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 ZT 上海交大反右派亲历记 （上） 作者：施绍箕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70413/201602/615231.html
（9）纵身跳楼 不为瓦全
机制二的学生施永佑，上海市人，高知家庭出身，父亲是上海有名的建筑师，早年留学美国，其姐定居在美国。施因“崇洋媚外，宣扬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以及“吹捧大右派孙大雨和彭文应”等罪名，58年反右补课中被划为右派，后来同时受“保留学籍，劳动察看”的处分，在郊区劳动的后期因患肾盂肾炎留在上海没有跟大伙一块来新疆，留在上海期间没有正式分配工作，至66年文革爆发，作为右派分子在劫难逃，一次里弄红卫兵对其进行抄家，肆意侮辱人身，施当场愤然从三楼跳下，悲壮之举义无返顾，结束了30岁的年轻生命。1979年交大进行右派改正，由他的一个姐姐代领了交大党委发给的“右派改正书”，此时离施本人去世13年，离58年入右21年，当时留下的两个小孩已成十几岁的懂事少年，但愿留在下一代心灵上的创伤会随着时间而愈合，今后不会再有这类的无辜者。
除了施永佑之外，原交大教学行政科副科长梅焕洲，也是因为右派问题，在文革劫难当中，始则卧轨（未遂），后来跳楼而陨。
童信舫，交大物理教员，文革中在南疆阿克苏被迫害致死，船内四的学生右派王济一，分到阿克苏农一师，也是非正常死亡。
（10）范文难友 你在哪里？
范文，金切四年级学生，班团支部书记，浙江农村人，肤色黄黑，有营养不良之状况，质朴诚实，瘦小的个头，显然的一个弱者，没有进攻性可言。刚下乡，他和我分到同一个生产小组，于是朝夕相处，共同作息，我们处得很默契，出工互相提醒不要迟到，劳动上相互帮助，只是有一条心照不宣：各不提及自己的右派问题，以免引起必然可能产生的认识不好以至翻案的很敏感的新罪责（注释：“翻案”在五十年代是有罪的，因为“翻案”而获新罪和吃更多的苦头的例子不胜枚举。现在有“无罪辩护”和“申诉”的词，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啊！）。可是，在过了不多的日子之后，范文按捺不住，竟打破默认，单独地向我述说，大意是他是在支部会上响应鸣放号召发的言，主要是谈了农村的一些不如人意的实际情况，到后来，他用很平静的口气问我：“你说，我错了吗？言者无罪怎么不算数呢？”听了他这番话，我感到好亲热，这不就是我所想的吗？这样的心里话自从我被孤立以来是不可能听到的。这既是心里话，又是真话，而且是我们的共同的心里话。可是我听了这个话，又感到害怕极了，我的心在哆嗦，这可是“翻案”啊，起码是认识不好吧，谁敢“翻案”，谁希望“认识不好”呢？心里想想倒也罢了，现在可是我们两个人啊，弄得不好，闹出一个升了级的“翻案集团”，这怎么办？本来还不是老成的年龄的我，却突然世故了起来，我捏着一把汗，王顾左右而言它的劝阻了他，照现在的话说，就是“你没有说，我也没有听见”。
“我错了吗？”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何尝只是困扰着范文一个人呢，而是几十万右派共同的困惑，然而，解惑无门，前面有赵长根因为申诉和傅瑞榕因为申辩而加重处分而送去劳动教养的前车之鉴，那就只有自己默默忍受了，要是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反右派不就是一场闹剧、一场笑话吗？可是我们的范文，缺少“难得糊涂”，以诚对诡，把玩笑当真，他竟想以毁灭自己的方式去摆脱这份困惑，去结束一切，终于在一个秋日里，投河自尽，幸好被及时发现，由水性很好的湖南籍船制系助教黄翼夫救起，时已奄奄一息，众人赶到时多震惊难受，无言以对，不料一位下放干部，轻蔑地用脚踢了他的身体，加上一句“右派不老实！”我是第一次遇到这样从未见到过的场面，人性泯灭，把人不当人，这就是阶级斗争？！正是由于那么几个左得可怕的管理干部（下放干部）的作用，当天天黑以前，范文被押送到了公安局，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日复一日，他的一大捆大本的教科书原先放置在房檐下的水车上被雨漂日晒散失以致不知所踪，在又一年之后，才有一点消息说，范文最终被公安局折腾到了上海精神病院。难友们纳闷，个个沉默无语，谁又可能知道得更多一点呢？知道世界上曾经有过一个非常庞大的“古拉格群岛”，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作为难友，我一次又一次的想起范文，也曾经因为想我自己多难的母亲而想到他的母亲，一位贫苦无助的母亲，在田间地头，房前屋后日夜期盼着儿子的归来。
（11）监狱大门 随时开着
这是一段我自己的经历。
在下乡刚刚满三个月之后，就时来运转，据告我的劳动表现很好，就被生产队选去当饲养员，在当时的农业社，喂猪大概算是一个要害部门了，不被信任的人是不配去喂猪的。要命的事恰巧就在这里，福兮祸依，悴不及防的大祸从天而降。事情很简单：某天，老社员饲养员让我挑饲料回来顺便把库房的“**”（音近似于yuandou ）带回来，因为没有听懂上海县的很土的地方方言“**”，问了一遍还是不得要领，碍于情面，不好意思问个没完，于是就似懂非懂地走了，在库房，找来找去找不着既是喂猪的又是叫yuandou的东西，，就尝试性的把屋角的一个内装糊糊状物的斗缸带回了，回来后我指着斗缸问老社员：“是不是这个？”老社员说，大错了，这是农药二二三！显然是拿错了。事情本该结束，但恰恰只是开始。
不久，政治嗅觉很灵的下放干部得知了这件事情，麻烦就来了。没过几天，正在干着活的我，被要求去到公社，那里的一个大院子，里面一圈房子，象是临时建起的一个看守所，有许许多多待发落的准人犯，整个气氛很紧张很凝重，一位穿便衣的工作人员问过我的姓名之类之后，问我因什么而来，我答：有误拿农药的事，不知道有别的什么原因。他书写完了之后让我坐在一旁，我饿着肚子，一直等到夜幕降临，天色黑透。另一个工作人员就带我上一辆停在微弱灯光下的吉普车，我顺从的上了车，只见车上已经先于我在一旁坐着一位中年妇女，她的脸色惨白，双手合在一起，手铐的金属反光隐约可见。我并不知道要把我送到哪里去，但却预感到可怕的事情就要发生，顿时恐怖袭来，全身寒颤，吉普车一出院门，就急驰在两边尽是田野的公路上，夜色很浓，偶尔有微弱的路灯灯光掠过，寒意一阵紧似一阵，脑子却特别清新，在急速地思考着，想到了“形势紧张就要首先镇压内部的阶级敌人”的话，右派是阶级敌人，我已想到了会不会是在今夜就遭到枪杀，莫非是去龙华刑场？于是想到了亲人，想到了慈母的泪，想到自己的不白之冤，竟然还是没有做过任何倾诉的不白之冤，非常伤心，完全是伤心代替了恐惧。由于身不由己只好让一分一秒的时间去判决吧。
最恐怖的事没有发生，我终于被带到了一座监狱，大铁门打开，被一把塞到里面。这是一间不足12平方米的典型的牢房，高高在上的的电灯透着昏暗的灯光，里侧墙上高处是一个装有铁栅栏的通风小窗，房间中间偏里放着一个醒目无盖的大木便桶，其余全部面积一律席地横向躺着十七八条汉子，由于房间宽度小于两个人的长度，两边双方相对着的腿只好交叉相间，正象平铺着的沙丁鱼罐头的一层。我的突然来到已经很晚，由于我没有铺盖是双手空空而来，比较容易地找了一个空隙插进去倒头便睡，最恐怖的事情既然已经想到，况且没有发生，这里反而是个安全世界，说也奇怪，这一夜睡得特别香甜。狱中的其他情景无意占用本文的篇幅，我唯一所做的一件有意义的工作是在牢房里写了一个误拿农药的非常详尽的全过程的说明，带有申辩的味道：光明磊落，既无不良动机又没有造成后果，客观上的原因是鼻炎嗅觉消失（举出有上海市公费医院的病历为证）。写着这份“说明书”的时候，情绪几乎难以控制，就是说，即便语言非常委婉，措词得体，但是锋芒所向，斩钉截铁的说“不”的勇气，跃然纸上，我相信这一次降临于我的意外的遭遇，已经达到了我所能忍受屈辱的底线了，如果说，我接受右派指控和接受右派处分不敢申辩和违心检讨是想跪着“生”的话，那么，这一次，获罪坐牢，我不会退缩，我要申辩，我要抗争，我要站着“死”。原来，道德和精神的力量是很巨大的，它战胜了一切的恐惧。我在说明书上要求老社员出来指证和对质，我提出，如果一个普通公民发生了这样的事，也会是这样的吗？右派和破坏生产一定是必然的吗？
写完了，交上去了，几天下来，我却象是漏了气的皮球。失望了。因为，我看到这满屋子的人犯，可以这样说，多不是现行的而是“历史”的，我旁边的两位，一位是富农分子，好象持着生产上有点经验，跟生产队长在生产计划和安排上发生了冲突，另一位是因为对于深翻和加夜班而发牢骚说怪话，原来他是个管制分子，我的对面的一位是海外关系者，出工不足，属于对抗生产的……这一屋子都是彼此彼此的分子，使我看到了自己，也使我乐观不起来了。“形势紧张就要首先镇压……”常常在耳际回响,在这个屋子里是兑了现的。
在牢房里每天的希望就是指望着看守来传唤我，约一周过去了，终于有了唯一的一次传唤，把我带到一所医院接受了一次五官科的检查，这倒是针对案情的，是进展的好兆头。不知不觉十多天过去了，毕竟已经入秋，夜晚我没有被子，每天一次的洗嗽，我没有毛巾和牙刷，没有亲人知道我在里面，没有人给我送，下放干部把我人送进来，对他立功已经是足够了，右派同伴都自顾不暇。呆够了大约两周时间，迎来了一个中秋夜，小小铁窗外的月儿分外的明亮皎洁，我哭了，想到了母亲，想到了同学们，想到了自己的现状和没处倾诉的冤情，我伤心地大哭了一场。
整整15天之后，我被叫了出来，让我可以回去了，那位戴眼镜的长者让我在一页材料上签了一个名，猛然间，我看到纸页的右上角有“学生右派”四个字。长者对我没有行李表示奇异，还说:“看你原来还是不错的嘛”，并让我回去后把伙食费交来（连同借给我的返程公共车费），我一一答应，高兴地步出大门，这才识得庐山真面目，原来这里是“上海县看守所”，地处上海市闵行区。
“案情”已完全清楚，但事情竟没有完结，有一张“拘留证”（大概就是我离开看守所时唯一签过字的那张）悄悄地放在了我的档案里了，致使我七十年代人事调动的失败。后来，多次向上海县看守所要求撤出而无果，直到79年错划改正后，只好向交大要求，“如果不是右派，发生这样的事显然不会拘留，乃事出右派之因……，”最后当然获得解决。
因为有荒唐的逻辑，才有可怕的结果，划右派就是因为有荒唐的逻辑，现在要把右派变现行反革命也可以加上诸如破坏生产什么的就成了。不是经常可以看到阶级敌人破坏生产之类的事吗？什么耕牛被如何如何啦，庄稼又被这样那样啦，工厂里的机器又叫阶级敌人给怎么了……，我敢说我是有资格怀疑它们的真实性的一个。有报道说，七十年代末最高法院统计的冤假错案有几百万件。反思 是要的，更重要的是要找出造成这些冤假错案的原因。
既然当了右派，监狱之门就近在咫尺。时过境迁，然而我常常为此事凝想、发笑，我笑我的“以猪为敌的嫌疑”、笑我自己竟然是“人不如猪的价值”，我还想大笑，想笑垮那看得见摸不着的黑暗的城堡－－“古拉格群岛”。
（12）亲戚余悲 他人无歌
秦基，电机系学生，曾经参加过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停战归国，考入交大，任小班班长，表现好，群众威信高。主要是口无遮拦，平时言传过一些朝鲜战场的“内部消息”，经过运动的揭发，分析上纲，当然是很严重的了，“丑化……，美化……”这样一来，立场就滑到右派了。当然这是在充分发动群众，深入揭发之后揭发出来的，这个“揭发”是历来运动的重要武器，它可以使阶级敌人无处藏身，如果左起来，它也可以搅得人人自危。秦基被揭发当了右派之后，58年受劳动察看处分，分在上海县宝北乡，至第二年，在一次捞用来作猪饲料的水草作业当中，不幸溺水，以身殉职。事情是这样的：本来是从岸上捞水草，效率较低，秦基主动要求下水，从水中往上摔，岸上有人接，不幸下水后，水草缠身不得脱而遭难。他的死是既平凡又悲壮的，然而在当年，他的死仅仅等同于在这群右派之中消失了，仅仅如此而已。交大当局对一个放在农村正在劳动改造的阶级敌人的殉职的死亡事故不能说些什么也并不是不可以理解的。
黄小痕，上海市人，56年入交大船制专业，58年反右补课中划上右派，同年到郊区劳动，60年集体进疆，被分在兵团农五师（哈密地区），十余年当中，一直干着艰苦的劳动，75年在开芒硝矿的山里，因受玩忽职守，无视人身安全的一位监督人员的引爆而被炸身亡，现场惨不忍睹，原来1.70米个头的黄小痕，肢体碎身合起来还不到一半，就这样，他走了。人死了，最惨也不过一死，刹那间全然不知，要论真正最惨的还要数活着时候的那个帽子，因为帽子而使成千上万的右派长期失去自由，接受劳役。试想，到了78年4月，全国未摘帽的右派分子尚有二十多万人（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的报告），这二十多万人最终在功垂青史的55号文件下达后于78年11月之前全部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三年自然灾害，八年抗战都是一位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有期徒刑的期限为六个月以上十五年以下，然而剩下的这二十多万右派的帽子一直整整戴了二十一年，可谓是漫漫长夜，无边苦海，交大来疆右派之中，徐步垣，王寿才，张犀，王宇伦，李昌斌。傅瑞榕……都是其中之一，而黄小痕却是从58年戴帽开始为之奋斗了17年的脱帽愿望还没有实现就告别了这无望的尘世。一切不可能重新安排，要是再活过一年，就可以看到“四人帮”的倒台。
然而，1979年改正之时，黄小痕由他在上海的母亲替死在遥远新疆的儿子 去交大领回了“右派改正结论”，这位白发苍苍的母亲捧着儿子的“结论”，悲怆万分，哭晕倒地，由老三儿子搀扶着回了才回到了家。
尤光演，是60年第二批交大遣送来新疆的在校右派学生，分在乌鲁木齐大修厂，69年挖地道时在最危险的岗位井口下，因缆绳断掉被砸身亡，当时留下妻子和三个儿女，最小的孩子还不会走路。
秦基，黄小痕，尤光演等同学，他们因为错划右派的原因，又都是在用来赎罪或者是受惩罚的岗位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值得纪念。
（13）求生之路 竟是“叛国”
王宇伦，江苏南京人，船制609班学生，58年反右补课中划上右派时才18岁，和大多数学生右派有着相同的经历，受“保留学籍，劳动察看”处分后下乡劳动，60年集体遣送来新疆，分在兵团农一师，该师地处南疆阿克苏地区，这个地区居天山南麓，远在乌鲁木齐西南约800公里，当年路况很差，交通极为不便，该地区西北与现今的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坦共和国相邻，阿克苏市离哈萨克斯坦在地图上的直线距离不过100公里之遥。
去农一师的仅仅交大右派就有七八人，船制专业的几位初分到农一师航运队，他们结合专业，焊过一个四，五米长的船壳，因塔里木河航行条件所限，船体常常在河里搁浅，拉拉走走，一年之后就不搞了。王先后在师团的学校教过书，也劳动过。在65年社教运动开始之后将右派集中劳动，加强了管理，文革开始不久，更是把“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劳改新生人员和有问题的人集中劳动，加强了专制措施。当时包括右派在内的这些人的处境是可想而知的，更何况是无产阶级专政一丝不苟的兵团的农场里。至67年，想不到我们的校友王宇伦同学跨出了这样的一步：和另外一个来自安徽的韩姓右派一道出走苏联。走失的当天， 连队领导展开调查，并对平时跟王很好的一位进行吊打逼供，第二天就派出几队人马，骑上马沿路和上山搜捕，不出三天，王韩两人被捉了回来，原来，他们不敢走公路，只好走山路，其时，正躲在山洞里，王出来找饮水恰被发现。
“阶级敌人”出逃一事，给连队平添了紧张气氛，团里后来还把他们的“罪证”加以展览：地图，指南针，绳索和小刀等。同情的同类则认为被捉了回来才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因为否则只有冻饿而死，是不可能出去的。这一二百公里的地图上的直线距离，实则是横贯西北的天山山脉挡着，北面是海拔7435米的托木尔峰，绵延数百公里都在雪线之上，要想翻越人迹未至的天山而达到彼岸难于登天。
王宇伦为什么明知山有虎却偏向虎山行呢，敢冒九死一生之危铤而走险呢？是“背叛祖国”吗？罪名当然可以强加，多么的别扭，多么的不贴切啊。有诗曰：“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倒是比较切题，然而对当时的王宇伦来说，恐怕并没有那么潇洒浪漫，对自由的渴望也不需要达到这样奢侈的程度，充其量，只是为了“生存”，为了最起码的生存权（现在叫做最基本的人权），要知道，到当时，戴了近十年的右派帽子还纹丝未动，如今公开宣称还要“把地、富、反、坏、右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他估计随着文革形势的发展右派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了，逃离新疆何处求宁静，其时正是全国山河一片红到处是革命的风暴，回老家南京去，想到自己当中学教师的母亲也因为同样的57年的右派问题而自顾不暇。在长期失望之后，想找一条生路，求生之心罢了，何错之有？
然而惩罚竟是如此的无情，他竟被以“叛国罪”判处徒刑14年的重罚，在监狱里整整度过了12年之后，托三中全会的福，于79年在跟右派问题的改正的同时甄别了这个判决，得到了自由。
前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先生在文革初期成功地出逃美国，在当时自然是“叛国者”，后来被称之为“爱国的叛国者”，我想，我们的校友，无名小辈王宇伦何尝不是爱国的呢？王从一个幼稚的青年学生刚满18岁开始受了“母亲”的错打，含冤忍辱十年，接着又坐了整整12年的牢狱，作为他的同级学友，同难难友，我曾为他的遭遇深感凄然和不平，然而，他对往事看得很淡，想得很开，一笑泯恩怨，这是需要胸怀的，理解，宽容是人类崇高的美德，也是文明进步的标志，要是当年政府对它的人民也有这份理解和宽容，而不是采取“怨谤弃市，腹诽伏诛”的严厉政策，就不会有往后的许许多多的不幸后果了。
“造船工程师”的梦想早已经在离开交大时破灭，一生中最为宝贵的22个青春岁月已经伴着苦难流走。从1980年，41岁的年头，开始新的生活，王宇伦以扎实的基础、执着的追求成了一名优秀的物理教师，并且在业余对无线电电视机和天线方面的爱好小有成绩。由于王宇伦的前半生的身心倍受摧残，在长期的煤矿劳改生活中患上了矽肺病，在52岁时就提前退休了。他在退休之后，于93年以因私的翻译身份获得正式签证经新疆阿拉山口口岸出国去了一趟邻邦哈萨克斯坦，在阿拉木图生活了两个月，真是感慨万千，这不就是1967年亡命出逃要去的地方吗？经过二十多年，祖国在改革开放中变化，世界也在变化。
（14）牧马天山 四十不立
张犀，上海市人，内燃机车61班学生，58年元月交大反右派补课中划为右派，由于“情节严重，态度恶劣”而受到“开除学籍，劳动教养”的严厉处分，58年下乡，60年集体进疆。照例说，劳动教养的处分是由公安局执行的，但是由于交大学生当中列入这类劳动教养处分的人比较多，公安局不胜消化，只好将其中的一部分由交大自己“教养”，于是就放到下乡之列，虽然难免有点不伦不类，既然你交大开除了他们，怎么又去教养人家，反正一锅粥呗。比如除了张犀，还有席与汉（热机车），范圣民（船制四）等。
今天，回忆四十多年前的历史，即使是曾经身历其境，也会有观戏的感觉，何况，这些历史真象是一出戏。张犀情节严重是因为他的右派言论连鸡毛蒜皮在内一共有二十多条，但是真正有质量和有分量的却没有一条，而“态度恶劣”，那是因为他死抱住两条，一是不揭发别人，二是死不承认，第一条倒有点不屑戚戚小人辈的君子风度，所谓“不上狗咬狗的当”，第二条那是视如儿戏，有点耍孩子气了。事实正是这样的，一次全年级五个班联合开他的斗争会时，右派言论一条一条问他有没有的，他一概说没有的，当即一位原先开班级提意见鸣放会作记录的同学站起来指证：“张犀，你不老实，你的发言有记录在这里，（念）……”张犀反驳：“你记录得不对，我不是这样讲的。”一阵哗然之后，群情激奋，口号声四起。使这样关系到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斗争会开成了闹剧，咎在张犀，在当时，这可不是小孩子玩家家，孩子赖帐可以死不承认。当然，当时的那些青年学生那么认真，那么虔诚，现在看来，显得非常幼稚可笑，难道把一个小小学生说过了什么又不敢承认说了什么，不就至少说明人家没有坚持和宣扬着什么，非要凭借国家权力，以势压人置人于死地，这样就算是社会主义保住了，不这样社会主义江山就受到动摇啦？
张犀和另外几位如黄小痕、徐才麟等来疆后被分在条件最为艰苦的地点之一，兵团农五师，这个师地处有浙江省那么大的哈密地区，全师除了一部分农业以外，主要是放马牧羊，开采芒硝矿以及小型土煤矿。张犀在挖了两年芒硝矿之后，从62年开始就分到靠近蒙古的新疆巴里坤牧场去了。直到73年，牧马生活整整过了11年，11年中过的巴里坤草原的游牧生活，艰苦异常，在人迹稀少的荒山草原，有走失方向遭遇狼群的经历，孤独中有马和羊为伴，也有独自攻读英语而忘掉一切的乐趣，在跟地方上的哈萨克族牧民的交往中，使他的哈语达到了初通的程度。当文革席卷全国大陆之时没有一片世外桃源，连沙漠和荒原也不例外，张犀不堪忍受，逃回上海一年多，70年回新疆被捉起来关在“学习班”达一年半之久。73年分派到小煤矿挖媒达五年之久，漫长艰苦的改造生涯共二十一年过去，从58年划为右派开除学籍时的一个刚满二十岁的青年到了79年改正时已过了不惑之年的42岁的张犀，其时既没有成家也没有立业，单身一人的全部家当就是一个由羊毛毡子裹着的铺盖卷。
“内燃机车专业”已成了遥远而陌生的名词，缘分已尽，三中全会之后，不拘一格选人才，在80年张犀有机会出其不意的高居榜首考上了新疆石油管理局乌鲁木齐石油化工厂的英语翻译，这纯粹是受益于从小良好的家庭的熏陶和自己努力的结果，81年跟一位中学教师结婚，43岁才有了属于自己的温馨安定的家，85年生一女孩，到96年张犀退休，小孩正在上小学五年级。张犀，可称是一个真正的牧马人。
（15）正常婚姻 倍受影响
一场反右运动会沿留下这么多的影响，这恐怕连始作俑者也是始所未料的，当然，对于政治家来说，几十万人的命运是算不得什么的。一件很简单的事，谁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他的正常的婚姻注定受到影响。
第一，在右派帽子未摘之前，基本上是不可能结婚的，即要到摘帽以后才可能结婚，而摘帽又不及时甚至是无限期的，导致许多人过于大龄晚婚。
第二，即使摘了帽的，仍谓“摘帽右派”，实际上的政治歧视依然存在，有歧视，就有坏名声，于是，很难有正常的婚配。
第三，由于右派中的特别坎坷的经历或心灵创伤过大者，往往终身不娶，这在右派群体里的比例较大。假如没有在反右22年之后即79年的改正措施，这个比例会更大。
现在来看具体交大来疆右派的情况：普遍结婚比正常人晚很多，这已不言自明，七十年代后期，直至79年改正时结婚的那部分就更晚了。如杨尚正、李昌斌、王宇伦、张犀等，而教师右派中待改正摘帽之时年龄就更大了，例如教师王某某79年结婚时年届50岁，配偶是丧偶的嫂嫂，王本人婚后未育，教师徐某某80年结婚时已59岁，配偶是丧偶的女教师，婚后未育。
终身未娶的照不完全统计有：原交大校医王谵园（已于96年在新疆逝世），原学生傅瑞榕、宋廉、汤永良、徐华望等（至少到九十年代中期还没有结婚）。
原学生右派大部分在摘帽以后找的妻子是来自四川、江苏、河南、甘肃等的的农业工人或是家属（指没有工作的女性），这跟《牧马人》中主角许灵均找的妻子李芝兰的情况无异，艺术再现了生活的真实。
（16）正本清源 是时候了
反右运动的劫难过去快五十个年头了，如今“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时代也已经结束。 反右运动的后果是严重的，历史意义是很深刻的，无论是中国当代史上还是中共党史上，它都是沉重的一页。上海交大百年的校史上也有这沉重的一页。
应该说，对这个历史运动的研究还是显得很不够的，比如运动发生的根源、主体和责任、后果和影响、今后的防范等等，官方的研究更是空缺，五十年了，连一本（或者一篇）反右运动的正史都没有见到，这是不是很正常呢？至于对依然是现实的问题，更是讳莫如深，比如责任者的道歉的赔偿问题，胡锦涛主席在谈到日本侵华问题时强调“要不忘历史，要赔偿”，虽然反右派运动和日本侵华不能完全类比，但是从伤害的角度来说是有共同之处的。况且，对于国内，对于自己人做起来更是不会有阻力。说来俗气，赔偿，钱，“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右派因为受到错罚而被克扣的工资，都还没有补，该不该补？几十万人受了冤枉，数量太大，精神赔偿是奢侈，不要钱的道歉可不可以？做了错事要道歉，既是文明的标准，也是以德治国的要求。也很希望交大对反右的资料加以整理，不要从校史上一笔抹去。三百多名师生右派如今的归宿如何，可不可以逐个调查核实，特别是因为当年的直接原因而死亡或失踪的人（如秦基、范文等）更有责任承担善后，对人家家庭进行抚慰和抚恤。当年以阶级斗争为纲，如今以人为本，自当把曾经丧失的人性和良知召回来，正本清源，是时候了。（完）
（本文写成于上海交大100周年之时，未被接纳刊用） [博讯来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