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独家】雪珥：政改与清代的历史宿命（二）
【导语】“不改革等死，乱改革找死”，清代的政改史是否真的一直被我们误读？2012年9月16日第33期正略读书会曾邀请独立学者雪珥先生深入剖析清代的政改史，揭秘那些被我们忽略的政改细节，并对清王朝的历史宿命进行探讨。
举个例子，甲午战争的时候，日本人打进了东北，台湾，后来打进了山东，登陆威海。在日本人的记载里，中国的农民是“壶浆箪食，以迎王师”。
第一，日本人说我是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我是中华，满清是异族，从1644 年以后，中华就在我这里，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口号。所以在中日开战的时候，英国驻天津的总领事给伦敦发电报说，这里水师学堂的官兵们非常兴奋，他们悄悄地说，这下子我们终于可以得解放了，把日本人当做解放军来欢迎。
第二，清军的军纪非常败坏，在朝鲜是这样，在中国本土更是这样。日本人来了之后，要整顿军纪，整顿地方秩序，结果搞得很多农民“壶浆箪食，以迎王师”。中国普通民众在1895年之前，中国是民族认可的，所以在农民眼里，谁坐金銮殿都没关系，只要给他活路。实际上知识分子也是这样，谁坐金銮殿跟没关系的，只要国泰民安，给其出路，他就愿意为这个政权去效力。
清王朝在进来的时候，恰恰抓住了这一点，而这一点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变革。日本人的记载里有大量这样的细节。你可以说这是日本人的宣传，但是美国随军记者，特别在朝鲜战场上记载了大量的细节，都记载了中国军队的军纪败坏和日本军队的军纪严明。
除了总督上书之外，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汉人范文程。范文程被称为晚清的诸葛亮，他给多尔衮上书：“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请再行乡、会试，广其登进。”士就是知识分子，是最好的百姓，是精英，如果我们能得到这批精英的心，则可以得到中国老百姓的心。措施就是，我们要把明代的乡试、会试恢复起来，给知识分子们一个开拓、上升的台阶。
所以1645 年在南方发生大规模屠杀的时候，北京向全国发布了一个诏令——科场条例，宣布考试仍照旧例，就是新政权进来以后一切照旧。明年、后年我们继续考公务员，该怎么考，考试题目、考试范围都不变，你不用再重新学政治理论，还是老一套，不用学萨满教，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蒙古人进来很大的问题就是，把汉族人的农田推了搞成牧场，这是很愚蠢的，这也是造成元朝只存活97 年就灭亡的很重要的原因。蒙古人直接使用自己的那一套东西，不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而满清是干脆把自己融入进去，正如后来的日本，脱亚入欧，通过改变自己来适应这个环境。
在这之前，清代已经在关外，但还是一个小的叛乱势力的时候，已经尝试着搞过5 次范围较小的科举试点。第一次是1629 年，皇太极搞了一个小型科举，这个科举录取了200 人。科举本身的意义是在于开放政权。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满清来说，因为它是一个农牧式的社会模式，但是为了搞科举，它要求农牧主要允许他们的奴才去考试，如果考不成，再返还给你。这就意味着，他向全体的国民征集人才，在关外的时候他就在这么做。
1644 年进关的时候，皇太极确定第二年举行考试，这也是他进关以后非常重要的一点。特别在经过江南的血战之后，清王朝意识到了这点，在1646 年满清入关后，全国首次公务员考试举行了。来考试的人不多，最终选了46 个人，可能当时很多有名气、有才学的人怕被封为汉奸，也不敢出来考试。
比较著名的是侯方域，因其和李香君有一段很浪漫的爱情故事，后来被写成小说、戏曲到处传唱。侯方域在扬州的时候，是代表抗战的一方，是一个抗战先锋，给清军多尔衮写战书，写得非常好。
结果新朝奠定以后，没杀他，他也去参加公务员考试了，还考上了，所以后人就嘲讽他：“圣朝特旨试贤良，一队夷齐下首阳。家里安排新雀帽，腹中打点旧文章。当年深自惭周粟，今日幡然吃国粮。非是一朝忽改节，西山薇蕨已净光。”用商代的夷齐宁死也不吃周朝的谷子来嘲讽他。
在朝代变换的时候，在政权更替的时候，在天下大乱的时候，真正能做到有气节的人毕竟是少数，因为是少数，所以我们很多都在传颂他，如果是很多的话，可能大家就不一定去传颂。而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讲，还是活命要紧、吃饭要紧，国旗挂什么颜色的，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跟绝大多数老百姓真的是没关系的。
这场科举是满清入关之后第一次招考公务员，一个被中原汉人当作外来侵略者的政权，公开的宣布其各级官员将不仅仅局限为党员，只要你能考上，都可以当官且不需要先入党。而我们活了63 年了，也没做到这点。
这无疑表明了，执掌这个政权的整体团体，正在试图通过扩大执政基础而获取更高的执政合法性，从一小撮的类似兄弟会的团体扩大到为全民接受，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让全民参政议政。这当然是一场涉及根本，非常巨大的改革。选择汉人为谋士，这种必要性在满清与明军在东北拉锯战的时候已有深刻体会。
三大法宝之二：祭孔。祭孔是最关键的，比科举还关键。祭孔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被少数民族政权所运用，少数民族政权总是或多或少地表现出对普世价值的尊重。不管是真心的还是假意的，但是至少在台面上是表示尊重的。元世祖忽必烈就说，“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
我统计了一下，从南北朝的北魏开始，到元代的最后一个皇帝灭亡，一共是983 年，兴起了北魏、辽、金、元四大少数民族政权，而且是强权，非常强大。几百年之后的清代从天命元年，也就是从其建立后金政权1616 年开始，到辛亥革命1911 年，一共是296 年。这五个少数民族政权，在我们这片国土上一共待了1278 年，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但是细看这五个政权，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高举孔子的大旗，哪怕蒙古人把农田变成牧场，他也要祭孔，说自己信奉自由、民主，这就是普世价值，不管他是不是真信，但是至少他这么说。
清代的第一代领导努尔哈赤，在他眼里，中国的公知们都是害人的。他认为，儒绅们是造成明代暴政以及明代对少数民族压制的重要的罪魁祸首，他甚至下令“察出明绅衿，尽行处死”，足以看出，努尔哈赤对儒学是非常排斥的。
第二代皇太极的时候就不一样，皇太极的汉化进行得比较彻底。触动皇太极改变的是1631 年大凌河战役，原本战斗力不是很强的明军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甚至到了要吃人的地步都绝不投降，犹以死守。这让皇太极非常感慨，后来在清王朝内部举行了一个总结会，他认为，明军有战斗力的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读书知理。
他说，我们之所以会丢掉一些城市，是因为我们很多人不读书，不学无术，明朝人到了人人相食的地步还能够死守，就是因为他们读书。所以受此战役的刺激，皇太极下令，贵族子弟、干部子弟们，年满15 岁以下的，8 岁以上的，都要去读书，读孔孟的书，他要从中汲取营养。
皇太极时期，满清在关外推广儒学，要求所有的百姓“习于学问，讲明义理，忠君亲上”，当然主要是对精英分子。然后把《四书》、《孝经》等等都翻译成满文，皇太极本人请老师给自己补课，天天讲解四书五经。同时在中央建立文馆，设立六部九卿，仿造中国的文明制度，在东北实行开科取试。
在皇太极的手中，儒学已经超越了努尔哈赤的后期，他也开始亲近一些学者们。他已经超越了把它作为统战工具的权宜之策，真正把它作为增加政权的凝聚力，增加军队的战斗力，把它作为战略上的一个考虑。
对于满清来讲，皇太极的汉化是宗教、思想和政治上的一次大解放，在内部遭遇了很强的阻力，但是在一个强势的领导人的推行之下，改革才有可能顺利的推行，改革需要有权威的资源，在皇太极的手下，他们实现了这一步。
第三代领导是进了关之后的多尔衮和顺治，祭孔被放在一个更高的位置上。原来在皇太极的时候是派人去祭孔，在东北设了一些孔庙、孔子像。到了第三代的时候，多尔衮和顺治是亲自去祭孔。顺治皇帝学孔家的经典，每天都上课。对普世价值的接受，对圣人旗帜的继承和高举，对一个新政权来讲，比打倒孔家店、单独搞一套的效率要高。
我们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从技术操作的层面讲，当你夺得一个新的江山，建立一个新政权的时候，你接受现有的、被绝大多数百姓所接受的一套东西，与你自己另外强行推一套甚至你当时还无法自圆其说的东西相比，肯定是接受现有的一套东西更合适。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清王朝建立了全国政权之后，他在意识形态的控制上，是把自己融汇到了主流里面，而不是试图建立一种主流，效率是非常高的。
三大法宝之祭朱，也就是祭奠朱元璋。清代的出现，满清在关外的出现，后金的出现，都是以明朝暴政的受害者身份出现的，所以努尔哈赤在起兵的时候，发布的是“七大恨”，矛头直接指向的是明王朝，甚至指向的是汉族这个种族。
在甲申年（1644 年），李自成和明军把中原搞得一团糟，还未攻下北京的时候，清兵要出兵，这个时候范文程给多尔衮劝谏，这次去不能跟以前那样杀光、烧光、抢光，这回需要看得长久一点，现在整个中国地区很乱，我们过去给人们带去稳定，就有可能成就大业。大家希望稳定。
中国人有的时候非常奇怪，稳的时候希望乱，动一动没关系，不怕乱，真乱起来了，他希望稳定。他说我们过去，给他带来稳定，我们就有可能成就大业。但是这个时候多尔衮说，我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抢惯了，来了以后，这支部队抢下来的东西百分之多少交公，剩下的自己分，已经形成了一套体系，这套体系也形成了某种既得利益的框架，你要去打破它非常难。
多尔衮觉得这个不可行，我们不能这么做，这太玄了。我们过去跟他讲纪律，他就能够听咱们的吗，他认为不可行。等到李自成打下北京城，多尔衮连夜召见重病中的范文程，又讲到这件事，“兵以义动，何功不成”。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范文程建议多尔衮把这支清军从造反军队变成一支解放军队，从一支种族复仇军队变成一支开国的建设军队，这个时候多尔衮接受了。
然后下令这次出兵要除暴救民，灭流寇以安天下。这种转型跟他身上没有父辈、祖辈的血海深仇有关系，跟这个政权没有很直接的仇恨有关系，这个时候他看到的更远的是我怎么样得到更大的利益。朝鲜使臣在北京做的记载，清军进入北京在入城式上，北京市民“燃香拱手，至有呼万岁者”。
北京人爱干这事，我在《绝版恭亲王》那本书里也提到，英法联军进北京，这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军队第一次进中国的首都，北京市民家家焚香跪拜。担任警戒任务的清军维护秩序，也都单膝下跪，行最高的军礼。
英法联军自己觉得，中国人是不是把我们当成仁义之师，是不是比他自己的军队还好，不扰民了？因为英法联军进来了怕扰民，所有军队必须驻扎在安定门外，入城式必须选战斗英雄、军官们，精挑细选了400 人摆仪仗队，要让中华帝国看到我们来自西方的这些蛮夷们，有多么好的军事素养，多么绅士，这是他们当时很详细的一个计划。
在进入北京的时候，清军整体的政战的功能开始配合上了。原来他只是掠夺，纯粹是赤裸裸的物质利益，在进入北京的时候，在崇祯皇帝吊死的时候，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解放者。
同时他说我得到的天下，不是从明王朝手上得来的，以此摆脱他造反者的形象，我得到的天下是从李自成手上得的，李自成推翻了明朝，我解放你们，推翻李自成。那么顺天意，我应该是天下为有德者居之，这是他后来一直在为自己获取合法性所进行的一些辩解，应该是挺有效的。
进入北京之后，范文程建议多尔衮为崇祯皇帝隆重发丧。同时，他们发现李自成的军队、农民军队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把中央档案馆里的档案全都烧毁，只留下了万历年的账本。当时清军里面的很多人，包括投降他们的汉族干部都说，可以下令让已经征服的各省把最新的报过来，因为他们都有最新的底稿，把最新的材料重新报一次。
范文程就跟多尔衮建议不要这样，钱是赚不完的，你就以万历年的为准，这是一大仁政，这是能够说服很多知识分子能够不再抵抗，或者知识分子说服自己不再抵抗的理由。同时下令前线保护南京城外的明孝陵，因为清军的前锋直指江南，在血战江南之中，发生了很多大规模的很惨烈的战斗。
我看到的史料说到，有些清军不知道，在里面骑马，都被斩首了，所以力度非常大。后来祭奠了崇祯皇帝之后，又遥祭朱元璋。等到天下大定之后，康熙皇帝第一次下江南，就亲自到朱元璋的墓前去祭拜，就是说我是你的接班人。
另外，在定都北京之后，清王朝在祭祀历代君王的时候，除了历代中原的习惯之外，当时多尔衮时期增加了辽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元太祖，把那些蛮夷们增加进来了。建立了他自认的一个历史谱系，是从辽、金、元过来的，因为清代是宋代金国人的后代。
到了乾隆的时候，乾隆觉得这个问题太大了，在政治上对自己不利，又调整为把满清的正统接续宋、元，不接辽、金，这样就和中华的正统连上了。但是乾隆在祭祀的时候，又加了两晋、元魏、前后五代这些碎片化的国家，把他们的君主也拿来祭奠，这代表我的治统的延续是多元的，但是我的道统延续的是中华正统，在这里面是非常有讲究的，这就让所有的知识分子放下了包袱。
就比如日本人还说自己是日本人就不行，如果主动说我是中华民族，我相信很多人就得犹豫一下，抗日还要不要抗。在当年甲午战争的时候就是这样，日本人进来贴布告都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号召中原义士们起来响应解放军，那个布告在东北是非常管用的。
但是这样一个改革，还是出现反复，因为满清贵族里面也有既得利益集团。在顺治亲政的时候，就把多尔衮批倒批臭，甚至剥夺了他生前所有的东西。在批多尔衮的时候，很多人就借机要推倒科举、祭孔、祭朱，保守势力反弹，说不用搞科举，老干部的家庭有七八个小孩，都给他们安排出路。但是顺治皇帝确实很难阻拦，主要是因为他的势力不够，主要是孝庄太后还在。
到了康熙前期，康熙8 岁即位的时候，有四大臣辅政，鳌拜是比较保守的一个人。实际上我的眼里是没有保守和开明的，鳌拜之所以表现得保守是通过代表满洲老人们的利益来巩固自己。康熙亲政之后，特别是剿除了鳌拜，又平定了吴三桂，最后又平定了台湾，康熙皇帝开始大规模的把他父亲时期推行的政策开始推向极致。
第一，在科举方面，康熙皇帝创造性地设立了“博学鸿儒科”，只要象征性的报名，就授予其特别的头衔，享受正部级待遇，以此来满足知识分子的需求。第二，祭孔方面，康熙皇帝成为第一个到曲阜祭拜孔子的君王，也是第一个给孔子行三跪九叩大礼的君王。因其是少数民族出身，他要表现得更虔诚一点。第三，在祭朱方面，康熙皇帝也是第一个去南京拜祭朱元璋陵的。
科举在第一阶段所谓的政改当中，它是核心中的核心。因为科举的功能很强，它超越了种族、门第、血缘，不管你是什么出身，给所有人提供了向上的机会。你今天是贫穷的放牛郎，你有可能在十年之后升为宰相。在官民两极化的社会当中，科举制造了一个新的等级——士的阶层，这个阶级承上启下，对这个社会的整合是有用的。
靠警察去维稳没有用，靠知识分子们，靠村里面的长辈们就管用了，你不听警察的，但是你得听你的族长的。更关键的，由于和之前的王朝不同，所以对满清来讲科举有利于平衡种族问题带来的排斥感。
而且历史已经证明了，现在有很多学者研究，在中国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史上，清代的科举是最干净的，尽管后来有《官场现形记》等一大堆反腐败的书，但是跟前朝前代，尤其是明代相比而言，清代是最干净的，对科举的舞弊处罚是最厉害的。
比如大学士张廷玉的弟弟，他做监考官，泄露考题的后果被腰斩。在这样一个制度下，“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是一种中国特色的权力开放，这代表着普通阶层可以为管理阶层、统治阶层输送新鲜血液，能够优化干部队伍，避免利益集团的过早固化。所以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里面讲：“凭事实讲，科举制度显然在开放政权，这是科举制度之内在意义与精神生命。”
在美国学者写的《正义论》里面有一段话是适用的，“英才统治的社会结构，遵循前途向有才能者开放的原则，用机会平等作为一种在追求经济繁荣和政治统治中释放人们精力的手段。”就像唐太宗站在城楼上说，“天下英雄都跑到我这个框框里来了”，是一个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