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左派，包括诸如宋儒理学，列斯毛的暴力共产主义，和如今民主党的大政府福利主义，还有一些因此走向另一个极端，主张厚黑铁血的分子，其实都错误地理解了Nice和仁爱的真意。我一向认为，先秦时代，东西方的思想虽然相互之间远隔万里几无知闻，却反而更相似相近。反倒是大一统科举制后越行越远。宋理以后无真儒，到了清儒完全就是奴才，民国稍有呼吸随即又给收割打压。如今讲什么国学民族文化复兴，其实早已不是同一品种，抛根重种谈何容易。
话来回来。对Nice和仁爱乃至慈善贡献的粗俗粗暴的解释就是，有的要给没有的，多的要帮助少的。否则就是不Nice，不仁，不爱，不善，不好。技术虽然现在比过去发达得不知多少倍，但是人心人性并没有本质的进步。所以在技术上也许一个初中生就有两百年前大师的知识水平，但是在思想上却依然不能超越两千年前先贤的高度。子贡赎奴免赏和子路救人牵牛旧事其实很好地诠释了Nice和仁爱的真缔。真的Nice和仁爱，或者用更时尚一点的词汇，真的贡献和领导力，就是如何能够顺应和引导大势，从而使得更多的人能够从中得利，同时自己也不妨从中获得很大甚至最大的一份。而不是苦情地从自己碗里漏一粒两粒，也不是强大地往自己碗里多分一份。而宋儒以后的儒家其实就是在这两种极端的人格分裂的状态。一方面鼓吹仁爱，立志达则兼济天下，代天牧民。另一方面，坚持科举这种强者通吃的极度不公平分配的制度。伪君子成为常态。而从列宁主义的成功输入到文革的高峰，恰恰是对此的极端反叛。然而改革开放之后，又重新反回另一个极端，精英主义阶级差别又不断恶化，包括老中的爬藤意志，都是这种发展的一个分支和延续。总是在两个极端之间跳跃，而忘却或者从来不知道中庸和仁爱的本义。
套用美国流行的一个观念，想发财从而改变世界的（达则兼济天下），基本没有成功的。想改变世界却也发了大财的（济天下则达），很多很多。这才是所谓的领导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