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列主义，斯大林模式，毛泽东思想为“党文化”奠定了基础，它是中国近代文化（文明）的病毒。
（前）南斯拉夫共产党第二号领导人吉拉斯早在1956年著书《新阶级》（美国出版），他最早说出：在共产党统治的社会里，在消灭了原有的剥削阶级后，又出现了一个比原来的剥削阶级拥有的更多的特权新阶级。
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苏共解体宣言》（1991年12月17日）中所写：“马列主义这一套荒谬绝伦的邪说经过七十多年的实践，从理论到实践都彻底失败了，并用历史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是彻头彻尾祸害人类的荒谬邪说”。“斯大林为了统治俄罗斯和世界，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不断推向全世界各国。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只要出现共产党就会出现内战，饥荒和恐怖，就把烧杀，掠夺，暴乱，篡国夺权，血流成河带到哪里。。。”。
- 党文化与近代文明
“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与民主”精神，曾一度响彻中华大地。中共创始人陈独秀主张走民主宪政之路，抵制“十月革命（政变）”引入中国。尔后中共成为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完全受“斯大林模式”的控制。在中共“七大”上，刘少奇提出“毛泽东思想”，它实质上就是列宁主义，斯大林模式的中国化—党（M）文化。它异化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抛弃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文化。
近一个世纪的经历证明，共产主义改造人性的工程没有成功。共产党坐了天下以后，就没有私心吗？苏共和中共执政后蜕变为一个新阶级—权贵寡头集团。毛泽东晚年就想安排江青，毛远新接班，搞家族统治么。
后邓小平时代，实行“权利市场经济”，而不是自由市场经济。“官二代”启用老头子的“权利”相机变成了各类“国企”的董事长，滋生了中共元老“家族式”腐败。著名记者陈香梅女士说：“邓小平家族式中共家族腐败的带头羊”。李鹏女儿控制了水电企业，江泽民两个儿子掌控了上海的金融-股票行业。。。进入江泽民时代（中共16-18大期间）诞生了遍布中华大地的权贵阶层--新阶级。
笔者认为，中国经济的演化模式应是：私有制毛 →国有（官有）制后邓 → “官二代”所有制江 →中共新阶级，中共的“特色” 社会主义向“新阶级”发展演变，证明了1956年吉拉斯的预言何其英明。据媒体披露，仅占全国人口4%的官员，却拥有了中国经济收入的70-80%，中国的贫富差距局世界之首；中共的各级官员变成了无官不贪的特权阶层，这才是共产党追求的“社会主义”。有社会主义吗？
党性取代人性：
什么是党性？一切为公，什么事人性？人的利己之心，两者是对立面，是水火不相容的。
所谓“党性”与人性的矛盾，就是共产党“一党专政”所造成的“官僚权力与社会公民基本权利”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曾认为，私有制的建立是“利己之心”的源头。事实并非如此，私有制不是“利己之心”之源，恰恰相反，人的“利己”之心才是产生私有制之源—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尔后这一观念变成了人类的共识。“党文化”可以用政府权利来消灭私有制，但权利不能去消灭人的利己之心—人类的自然属性。
陈独秀在《我的根本意见》一文中说：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的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一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是反对党派的自由。他还说: “民主只有真假之分，没有“资”，“社”之分。。。”。然后M时代一直批判“资产阶级民主”。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全民启蒙的年代，但中途折腰。知识界也下海经商—向钱看；另一个侧面是当时中国的市场经济还不是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而属“权利市场经济”；权利和市场相结合，又加上金钱的力量，这就会对个人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在这种大环境下，坚持学术独立几乎不可能。
到了江泽民时代，知识界也被时代潮流同化了，用金钱买院士，博士及各类职称；招考博士生，男孩子送红包，女孩子献身，花钱请别人代写博士论文。。。知识分子的人性，良知，道德水准彻底丢了！当代知识分子丧失了人性，才是民族最惨的悲痛！
在“党文化”的控制下，“人性”被异化而淡弱了。中国人跟其他国家的人有本质区别吗？人都有对民主，自由，平等，个人权利的诉求。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是“独立人格”，尤其是拒绝“权，钱，色”的诱惑！首先要独立于“权利”，不能为权利唱赞歌，要坚持说出真相，见解和思想。另一方面也要独立于市场，既不依附于权利，又不依附金钱，做到这一点是极不容易。
总而言之，共产党的政治压制与知识分子维护自由的立场是完全对立的，要求知识分子说些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谎言，去屈从于某种理论教条的生搬硬套，这本身就是对知识分子的一种人格侮辱。这就是“党文化”对人性的扭曲，制度愈有问题，人性就越坏，文化，人性进入恶性循环了。
- 中国的文化危机
周有光老人（104岁）认为：中国思想界如今的状况很糟糕。社会科学很不发达，在诸多方面尚处于玄学阶段，仍属神学思想，玄学思想，而不是科学思维。在这种“党文化”的背景下，设想实行现代化是一句空话。
社会发展第一要独立思考，第二要创造，第三要发明。意识形态是不许批判的，它是用来信仰的，所以意识形态不能跟社会学混起来讲。M时代扼杀知识精英，唯恐知识分子“造反”，M曾说：“大学教授会不会造反啊。。。”。知识分子被打断了脊梁骨还连着肋，大多数知识分子沉默了，跪下了，民族精神枯萎了，中华民族之悲哀！
- 以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文化问题
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领袖们曾用“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四句话概括中国文化问题，这充分表明文化问题并不等同于政治，更不是阶级斗争的直接产物。然而列宁是以“阶级斗争”的角度评论文化问题，提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两种文化”水火不容的观点，认为两种思想文化的斗争，随时可以由“批评的武器”转化为“武器的批评”。
文化现象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这一认识在中国曾风流一时。M提出“文艺必须服从政治”，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我国文化界发起了三大批判运动；也只是在M的“党文化”影响下，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和态度越来越左，直到“文革”M竟然说：“社会主义越深入，知识分子越反动”的理论结论。可谓无知之谈！
- 以专政的手段解决文化问题
专治主义统治继承了封建制度的遗毒（杜光语）。
中国历史是专制社会由封建社会脱胎而来，带有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它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也很明显。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到处可看到封建主义遗迹，它对当今朝野的各级官员的影响，不亚于专制主义和由它派生的奴隶主义。
中共执政65年，是我国历史上，权利最为“登峰造极”的时期。权力通过控制财产资源来控制一切。于是乎，对自然，规律，规则的漠视与破坏，也达到了我国历史上最“登峰造极”的时期。由此带来的对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心的破坏，更是史无前例，触目惊心也！
还有，人世间的爱，尊严，自由，教养，艺术，语言等，这可是精神食粮呀。人与人之间只剩下了斗争关系—“人与人斗其乐无穷”，正常的人性被兽性取代之。“党（M）文化”异化了中华民族文化和伦理文明—“和为贵”，“仇以和而解”。
- 以官本位体制管理文化事业
官本位体制不仅是官员在经济地位上高于学者。更严重的是，在学术方面的发言权，决策权也远大于学者，“官员”是文化学术界的“主人”，而学者则是贯彻官员思想的驯股工具。其结果，不仅压制了学者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甚至使学术成为盲目听命于政治的附庸者和牺牲者。学者们丧失了灵魂！
官本位体制对文化学术事业影响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重视官员权威性的同时，在学者中大力推行“群体意识”—打着群众路线的旗号，反对“个人拔尖”。其负面效果是，在这种不讲道理的体制下限制了精英，培养了平庸。导致“钱学森之问”—为什么出不了大师？？
知识分子还是要坚持学术独立的立场，因为学者的本职功能就是“求真”也！揭示社会问题是我们的本职所在，学者怎么盲目从加入到“颂圣”赞美大合唱中？当前知识分子又如何争取独立性？一方面强调独立于政治权力，不能为权力唱赞歌；另一方面也要独立于市场，既不能衣服权力，又不能依附于金钱，权钱交易腐败之根也！多少知识分子拜倒于其下，可悲也！后邓—江时代，科技界走向商业化，教育也迈向了产业化，中华民族的文化事业大退潮。
- 院士行政化，官僚化
“院士”者，就是他一生辛勤奋斗，做出了贡献，晚年给他一个肯定—这就是“院士”的内涵。千万不能把“院士”封为学术权威。
江泽民时代“院士”的内涵变质了，“院士”也行政化，官僚化了，变成一种“权势代表”。“院士”意味着拿大钱，住大房，抢资源的“特权阶层”。有的单位为招聘一名院士开出年薪数百万的价码；还有的单位悬赏，能拿到院士帽子的将给一千万的赏金，院士的科研经费也是最高超的。
中国“院士”腐败—贿赂，剽窃，弄虚作假：
推荐院士也变成了一项需要把持的“特权”了。政策规定每位院士可推荐三名候选人，或把推荐人仅限于院士手中，这就为贿赂和走后门大开方便之门。
张曙光为了当院士行贿达千万元，并且仅差一票落选。人们要问，那么多钱都给了哪些“院士”了？爱因斯坦曾说：“金钱只能唤起自私自利之心，并且不可抗拒地会招致种种弊端”。官员给“院士”住大房，拿大钱的诱惑，只会培养一批研究人员追逐利己之心。在它的引诱下，像张曙光之流的这种唯利之徒，就会削尖脑袋往“院士”堆里钻。
据媒体揭示，中国工程院院士只有一人无“官位”，中国的院士已商业化，官僚化了。从下面这些“院士”身上可以感受到整个社会的堕落！整个社会在迷失自己！令人震惊！！！你们向子孙后代又如何交代？？？？
在2011年度两院候选人中，有许多来自央企和政府部门的部级，局级高管，如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原中石油副总胡文瑞，中电投副总张晓鲁，神华宁煤董事长王俭等。上海市副市长沈晓明，原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张基尧，原安监总局副局长囚淳昌，原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等政府高官也在候选人之列。这些人难道一夜之间不做经营去搞研究了？你还相信公正吗？连“出淤泥而不染”的科学文化界，现在都要玷污“权钱交易”的污泥，难道是“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这可是中国人民的悲哀！我们藐视这些“院士”。
- 精英阶层的没落
一个人没有“底线”就什么都敢干，一个社会没有“底线”就什么都会发生，“底线”一个是道德标准，一个是法律标准。有了“底线”官员不会贪污腐化，人民不会违法乱纪，商家不会贩卖假货是“行业底线”；底线是人们共同生活的基础，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
知识精英民族魂也！精英阶层的“精英”没落了，实质上是这个民族的精神没落了—人性道德的大退化也。
道统精神也就是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士大夫精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老一代精英，普遍具有铁肩担道义的精神，维护传统道德观念；他们成为传统社会稳定发展的中坚力量，从戊戌变法七君子身上，从民国时代许多大师身上，都能领略到老一代精英之品格。
M时代无休止的整肃清洗，思想改造运动，把这批老一代精英彻底毁灭了。随之被毁灭的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以及传统文化所传承的传统精神与道德。
(一)“党文化”贬低知识
在社会科学方面，往往把政策或政府法令当成客观规律。历史学家雷海宗教授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科学太薄弱，太贫乏，批判资本主义国家时，我们对他们几乎是一无所知”。正如国嘴白岩松所说：“我们写美国的东西，美国都没有，而中国却都有”。
1957年大鸣大放时，钱伟长教授说：“今天仍满足于60-10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条件下的认识；如果马-恩掌握了今天资料，他们也会另做结论”。当前学术界一致认为：马-恩学说分为两个阶段，前期（十八世纪初期）以《共产党宣言》为核心，当时仍处于手工业阶段，可谓资本主义初期的前期阶段，他的理论只适应手工业阶段；尔后英国发明了蒸汽机，生产进入机械化时代，迈进了资本主义初期阶段（一战前），恩格斯否定并修改了马克思的错误过时的观点—阶级斗争，消灭私有制，无产阶级专政，提出了新思想—民主社会主义，把“斗争”改成“共容”，一战与二战之间进入资本主义中期阶段；随着股票的产生，“阶级”观念淡薄了，随之又解决了分配不均的问题，工人由被剥削阶级也变成了主人。二战以后工业生产进入全自动化和信息时代，当前世界是新资本主义时代。而“党文化”仍死守马克思前期的思想。官方媒体至今不提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专家不敢提“新”资本主义，蒙骗民众。
1958年赫鲁晓夫访问美国，亲自感受了新资本主义社会的优越性；路过北京时，对毛泽东大谈体会，尔后M发表“九评”大反“现代修正主义”，还说：“难道让我带着资本主义去见马克思吗?”（笔者当时所听到的官方传达报告）。可见“党文化”实质上是马克思的前期思想，中共硬把“列宁主义”当作马-恩学说来误导人民—谎言文化也。
直至胡锦涛执政时期，2008年（？）谢稻老人在《炎黄春秋》月刊上，发表题为《民主社会主义救中国》长文，当时中宣部官员企图组织力量批判。据说得到了胡总书记的暗中保护而免遭厄运。
- 中国近代知识发展的多灾命运
轻视知识分子的潜流，从十九世纪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始终流淌着。“知识罪恶”的谬论吹起来了，如“读书无用论”，认为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都是“大老粗”出身；“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多了容易出修正主义，（前）苏联出修正主义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国家的高级领导人都是大学生。
为什么代表先进阶级的执政党，会出现“反文化”和蒙昧主义的失误呢？应该说，执政的中共高层领导人，知识观念的陈旧，思想文化战略的失误和高度集中体制下对“人”的扭曲—“党文化”之根源也。
把1949年以前的学校教育，笼统说成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教育，不符合近代教育史的事实。旧教育的内容，形式都采用西方教育模式，大多成为反封建主义，追求国家独立于民主，为实现现代化理想而奋斗的仁人志士。
只孤立的强调“西方”教育的消极方面，而忽视了它的积极方面，只看到家庭出身的影响，而忽视了时代与社会的更为重要的影响，只肯定与工农相结合的形式，而否定了与整个工农革命斗争相结合的历史过程，是极其片面的。这反映M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演化背景知之甚少。
- 毛泽东的文化模式—奴隶化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是人类的财富。有的学者更明确地指出：“知识的生产率已成为劳动生产率。它是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关键因素”。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知识越来越成为时代的宠儿。
遗憾的是，毛泽东不懂得生产力（邓小平语），不懂得近代科学知识（周有光语）。
M 的知识观念，对“人”的认识还停留在体力劳动和手工业劳动的水平。如，“人多力量大”，“人海战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而对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地位和作用，却知之甚少，估价过低；距“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语）的认识，更是相差甚远，这才是M“反知识”倾向的总根源。1958年大跃进时，M竟然说：“难道我就不能“管”经济吗？”
1957年3月12日，M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有些人即便是出身于工农家庭，但在解放前受的仍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什么事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什么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陈独秀早已明确之，“知识”无阶级之分；周恩来1956年在中共知识分子会议上也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主要看他为谁服务。。。”
“知识”的内涵应是人类的智慧，文明与思想文化，道德水准之总称，可谓普世价值，不存在姓“资”姓“社”之分。怎能擅自给知识分子冠以“阶级”的帽子？这恐怕是“党（M）文化”的又一创造吧。
(二) 最绝望的腐败不是官员而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的堕落才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彻底和最后的堕落。最绝望的腐败并不是官僚，而是知识分子群体（何兴玉语）。官僚的腐败只误一个党派，一个朝代；而知识分子的腐败却是误国误民。知识精英的堕落，败坏的却是整个文化，是思想，是道德，是一个民族最宝贵的精神，它带给一个民族的影响是致命的。
江泽民时代，我们看到走向堕落的知识阶层“象征性的背景”—权力正在通过金钱和地位，来诱惑知识分子放弃道义和良知。在当今的文坛，堕落似乎已时髦，现代的知识分子“知识与权力”的结盟导致社会沦落和腐败。
钱理群在《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一文中写道：2001年以后，掌握巨大财力和行政权力控制与干预，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商业化，行政化，官僚化和体制化倾向，造成了思想，文化，教育，学术的全面腐败和对知识分子的整体收编。侯宁认为：大陆经济学界已是一个堕落的群体。陈演格说：哪个民族把“士”给打到了，这个民族就流氓化，卑鄙化了。
M时代实现了这一画面。《知识分子的背叛》一文说：他们的浪漫主义已登峰造极，他们的精神操守已跌落谷底。
现列举二个典型实例：
- 张光斗—院士中的典型败类
被誉为“水利泰斗”的两院院士张光斗先生，最近在央视荧屏上对亿万观众宣称：“当初修三门峡，我是把赞成的”—说谎大王也！
三门峡大坝的修建有两个机密，一个是它在技术上是完全错误的，已经贻害40多年了；一个是把正确地反对修坝的黄万里打成右派分子。
张光斗竟然敢于在央视“经济半小时”节目中，篡改自己的历史，把47年前赞成修建三门峡大坝的事实颠倒为“当初修建三门峡我是把赞成的”。如此盗名自肥，把自己冒充为47年前反对修建的“先知”，这实在是一件匪夷所思的弥天大谎！
黄万里的一位学生—党治国听了他欺世盗名的弥天大谎，在气愤中写了二万八千字的长文《纪念黄万里老师：科学良心》，以铁的事实，揭穿了张光斗的谎言，剥去了张光斗的“伪装”。党治国说：“三门峡工程的一切问题和灾难都按黄老师的语言曝光了。。。”。
- 郭沫若现象—颂圣文化
建国后，郭老在变动不定的政治环境中，能够及时地，天才地提供（编造）文艺作品，为领袖的政治需要服务，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1951年，M发起批判《武训传》，这就给1950年还在颂扬武训的郭老当头一棒，他做了两次检讨。他的“新”认识是，跟着M走就是M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M要我们怎样做，我们就怎样做，没有二话，没有二心。
大跃进后，紧接着是反右倾，郭老无例外地采取颂扬态度，他写下了许多歌颂大跃进的新诗。尔后他本人也后悔了，他在第二年就承认他的那些“咏花诗”是一场大失败；我是深以为憾的对“个人崇拜”推波助澜。他首先是真心的歌颂，而后是为了自保。
当胡风，罗隆基等人用各种形式顽强地实现或坚持自己的立场和观念时，而郭老却在诚挚地忏悔，在不断地否定自己。它的后半生做到了一个“忠”字，领袖发动大跃进，他就写歌颂大跃进的诗，当华主席粉碎了“四人帮”，他又写“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的诗。
1966年4月14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他说：几十多年来，我一直拿着笔杆子写东西，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按今天的标准来讲，应该全部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是没有学好毛主席思想，所以阶级观点有时模糊，这就是郭老著名的“自焚”说，话一出口举世震惊！
“党文化“是造成一些文人“底线”淡薄，甚至溃丧的病毒。在当代中国失去“底线”的现象已成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