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我家房子的正中心，有个小小的天井，水泥地，约三米长、两米宽，四面都是高墙, 有个自来水池。
在我的童年时代，这个天井里发生了一些故事，可以说是我最初受到的自然和人文教育，以后慢慢写来。这篇先说说天井里的生命。
最常见的生命就是水虫了，一寸来长，黑不溜秋的恶丑，平时居住在水池的下水道里，到阴天或空气特别潮湿的时候，它们就会一扭一扭地出来换气，在水池的周围到处蠕动。我从小厌恶这类忸怩作态的动物，如果看到水虫，就会拿一根筷子把它们拨进水池，然后拧开水龙头哗哗一冲，满足地看着它们连滚带爬地跌进下水道。从哪里来，还是回哪里去。
其次是鼻涕虫（蜒蚰），通常只看见它们爬过留下的痕迹，亮晶晶的，纵横交错的。有时这些银色的踪迹会突然中止，却又不见虫子，就会疑惑它们怎么消失了。偶尔，如果起得早，也会看见一、两条鼻涕虫在那里慢条斯理地爬动。这时王家的大儿子座山雕就会去拿一勺食盐，说声“看我做化学实验”，把盐倒在鼻涕虫身上。第一次看这个“化学实验”，捂着嘴跑到卫生间里，对着马桶干呕了三下，这个过程在这里就不多描述了。
夏天，常在天井里帮母亲捡菜洗菜。这是一项不很艰苦、但很提心吊胆的工作，因为我见不得那些菜虫和毛豆虫。我从外婆和母亲那里继承了对这类动物的极度生理厌恶，相信这也是基因的一部分。如果剥开一颗毛豆荚，忽然里面出现一条扭扭虫，我会从板凳上跳起来，尖叫一声把毛豆扔得几丈远，手心出汗，心要“突突”地跳很长时间不能平静。
（这个生理厌恶是我的一个致命弱点，作为自我保护，我从小就学会了隐藏。做小学生时最可怕的噩梦，就是一个恶霸男生用树枝挑着一条蚯蚓在后面追我。）
有时我也喜欢观察蚂蚁搬毛豆虫。先是一只蚂蚁看到了，回窝里去搬兵，路上遇到第二只，碰碰头，交流一下信息；第二只继续往菜虫那边走，第一只继续向窝里去。就这样蚂蚁渐渐多了起来，到了几十只、几百只，把菜虫紧紧包围起来，像给虫子镶了一圈花边。然后，不知怎么就一下子就把扭动挣扎着的虫子举了起来，又是拖又是拽，轰轰烈烈地运回窝里去。队列前面还有几只敲锣打鼓的蚂蚁开道，后面也有几只骑着摩托车压阵。当时就想，这群蚂蚁里面一定有一个队长在指挥喊号子，可惜蚂蚁太小了，趴到地上还看不清楚是哪只。
后来，每次看到舞龙灯，都会想到天井里的蚂蚁扛毛豆虫。
有一次，天井里来了一只鸡。
二楼王家的乡下亲戚带来一只老母鸡，他们就搭了一个临时鸡窝，养在天井里。走廊里靠天井有一扇窗子，有时它会飞到天井那边的窗台上孵着，我就在走廊里，隔着玻璃近距离地观察它。
鸡的面孔不像人的脸那样是平面的，所以我永远只能看到它的一只眼睛。眼睛很小，眼珠却很亮，咕噜咕噜的也会转。它也在那边左右偏着头打量我，我就开始在心里和它对话。我最关心的是老母鸡的命运，最后会是谁杀了它，谁吃了它。
老母鸡回答，我不知道，就是知道了也没办法，这就是我们这些做鸡的命，还是乘活着的时候，多啄几条水虫鼻涕虫享受享受吧。
我还给老母鸡起了个名字，叫“阿花”，因为它是一只芦花鸡。现在想来，给鸡取名字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因为一个生灵有了名字，它在你心中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和地位，这对一个即将被宰杀的动物来说，非常不合适。
我觉得鸡非常可怜，而且很害怕王家把我们的天井变成一个临时屠宰场。必须采取行动，我从毛笔练习本上撕了一张纸，用大楷写上几个字，悄悄地贴在通往天井的门上：
城市里不准养鸡杀鸡！
第二天去上学，王家儿子座山雕拿着那张“标语”在门口等我。
“喂，”座山雕说，“我家养鸡的事，你不要告诉居委会。如果你不响，我就送你一套小猫年历片。”边说边把“标语”撕碎了。
（座山雕比我大十岁，当时正经历着一场刻骨铭心的初恋，心情时常处于比较和蔼温柔的状态，所以他选择了奖励的方式，而不是威胁。有关座山雕的故事，以后另写一篇。）
好在过了两个星期，王家的侄女生了孩子，老母鸡就被拎走了，留下一只孤零零的鸡窝，天井里总算没有出现血淋淋的屠杀场面。这以后好几天，心里空落落的，脑子里经常浮现出老母鸡那只眨巴眨巴和我对视的眼睛。每次经过走廊里那扇窗子，心里都会隐隐地升起一线希翼，期待着自己的眼角里会突然出现一只名叫“阿花”的老母鸡，一只回了家的、被饶了一条命的老母鸡。
又在天井地上拾得芦花鸡毛一根，在写字桌上的笔筒里，一直插到大学毕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