的电灯泡，仔细查阅了克拉克将军和中共李相朝（Li Sang Jo，实际上这个没查到，到是有一个朝鲜将军叫这个名字，只是姓的拼写是Lee）将军之间的会谈记录，第二天，我引用了李相朝将军对克拉克将军的道歉，是李将军首先对克拉克将军提出上面的那个指控。黄大使面色变紫，用英语骂我，到那时为止他一直没有说过英语，我立即恭维他优美的英语发音。
不使用同步翻译并没有向想象的那样浪费时间，艾克维尔上校一般是在我耳边低声告诉我中方指控的大意，这样我就可以写出我的答复并传给艾克维尔上校和韩语翻译堪姆朋中尉，这样他们就可以将我的答复翻成中文和韩语。
当这些指控变得越来越激烈快速，答复也就必须当场快速地完成，这就给翻译增加了很重的负担，他的嗓子发干，舌头也变硬。
狭小的谈判桌两边的双方翻译的压力很快就很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很多时候，虽然我不知道中文词句的精确含义，但是黄华大使说话的语速，他的脸面的肿胀以及他脖子上和额头上血管的扩张，已经足以说明他正在发怒并对美国及其盟友们进行猛烈的攻击。
与共产党谈判的性质和方法总是很困难的。一般来说，在作出哪怕是很小的让步以前，他们会发起一次攻击，而且激烈程度逐渐增加。经常从他们正在进行的攻击的激烈程度你就可以感到，他们就要做出让步了。
我参加的谈判中，也有过同步翻译的经历，几个翻译会同时翻译同一个讲话。有时，当一个共产党方面的演说家在慷慨陈词的时候，你会听到一位女翻译的柔美的声调，其效果常常滑稽。
【本书正文内容。先说说几次艾克维尔比较得意的翻译，政治气氛比较淡】
我亲身见证的语言的威力，不是在纯学术性，不受干扰的语言学试验室的真空中进行，甚至也不在和平环境的劝说或轻松的寻找事实的过程中。最震撼的经历，来自危险或灾难性的时刻，当中国的匪徒们在我的虚张声势之下前移开枪口，转身离去的时候，更突显语言的力量。我的声音在黑暗中，镇定地说着匪徒们的方言和黑话，在回族马家军的骑兵将要抢劫的城市里大街上，让他们硬生生地停了下来，并且从躲着两百多汉人的院子前退去，这些汉人吓得六神无主，以为这次死定了。也是语言，粗糙的脏话中夹杂着儒家的成语，能使一心复仇的汉族民团从藏有几十名回民妇幼的大门前止步。我就坐在那个大门前，膝盖上横着一支步枪，但是却是语言说服了领头的军官，带着士兵们离去。
那些年里，一次又一次我发现，生死大事，就悬在一句话乃至一个成语之间。语言能打动人类共有的骄傲，遵重，幽默感或良知，也可以一触即发或悬崖勒马。语言是人类之间的通用钮带，最有力的武器。最后一道防线，往往只是一句说得恰到好处的话语。
幸好我的所有语言方面的经历并不都是与危险或危机有关。一个寒冷的黑夜，一家中国旅店老板被一名旅人说服，打开店门，在火把的照耀下，却发现来者竟然是一个“洋鬼子”，我至今还记得那个老板脸上的惊奇。我也记着，在一条土路上，一个西藏难民停下她的马，向我叙述她的部落抗击汉人军队，被打败后逃亡的细节，还回答我的问话，以为是在跟一位同胞搭话，直到她注意到我的藏式大帽子下的金发碧眼。她以为是活见了鬼，吓得一句话没说完，就拍马狂奔，绝尘而去。
1944年春，也正是我的中文知识，让正在寻找会说中文的美国人来帮助他在缅甸的军事行动的史迪威将军招募我加入美国陆军。史迪威本人能说流利的中文，也知道语言的力量，他的参谋长，波特纳将军（Boatner），也说一口中文，在华盛顿找到了刚从印度支那的日本人监狱归来的我。
然后我就成了一名上尉，来到缅甸，我在西藏当传教士时学来的生存技能起了大作用，甚至射击和清洗枪支的知识也在指导突然投入战斗的厨师和文职人员时发挥大用。后来我指挥一个连的步兵，我们需要把炮弹和机关枪子弹送到前面去，我的中文使我能向每一队经过的中国远征军求助，直到招集到足够人员帮我把弹药扛到我的队伍的前沿。
在抗日战争的缅甸时期，熟悉中文，尤其是中文里的俗话俚语，在我需要搭建一个以竹子为材料的建筑结构时，帮助我从中国远征军第六军的士兵们赢得他们的信任和非常热情的主动性，表面上说，那里没有用于搭建房子的竹子，我用中文给士兵们进行了动员之后，第二天黎明，他们就把所需要的竹子都凑齐了，虽然一两天后，英国市政官员到处寻找一批从他们的仓储中神秘失踪的竹子，同时，我们的指挥部的房子建起来了，让还正在通过各种渠道找竹子的美国军官很惊奇。
另一次，我作为传令官（Officer-messenger）到前方指挥部所在地，任务是通知某中国部队的指挥官，他的部队在前一天的进攻中的表现令人很不满意，他们必须得改进，否则要受惩罚。我没有带翻译来帮我修饰波特纳将军的命令中的激烈的言辞以免指挥官丢面子，但好处是我在传达命令的时候没有第三者在场，也就没有其他人会事后到处向无关的人员传播夸大版的训斥。
再一次，在1944年下半年，我受命组织两个师的中国军队搭乘飞机，飞过驼峰（Hump），登机时间是在夜里进行，没有灯火，以防日军轰炸机来袭。黑暗中也不能打手势，信号乃至面部表情，只有通过语言。一队队士兵从堑壕中以官方宣布的“有史以来最快的登机速度”进入机舱，这也是语言能力的验证。
但是，在所有这些工作中，语言是一个有力的辅助工具，但语言自身，既不是问题所在，也不是问题的答案。 在一半坑道，一半沙包堆成的缅甸密支那机场边上的行动部队指挥部里，每天下午5点钟召开军官会议。参加的是一批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军官：有指挥中国军队把战壕挖到日军阵地前的；有营养不良，面黄肌瘦，饱受痢疾折磨的Merrill’s Marauders【美国陆军一支善于长途奔袭，敌后穿插的部队】的指挥官；阵地周边英国防空部队的指挥官；空军指挥官。
参谋长说英语，指挥空军，炮兵和迫击炮的军官们也说英语，Merrill's Marauders指挥官也是，他的巡逻队总是搞不清在黑暗的丛林中听到的是谁在低语，他们发誓说有的时候，日本鬼子说中文，还有一支巡逻队很自信地回答他们认为是中文打招呼，结果却招来近距离的自动武器还击。而其他的前线指挥官只说中文。夹在这两组人之间的是官方翻译，年轻的中国学生，他们的英语知识各不相同，有些非常有水平，但即使是完美的课本和教室英语，也会在遇到美国俚语和俗话时卡壳，更不用说军官会议上的军事术语。
从5月初成功袭击飞机场，到8月3日围困的最后一天，整场密支那战役是大混乱和计划不如变化的经典战例。这在大量官方报告和研究中都有记录，加上个人回忆录的批评。责任从华盛顿一路追到蒙特巴顿在斯里兰卡康提的司令部，直到重庆的阴谋。但是在战场上，懂中文的波特纳将军很聪明地估计某些混乱源自军官会议本身。出于这个估计，我被派给最重要，也至少是最让人头疼的任务。
“把你耳朵支在沙包上--我不想让你到里面去，或者很显眼。一旦翻译上有错误或者漏译，你就立即打断，给予纠正。”这样，我不是变成翻译，而是翻译的翻译，还得保持低调。
这是一个不讨好的活。自然，所有翻译都恨得我要命，他们利用各种机会想把我赶走。他们的译主们--或者是一名参谋飞快地解释一个战况或作战计划，或者是一支部队的指挥官在详细说明他的困难和他的伤亡--都不是善类，对打断他们讲话的人没好气，波特纳本人也会气得脸通红，他的“好啊，艾克维尔”听上去常常就象军事法庭的判决。可是尽管这样，检查再检查的效果还是被事实肯定了。
参谋长在解释一个进攻计划，他的教鞭在墙壁上的形势地图上不断移动：“敌方位置，X点将被包围，进攻时，我们用迫击炮和大炮加上飞机阻击他们的增援部队。38团的第一营用两次各一个连的兵力冲锋，在0745时间的一波炮击后开始进攻。他们要把敌人打散，然后挖战壕，采取所有防御措施，守住阵地，打退敌人的反冲锋。”就在翻译开始翻译的时候，他又低声加了一句：“别象上次那样，在日本鬼子反攻时丢了阵地。”
这时自我发挥的中文翻译已经开始了。“美国参谋长说了，38团第一营派两个连，在0745的炮火后突击，把敌人从地图上显示的X点击退。在迫击炮，大炮和飞机的轰炸下，这就象一个盒子一样，部队要守在那里。”
我用英语打断，“翻译得不准确也不完整。”然后用中文再说一遍，“翻译，不准确，不完整。”
参谋长一下直起了身子，中国军官都转过来把有点奇怪的注意力集中在我身上，或者与他们的翻译低语；Merrill’s Marauders的指挥官抱怨道：“哦，上帝，难道我们就不能用英语打场仗吗？”波特纳将军的后脖子涨的发紫。不管他们怎么发火，我还得用中文继续，我的音调在强调被省去的部分：“纠正：在进攻的时候，那个阵地要用迫击炮和大炮以及飞机的轰炸把它从四面八方给切断，防止增援部队，我们的部队要挖战壕采取所有防御措施，打退反冲锋。”
问题和回答，否认和澄清。这个已经说过了，这个没说过，再说一遍。但是经过第一次的爆发，波特纳将军的脖子已经没那么红了，中国军官们也很专心甚至很理解地点着头。
在讨论一场进攻（战场上的每一个误解都会付出伤亡的代价）的得失的军官会议上，这时你要打断别人的说话，不那么容易。我擦了擦脸上的汗，等待着下一个错误或省略，同时在想，不知某人某时会对我发起攻击。
一次，军官会议比较简单，没什么复杂性，进行得也很顺利，没有中断，我很轻松地靠在沙袋上，总算没引人注意。但是波特纳将军在退场的时候冲我嚷嚷，“妈的，艾克维尔，怎么回事，睡着啦？”
我算是两头讨不了好了，不管我说还是不说都不对。不过，我还是按照命令，一直在打断每天的例行军官会议，直到密支那陷落。这也是为我在板门店的谈判作了铺垫。
缅甸之后，我去了重庆，担任美军指挥部与中国军事情报部门的联络官。每周，中美联合军官会议在魏德迈将军的美军总部举行。我已经不再是翻译了，因为在这个层次上，只用最高水平的翻译，他们的表现非常出色。只是，他们是严格的公事公办，也就是说，他们只翻译官方发言。但是，联席会议上，并不是所有话都是官方发言。
会上，魏德迈将军，或者他的授权发言人，代表美方发表声明或提出建议。相应的中方官员给以回答，是同意，婉转表达的不同意，或者是就美方建议针对性地提出中方的建议。在这个回答说出来之前，甚至在形成一个答复的过程中，桌面上的中国军官们会进行快捷的交流和低语，正式答复被很准确，乃至很出色地翻译出来。但是没人被要求，实际上也没人去翻译那些说得很快的交流和低语。这些话却是另一番特色，以为没人听得懂，所以也就坦率，没有忌惮，往往与正式的最后官方表达有区别。官方回复也许是模糊或者不肯定的，但是正式回复之前的私下评论却可能是严厉的批评，表现出怀疑和敌意。有些人表面上对美方政策未作支持的表态，私下却可能表达出强烈的亲美倾向。还有些人在公开场合的教养几乎无懈可击，却在低声交流中表达出尖刻地批评和深深的怀疑。
一天，这些低语又长又激烈，我悄悄地告诉魏德迈将军和他的情报官员这些用中文进行的谈话的大意。从这天开始，当中国人之间互相低语的时候，我也向魏德迈将军悄悄地提供中国军官们之间互动的第一手资料。这是翻译的新手法，也是通向板门店的另一步。
一次在板门店，1953年秋天的一次政治预备会议上，迪恩大使的开场白是一句简短的美国土的掉渣的习语：“let’s take first things first.”他停下让我翻译。就那么一下，电光火花，可遇不可求的灵光一闪，孔夫子《大学》中的八个音节跳出我的嘴唇：“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这句的一种经典英译是：“To know what is first and what is last will lead near to the Great Learning.”但是在日常用法中，迪恩大使说的比我能整出来的任何翻译都更真实，因为我只是在凝聚自人类日常体验的智慧海洋中取一瓢饮而已，在这种智慧里，一句日常俚语说的，和久于两千年的哲学里的一行古文表达的竟然是同一个意思。
一个非常生活化的当代美国英语，可能会翻成两千多年前孔夫子一位弟子的古老的短语。而蒙古的一位活佛，用藏语说的一句话，则可以用英语诗人的一行诗来匹配。
我在北京【1946年】认识了一位海军陆战队的情报官，叫麦克，我在一次多语种鸡尾酒会上见到他，在鸡尾酒会上随意的谈笑中，一位蒙古格格（那时是法国总领事的妻子）和我却反其道而行之，不顾周围那些她也都熟练的英法语和中文，而选择用藏语互相敬酒。过了一会，在边上站了一会的麦克憋不住他的好奇，问道“你们在说什么语？”，告诉他之后，他很佩服。交谈了一阵，我们发现我和他都喜欢英语诗人，于是我们俩退到一个角落里，在一杯饮料的时间里，互相从乔叟到吉卜林你一句我一句地背诵着，直到分手。
两天后，他打来一个电话，问我能否帮他一个忙。他正在与一名所在地未知的蒙古活佛接触，他可能有有价值的情报，但是语言问题非常突出。他一直在使用当地中国政府提供的两名官方翻译，一名从蒙古语到中文，一名从中文到英语，但是这种双重翻译，加上他怀疑官方的压制和歪曲，使得与活佛的联系基本上没有什么成果。但是，一句不在意的话透露活佛在西藏待过，这就暗示他可能会说藏语，所以请我来试试他。
出于他自己的考虑，活佛可能原来认为与美国人的接触是有益的。但是当我见到他的时候，从他脸上表情来看，他显然已经肯定，这两个中国人夹在中间，他和美国人的互相理解是不可能的了。他瞟了我一眼，又是另一个听不懂的蛮夷之人，没兴趣。然后我用藏语问道：“敢问五智佛化身是否说藏语，”，他一听之下，立刻活跃起来。他的藏语很流利，而且，我们居然都说西藏东北部的同一种方言。于是我们俩互相问候，聊了一会。边上短路了的官方翻译脸上的震惊和听不懂的表情真的很有喜剧效果。两人中负责的一位马上又恢复过来，用中文对中-蒙翻译说：“告诉喇嘛不要跟美国人说任何重要的事，他最好通过我们发表言论。”他有点大意了，以为在场的美国人都不懂中文。我觉得此时最好还是点破他，我用我所知道的最礼貌的语言告诉他：阁下太辛苦了，您给了我们很大帮助，我们不能再占用您的宝贵时间了，您肯定还有重要的事要去忙，我们就不再留您了。
说了再见，他们很快退出之后，就只有我和麦克跟活佛在一起了。“先问问他从哪儿来”。活佛回答了，麦克迫不及待地问：“他说什么，他说什么？”我的回答让他吃了一惊。“忽必列汗在上都曾经下令造一座堂皇的安乐殿堂”（Samuel Taylor Coleridge 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 ）“见鬼！”他停下不说了，但是嘴还张着。蒙古活佛用藏语说的是：“从昌都来，你知道的，就是忽必列汗建了一个夏宫的地方。”我引用的诗的意思相当接近。不过直到那一刻，我从不知道柯勒律治在写那首诗之前对史实作过研究。
1953年感恩节前几天，板门店的正式讨论中间，迪恩大使突然讲起“险峻，布满礁石的海岸”的故事【这应该是指“五月花”的故事】，以及感恩节的由来，他以这样一句结尾：“每一年，当大熊星座低垂北方天空的时候，美国人就把这天定为向上帝感谢一年的丰收的日子。”说完他提议感恩节休会一天。“北方天空的大熊星座”的双重含义让屋里的所有美国人都会心一笑，因为在很多次会议中，中国人总是被讽为某个更大的主子的小卒和傀儡。就在我正准备翻译的时候，一个更完美的中文双关语涌上来，脱口而出。中文的“大老熊”和“大老兄”的发音是一样的，因此英文里暗指苏联的双关语就应运而生。望着懂英语但在迪恩大使说话时毫无表情的黄华，我开始了翻译：“当大老熊挂上北方的天空。。。。”我看到他上脸表情有了变化，其他中国人也是。我把英语的指喻转换成一个完美的中文双关语。即使在不同语言的混杂中，脸上的那么一丝微笑还是能把人类成员们联系起来。
板门店迪恩-黄华会谈时，一天黄华把责任推向联合国方面，突然引用了一句中国成语：“吃羊肉，惹一身腥。”（不知是不是这句中文，书里的原文是Having eaten mutton the entire body exudes.）他的翻译，是个有些神经质的上海青年，我们私下叫他“上海小孩”，他擅长使用所有会议惯用语，但是听到这个俚语，他的脸上肌肉跳动，不知道该怎么翻。犹豫了一会，他冒出一句：“当你吃羊排，你的身体发臭”。（“When you eat lamb chops your body stinks.”）虽然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但是原话的那种讽刺性的雅致全没了。迪恩大使乐不可支：“你提到羊排，我才发现午饭时间已经过了，我还真饿了，正想来几块羊排。”我向上海小孩露一手的机会来了，我告诉他羊肉和羊排的区别。我仔细地向他描述中国的羊排应该是什么样的：“你说的是切成块的羊羔肉。”黄华这时也微微地笑了，上海小孩整个傻了。
当寻找与某已知概念的定义相匹配的词的时候，中文的资源要比英文要宽广。由于其奇特的结构，可用于外交需要的中文资源非常丰富，只是有些零散。中文里的反义词互相搭配来表达某种性质：长短表尺寸，轻重表重量。四个音节的成语在中文里非常多，还可以缩成两个字，用的最多的，是同义词重复以使误解成为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