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很喜欢与人交往，认识新朋友。有一次她跟我说：她很想认识我的博士生指导老师，希望我能把他请到家里做客。我笑着对她说：‘提’着‘傻瓜’英语，哪都敢闯，勇气可嘉，不过他是系主任，很忙，恐怕没时缝间接受你的邀请。
到澳洲已经有一年多了，妻子英语的听说能力不断长进的同时，她的写作能力也有显著的进步。实际上，6月30日，也就是在到达澳洲5个多月的时间里，妻子就已经开始尝试用英文写日记了，虽然用词和语法都不是很规范，有可能当地人读起来会有些吃力，但起码我能读懂。
儿子的年级要野外露营一个星期，全年级几十名同学，最后只有6个同学报名参加，主要是费用太高，记得好像是每人三百多澳元。为了让儿子多些体验，虽然贵些，我们还是让儿子成为那6人中的一员。
儿子不在家，早上妻子只好只身一人出去锻炼，跑了几圈之后，坐在一个公园的亭子里读英语，一位帅气的当地小伙子看到后，上前打招呼。看到妻子在学英语，便主动过来坐到妻子的对面，帮忙纠正妻子的发音，并用很慢的语速和简单的词汇与妻子聊天。这样妻子就能明白他的话语，聊天可以进行。当妻子准备回家做早餐的时候，小伙子还热情的相邀：明天还可以在这里见面，他很愿意帮助妻子学习英语。有这样热心友善的年轻人愿意主动和她练习英语，妻子当然高兴了。连续三天，小伙子都很有耐心的等在那里。妻子发现，和他聊天，一起学英语确实很有帮助，想和他长期交往，便对他说：“希望能介绍你和我家先生认识，如果方便还可以到我家做客” 结果第四天妻子再去那里的时候，不见了小伙子的踪影，‘新外教’只任职三天就失踪了。我跟妻子开玩笑说：如果真想让你的‘新外教’长期任职，就不要和他提及我的存在。
虽然这位‘外教’三心二意，到澳洲以后妻子却也真正交了几位新朋友。
第一位是个叫海棠的年轻华人女子，来自四川，她在一家华人旅行社工作，是我在为妻子和儿子预订来澳洲的飞机票时在电话里认识的。有意思的是妻子和儿子来到澳洲之前，我和海棠从未见过面，只是在电话里聊了几次。最初的聊天是在一个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海棠突然打电话过来，先告诉我一些飞机航班的消息，之后就拉起了家常。也许是孤身一人在澳洲，寂寞难耐，只想找个同袍聊聊天。以后我们在电话里又聊了几次。妻子和儿子到了澳洲后，海棠的丈夫龙翔也到了，他们便邀我们一家到他们家里吃饭。这样我们两家就成了朋友。
第二位是我的一位同事的妻子，刚从北京来到澳洲不久。与我们不同的是他们已经是澳洲永久居民，故可以享受学生补贴和学生贷款，后来她注册了一个职业学校的财会专业。在学英语的时候，经常与妻子在一起，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妻子似乎感到学英语好像不再那样枯燥了。
第三位是妻子在英语学习班认识的，名字叫招萍，也是北京人，因为嫁给了白人老外，便从北京来到了布里斯班。招萍年长妻子几岁，充满善意、关心与爱护，总像个大姐姐似的。和她在一起，妻子感到很舒服。后来，我们在英国的时候，听说招萍和洋丈夫离婚了。以我们的观察，这种中西婚姻，还是最终以分手居多。
还有一位传教士劳拉，与澳洲丈夫尼克结婚，从罗马尼亚移民至澳洲。后来尼克出轨，劳拉便把尼克赶出了家门，独自一人带着女儿靠政府救济生活。有趣的是，第一次来我家传教还是他们夫妻同时来的。本来我妻子很喜欢听尼克讲话，他是罗马尼亚裔的加拿大移民，有双重国籍。他英语纯正，口齿清晰，用词简单，通俗易懂。谁曾想，即使笃信上帝，却也意乱情迷，不能持重。看来这教会也不是净土，里面鱼龙混杂。劳拉的英语口音很重，但因为两家相距很近，走动比较频繁，妻子也逐渐适应了她的口音。她经常带着女儿过来串门，很喜欢吃妻子的中国餐，经常带着妻子和儿子参加教会的活动和聚餐。自从和劳拉相识，儿子的活动空间也扩展了，在教会的活动上，儿子经常能遇到很多其他的孩子们，到他们的家里，和他们一起玩，分享他们的食物。在其他方面，劳拉也经常提供力所能及的的帮助，比如开车带妻子采购、看医生等等。到后来，他们成了真正的朋友，传教反倒不是他们交往的主要内容了。
与这么几位朋友的交往，妻子的生活不再像之前那样单调，而是有了更多的情趣。妻子来澳洲之前，我的交往范围很窄，基本上都是学校的同事。妻子结交的朋友也为我的生活添加了一维新的空间，有时我也抽时间专门为这些朋友们拍照。
还有一位朋友是后来才认识的，她的名字是丁丁，也是嫁到澳洲来的。丈夫是越南裔澳洲人，是个医生，只可惜这位医生有严重的家暴，婚后没几个月丁丁就忍受不了，逃了出来，在一个妇女避难中心暂时安顿下来。丁丁在国内时是安利的销售代表，现在为了生存，又加入了澳洲的安利销售网络，经常拿着安利的产品到我家演示，虽然我们没有买太多的安利产品，但却从丁丁这里学到一些较新颖的健康理念。同情她的遭遇，妻子经常邀请丁丁到家里一起吃晚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