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钱学森说到张煦
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钱学森辞世了，他是周总理通过外交谈判努力，由11名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俘虏来的美军战俘交换来的，是国宝式人物。中央电视台新闻报导节目也特别详尽，还特别从上海交通大学档案室找来当年在交通大学读书时钱学森的资料，一份竖着写的学生名单，在钱学森名字左旁格内,我忽然见到了一熟识的名字—张煦，原来他们还是同学呢，人的大脑反应比电脑快多，电视画面停留仅瞬间，而一段历史故事已一幕幕地在我的脑海里展开了。
张煦是我国电信科学的开拓者之一，我认识他但他并不认识我，我也没有聆听过他的讲课，只是因为历史原因在一个学校里（不同系）耽过。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历史的闹剧中，我们都被迫扮演过相同的角色，在一个房间内紧挨着聆听过训话。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的前身是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它成立于1956年，这是国家在战略上的重大决策，总理亲自过问。调集当时上海交大、华南工学院、南京工学院在这一领域的专家学者为骨干组成。张煦教授当时就随交大的有线电工程系调到成都。笔者当时是南京工学院无线电工程系四年级学生，为支援这所新创建的专业性很强的大学，被“拔青苗” 提前半年毕业，全班有20余人分配到该校当助教（57年初）。当时学校是专家云集，学术气氛相当浓，除了自已专家外尚有苏联专家讲课，协助开设新的专业课程。我们小助教对众位专家都是很敬仰的，也想望有朝一日能投身某专家门下，在学术道路上能有名师指点。张煦教授当然也是我们年青人议论中心人物之一，他的经历、他的著作…等等，用当前的时貌语来说，他也是我们心目中的偶象之一。
风云突变，党的整风反右运动，改变了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张煦也被卷了进去。整风开始，学校党委邀请众名教授座谈，希望帮助党整风提意见，也许是大家过于坦诚了，太相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这句宣传语了。张煦实在是一位与事与世无争纯学术型的知识分子，不知有那几句话使当政者听不进去，于是当整风突然变为反右时，张煦恶运来临，原来座谈会是所谓“引蛇出洞” 的阳谋，张煦作被“揪”了出来。因在座谈会上发言不当，先后被揪出来教授讲师有十余人。众人所以敢如此畅所欲言，我想可能与一年前传达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有关的。
1956年上半年，笔者已是大三的学生，一日下午学校通知全校师生到新街口电影院开会，原来是听陈毅传达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讲话。午台上没有人，一开始就听广播，我不清楚这是现场转播还是录音播放（那时还没有电视），全南京所有高校师生应都在不同会场聆听。讲话内容要传达到在校大学生，是国家已把我们划入准知识分子行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旧社会过的知识分子一直是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须要教育改造的对象。但要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又必需依靠他们（在极左派人看来是利用他们），而在三、五反及肃反等一系列政治动中，旧知识分子多少有被冲击了的。他们的出身不是工农，多数曾留学过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但他们的热爱祖国热情不被理解。因此党在召开八大前专研究过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总理有过这么一段话：“党中央认为，对于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必需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改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份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份……”。 这时候学校里己有教育工会，参加工会拿到会员证，算是工人阶级一分子了，就感到无尚光荣。那50多年前的报告会，详细内容是记不住的，但陈毅讲话最后有二句话，我还是记得很深（大意），“…我代表……向大家道歉。”、“…我是你们的后勤部长”。 这是一次动员大家努力工作不要有顾虑，有困难找我陈毅的讲话。所有与会的人，都曾为这二句话而感动过。我想这就是广大“旧”知识分子敢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的源由之一。
当第一批大知识分子被“揪”出，笔者还尚未被卷入，每天看着张煦拖着沉重步伐，从宿舍到学校路上独来独往（那时他的夫人和孩子还在上海），心情是够凄凉的了。我有时与他迎面擦肩而过，有时跟随其后，内心也十分疑惑茫然。对右派处理是半年后的事，张煦从二级教授被贬为五级教授。张煦努力“改造”自已，1959年国庆节前，要宣布第一批摘帽右派名单了，一群犯同案的人，个个昂首静听，那年只有张煦一人摘帽。他成了大家学习的榜样，看到了希望。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张煦自己是不会说也不会写的，他做学问著书立说还来不及呢，不会去回顾令人心酸的往事，他的数以千计的晚辈学生也末必知晓。笔者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写此，让后人有案可查。
自从在电视里见到张煦名字之后，笔者在网上查询，才知道他是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公费留美的，1940年就回到重庆交通大学任教，（钱学森是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公费留学，1955年回国）张煦一生贡献给了国家的通信事业。知道他1978年已回到了上海交通大学，还健在。若有熟识张煦的亲人或学生见到此文，希能捎一信，有一位敬仰他的晚辈，在宁波为他祝福，祝他健康长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