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击并身历其境者言——纪念卞仲耘校长殉难四十周年
作者：林 莽
悲逢北京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殉难四十周年之际，她的老战友和丈夫王晶尧先生约我写一篇实录，以资纪念。
卞氏乃北京文革罹难之首者。继其后，全国又有千千万万无辜者惨遭迫害。此实我国自古未有的空前浩劫！我作为当日的目击并身历其境者，能不感到痛心疾首？于是奋起秉笔直书，仅欲言予幸存世上的未亡人。
１９６６年６月初文革工作组进校后，某日中午下班时分，我经过校门口的会客室，看见卞仲耘、胡志涛两位副校长及其他几位校领导在里面，可能是在开完批判他们的会后，呆在那里等学生走完再走。有一印象给我很深，那就是卞仲耘校长脸上的笑容。我心想：“这时，她还能面带笑容，可见压力不大，比我这个右派强。”而工作组进校第二天就叫我去听训示：“老老实实接受劳动改造！上午可以在图书馆工作，下午打扫大操场及全校男女厕所……”我听了，心情是沉重的。
没想到，时间未隔多久，情况却有了变化。
工作组被撤消了，这对我关系不大，而对卞仲耘她们，则至关重要。说工作组 犯了方向性的路线错误，运动搞得不红火。浮皮蹭痒地批了批校领导，没有搞出什 么结果。应按十六条办事：“……要放手发动群众，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以学生 为主体，……尊重群众自己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 席指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 恭俭让。”这条最高指示一下来，师大女附中的文革运动果然红红火火起来了。
那是８月５日的下午，我在实验楼底层图书室，忽然听见从窗外大操场上传来 乱嘈嘈的人群声，还有一种金属的敲击声，嘈杂声中还夹杂着一种嚎叫声，越来越 响。显然是人群从大操场走到小操场上来，离我们这实验楼越来越近了。小操场就 在这座楼的前面。我赶快跑到窗户边，打开纱窗，把头伸出窗外。窗外的景象使你 目瞪口呆，使你毛骨悚然。你简直不敢相信，这种场面是怎样精心策划出来的：学 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领头走在前面，她的脸全被墨汁涂黑，两个眼珠子的 转动就特别显眼，像两点明明灭灭的鬼火，叫人看了害怕。而她的嘴唇也染黑了， 当她开口出声时，可以看见雪白的牙齿，露出了一副门牙，这样的丑化她是一种卑 劣的行为。更为卑劣的是还强迫她遵从红卫兵的命令大喊：“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 分子！我是走资派！我有罪！我该斗！我该死！”这几句话喊完之后，又再重复， 来回喊。每喊一句，就用右手握着的短棍敲一下左手上拿着的铁畚箕，发出破锣的 声音。在她后面跟着的是副校长胡志涛，她的脸也被涂得漆黑。她和卞仲耘不同的 地方，只是她拿的不是铁畚箕，而是一个破脸盆，敲在上面的声音要比铁畚箕响得 多。她嘴里喊出来的话，内容与卞仲耘喊的差不多，只是各人报自己的姓名和职位 不同罢了。再后面是副校长、教导主任、副主任，除了一个副校长和一个副主任是 男的，其他三人都是女的。男副校长的喊话，多了一句：“我是走狗，应该砸烂我 的狗头。”在这一行被勒令游斗的走资派两旁，都有红卫兵押着，都是女学生，大 多戴着“红卫兵”的袖箍，红布黄字。她们手上大多握着短棍，有的还执着长枪， 是木枪。一发现哪个“走资派”喊得不够响，就给他一棍，打在他们的头上，像敲 在木盒上一样，发出乾裂的声响。于是，那个挨了棍敲的或受了枪杵的立即放大嗓 门拼命地喊。往往喊不了两句，声音又小了，于是又打，又大喊，实际上是在嚎叫 。嚎到这时分，卞仲耘的嗓门已经沙哑了。越是喉咙沙哑就越倒楣，棍子像雨点般 打在她们的头上，特别是那个患有高血压症的卞仲耘，喉咙又早已沙哑，挨棍子就 最多了。难道棍子的威力能叫一个沙哑的喉咙发出响亮的喊声来？女红卫兵也对她 们狂喊着。这个喊，那个也喊，一片嘈杂，听不清喊些什么，大抵也就是命令她们 喊响些吧？“走资派”实在无力遵从这种无法履行的要求，这便气坏了红卫兵，她 们觉得光拿棍子打，不能解恨，就抬起穿着翻牛皮军靴的脚，照准走资派的肚子上 猛踢。卞仲耘捂着肚子，牛皮靴头就踢在她的手背上，痛得她直叫唤。这种尖锐的 叫唤声，连我立在楼内也听得刺耳，令人寒心。
卞仲耘终于倒了下来。那一倒下，许多红卫兵就涌到她身边，恶狠狠地喊：“ 你别装死！起来！再不起来，老子踢死你！”女红卫兵居然自称“老子”了。我以 为既然倒下，吓唬吓唬这个女书记就算了，没想到红卫兵，而且是女的会这么狠！ 她们用穿着军靴的脚踢她。卞仲耘躺在地上，躲是躲不开的，只有任其踢。红卫兵 大概是踢累了，才收住脚。
虽然不踢了，她们还要创造性地喊出这样的口号：“砸烂她的狗头，打翻在地 ，再踏上一只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于是便出现这样一个场面，有一个女将个 子又高又大，腿又长，居然在她身上踏上一只穿着军靴的大脚。那气势真够雄伟。 写到这里，我忽然明白，好像识破天机，“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的不就是 这种精神吗？这一场游斗的全部过程，都是杰出的、精心的首创制作，这不是首创 是什么？翻遍二十四史，你也找不到这样的记载。红卫兵对毛泽东的“最高指示” 才可称得上是最深刻的体会。四十年过去，从来我都以为是红卫兵过火；四十年过 后的今天，历史的久经琢磨终于让我认识到，是谁教导红卫兵这样做。
这时，她们坐下来休息了，打人打累了，骂人骂渴了。有人买来整整一纸箱冰 棍。不知她们在高谈阔论些什么，也听不清。而她们嘻嘻哈哈，而这笑声使我觉得 她们已经不是女孩子。看那副杀气腾腾的样子，像个女孩子吗？一道最高指示一下 来，她们就变成了这样，还要美其名曰，这是闹“文化大革命”。
校领导人饱受皮肉之苦后，红卫兵又命令他们劳动改造。小操场左侧，有一小 堆砖，砖旁边有一小堆沙。这叫什么劳动改造？只是让他们把砖和沙搬的搬，抱的 抱，移到右侧去，移完了，又让他们再移到左边来。这样来回地搬着，这不是拿人 来折腾吗？躺在地上的卞仲耘，也慢慢爬了起来跟着搬。她哪迈得开步子？只是一 踮一踮地蹭着走。
我也不敢久躲在窗后看，想起我打扫厕所的任务，便赶快离开实验楼。刚打扫 完一个女厕所，从里面走出来就碰见一个女红卫兵，她对我厉声说：“跟我走！” 我跟在她后面，心中忐忑，不知要我跟她去干什么？一直走到女生宿舍，进了东边 侧门，刚进门，却看见盥洗室外北墙边，站着卞仲耘。她可能是支撑不住自己，一 只手扶着过道的墙壁。这时，我看她的白色短袖衬衫上有血迹，后来，才从传闻中 听说，原来打她们的棍子头端是钉着铁钉的。
红卫兵命令我：“拿把笤帚来，交给她。”我便明白，是要她打扫女厕所。当 我从门背后拿出一把笤帚交给她，她也试图来接，还没来得及接住，手一离开墙壁 ，就晕倒在地上了。双目紧闭，不住地呻吟。女红卫兵对她大声吼：“你又装死！ 起来！”
她起不来了！
另一个女卫兵从盥洗室端来一盆凉水，兜头向她泼去，冲得她全身都是水。我 实在不忍目睹，便立即匆匆离开。
没过多久，那个女红卫兵来到图书室，又来叫我跟她走。这次却是跟她走到女生宿舍正门。刚进正门，却看见卞仲耘仰身躺在正门台阶上。红卫兵勒令我和先到那儿的校工老白，一同把卞仲耘抬上她身旁的手推平板车。我刚抬起她的双脚，围观的女红卫兵们朝着我哈哈大笑起来。我立即意识到：这不是嘲笑一个活着的右派，抬一个将死的走资派吗？我受不了这样的嘲弄，我也不忍目睹卞仲耘临死之前的惨状。她的两个眼珠向上翻滚，口吐白沫，浑身湿透，抽搐不止。“老卞呀！我真不忍看到你这样的悲惨的结局！”于是，我愤然放下她的双脚，大声说：“我决不抬！”即转身走开。红卫兵追上我，骂了一句：“妈的！”用穿着军靴的脚踢了我一下。
反思当日，假如红卫兵不准我离开，而我又坚决拒绝抬尸，那我就会倒于乱棍之下，多死一个，这是完全可能的。师大女附中是一所特殊的女子学校，可以说是“皇家女子”学校，因而女红卫兵有它的特殊性。所以她们打死一个卞仲耘，不过是小试牛刀，体现一下不怕出乱子的胆识，做出首例示范，从而起到推广全国各地的作用。全国打死的人无数，上至元帅、将军，下至平民百姓，一概都打，毫不在乎。多死一个，少死一个，又何足道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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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林莽，江西人，现年９０岁。早年在方志敏、范学陶领导下参加革命。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的著名作家，１９５０年任中央戏剧学院教授，主讲苏联文学。１９５２年因与胡风相识，坐牢一年。后降职到北京师大女附中任语文教师。１９５７年被划为右派，被剥夺了创作自由。文革后出版了长篇小说《轻生一剑知》（作家出版社）、《长夜三部曲——爱情、痛苦、死亡》和《玉兰表婶》（后两书均由台湾时报出版公司出版）。《玉兰表婶》已由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再版。
原载 华夏文摘 文革博物馆通讯（三八三）二ＯＯ六年一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