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价格和中国制药业*
美国亚洲文化学院UACA教授 吴少海 博士
2004年6月
美国未来学家John Naisbitt 在1999年出版了一本影响深远的专著，书名为“High Tech, High Touch”。中译本将“High Touch” 译成“高思维”，但从字面上读，并不容易了解其丰富的含义。此书让我们可以了解到，所谓“High Touch”表达的是，人类文明在高科技的动力（或压力）下所产生的一种相应的关于人类伦理观念的新思维：触角所及（Touch）的是人类内心深处对于自我的永恒的探寻和追问。人类心灵强烈地感受到高科技的异化之力，就好像歌德笔下的浮士德，用灵魂交换知识，与魔鬼做了一次交易。所以，可以把“High Touch” 理解成拒绝这种交易。也就是说，通过人类伦理、艺术、宗教、文化等精神价值方面的觉悟和提升，将High Tech 真正转化成High Touch 的人类新境界。
好了，现在可以与我今天演讲的主题之一“伦理”挂上钩了。作为21世纪科技文明的最亮点，生物医药的突飞猛进带来了许多伦理方面的空前挑战。众所周知，从20世纪60年代起，生物伦理学已成为现代大学教程中最重要的课程之一。在美国甚至规定各医院必须有一名生物伦理学家驻院，或制订详尽的医学伦理准则。有关生物伦理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从遗传、克隆技术、优生、基因隐私权、胚胎治疗，到整容、器官移植、无性繁殖等等，不一而尽，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我今天演讲的意图，不是对这个广阔题目的全面展开，而是讨论有关价格的伦理问题，主要的例子是药品的价格伦理。对我来说，这个问题直接与我所从事的专业，即现代制药业投资决策有关。这里不仅仅有High Tech 以及相关的投资收益等经济层面的问题，还有所谓的High Touch，即伦理、价值方面的诸多因素需要考虑。我们会发现，在许多情况下，High Touch还可以是某一个投资项目的重要动机。
我想举两个有关价格的例子。先讲第一个例子。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亿万美金规模的社会财富，通过各种不同的机制汇集起来，用于开发建立在现代化学和生物技术成果上的特效新药。一方面，新科技和新药品日新月异；另一方面，巨额研发经费和商业竞争风险迫使新药开发商必须尽快收回投资成本。于是，High Tech与High Touch出现了分裂。由于成本和价格的原因，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实际上享受不到现代新药所带来的好处。我可以举一个手头的例子。中国大约有400万类风湿关节炎患者。根据中国中西医结合风湿病协会白人骁教授的描述，“类风湿关节炎病人发作时，犹如饥虎噬骨，非常疼痛”。成千上万的中国患者在翘首期待现代科技的甘露。可是，大多数患者不知道的事实是，在美国，1999年，一家名为IMMUNEX的公司，成功地开发了一种特殊的抗体融合蛋白质。这种蛋白质可以使引发关节炎症的TNF分子，在炎症前丧失活力。这个新药现在被命名为“ENBREL”。用美国医药协会发言人的话讲，此药的成功开发，“使病人从病痛的地狱中回到天堂”， 它代表了生物制药业划时代的转变和发展。很自然的是，巨大的商业成功随之而来。公司股票增值达百倍以上，3年以后，被美国最大生物制药公司AMGEN以270亿美元收购。科技和商业的完美结合，令人惊叹！
但是，“美好”背后有着深深的“遗憾”。直至今天，中国的400万类风湿关节炎患者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享受到ENBREL所带来的好处。为什么？价格。因为中国目前的人均医药消费水平远远落后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个差距，使得美国新药公司在价格的考虑下，做出了在新药投资成本回收前的几年内，基本上放弃“中国市场”的全球营销决策。于是，成千上万的病人由于“价格”，而继续与“High Tech”无缘。“价格”阻碍了High Tech 与High Touch 的完美结合！
我讲这个例子，并不是希望激起人们对发达国家新药公司的价格策略的民族愤慨。可能多少会有这种效果，但这不是我的本意。这里的问题远比“愤慨”要复杂。因为，如果我们承认市场经济的规律，那么，“遗憾”背后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那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全球市场一体化格局下，科技产品的定价还真的是一个问题：一方面，投资人需要尽快收回高额的研发成本；另一方面，如何满足低消费市场的巨大需求？
上面这个例子实际上传达了一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投资决策上的伦理学信息，直接与我目前从事的工作有关。如果是一般意义上的科技产品，比如说，奢侈型消费产品，那么，缺乏高消费能力的人们放弃消费就是了，问题并不是那么了不起。当问题涉及到的药品，这里的伦理学意义就突出起来了。从现代伦理立场出发，人的生命尊严是至上的，人生又是短暂的。如果跨国公司出于商业考虑把低消费市场排除在他们的目标市场之外，难道中国病人就这样无望地等待？如果说中国制药业凭借目前的实力不能够独立自主地开发出新药品，那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逐步建立自己的新药创新能力？当“国际化”从中国制药企业老总们嘴上的口号，变成了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策略和行动时，中国企业手中又有哪些“王牌”与跨国公司制药巨头讨价还价？西方制药公司手中有巨额的研发资金和专利武器，我们手中有什么？在这些一环扣一环的问题之下，中国制药业是否应该有所作为？如何有所作为？
现在，我要讲第二个关于药品价格的例子。人们也许注意到，华源集团董事长周玉成先生最近在许多场合指出，中国制药行业将很快进入全面低价竞争的时代。这不是耸人听闻的预测，这已经成为行业中许多企业家和投资人的现实噩梦。与前面例子相反，这是一个低价格引起的问题。中国目前有近6000多家制药厂家，但药品销售总额只有300多亿美元（2003年数据），仅占全球市场份额的8%。由于缺乏创新能力、缺乏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商业上的无序竞争，许多制药企业无利润可言，正全面陷入低价竞争的困境中。在这个例子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是否使消费者高兴呢？没有。因为当中国制药企业由于缺乏利润而逐步陷入经营困境时，研发新药所需要的资金，也就像酷暑下干枯的河床了。中国制药企业平均每年拿出销售收入的2%用于研发投入，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制药业18%左右的研发水平。于是，当中国的病人不能指望国产新药时，对于进口新药的依赖，可能因为价格的缘故，回到第一个例子说明的困境和遗憾中去。在低价竞争的压力下，中国制药行业不仅失去了High Touch, 同时还将失去High Tech。
其实，中国制造业又何尝不面临同样的困境？目前，中国制造业在规模上已排名全球第四，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中国企业一边欣喜地欢迎“世界工厂”所带来的时代机遇，一边又强烈感受到价格竞争的残酷。举例讲，一个中国产的钻头价格可能是美国产品的十分之一，但是寿命却不到美国产品的十分之一。于是，价格竞争只能是与自己人的竞争。由于价格竞争的结果，中国制造业缺乏足够的利润支持产品创新研发所需要的资金，于是，一方面生产和出口大量低端产品，一方面又大量从欧美进口高附加值的设备。中国每年上万亿的设备投资中，60%以上是进口的。研究数据表明，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仅是日本的1/26。
我已经从“伦理”，讲到“价格”，现在可以讲本演讲题目中的第三项“中国制药业”了。中国制药业如果不想在全球竞争的格局下，失去“High Tech”和“High Touch”，那么应该做什么？我认为，出路应该从对“现实”的认识开始。什么是中国制药业的“现实”？从前面的分析中至少可以归纳出两点：（一）中国制药企业无法支付新药研发所需要的巨额成本。（二）中国制药企业正面临全面低价竞争的时代。这两点看似简单，其实不可等闲视之，它们分别从“源-----新药创新的原动力”和“流-----行业利润和现金流”两方面遏制了中国制药业的生命力。
关于（一）：我们需要研究如何在中国降低新药开发成本的策略。中国制药业需要走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新药研发道路。如果“资金”是我们的短缺面，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在 “人才”上下功夫？我们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向西方发达国家派遣了大量优秀的留学生，其中相当数目的专业人才目前仍活跃在发达国家的制药公司。这些专家们能否在“如何降低中国新药开发成本”题目上提供思路？从去年开始，我们组织专人对目前海归派在中国医药业创业情况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考察和研究，特别是他们所面临的机会和困难。在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一种叫做“PSO”的战略。“PSO”代表的是：“Proven”（已被证明）；“Short-Cut”（抄捷径），和“Oversea Connection”（海外网络），并在这个PSO思路下组织了一些投资项目，可惜今天没有足够时间进行深入讨论。主要的要点是，如何发挥发展中国家在科技创新研发领域内的“后发”优势。具体的思路包括：在西方公司专利产生过程的两头，即“前头”和“后头”进行包抄。所谓“前头”，既通过正常的国际合作和人才/信息交流渠道，敏感地了解和把握新技术/新产品研发动态，并迅速加以消化；所谓“后头”，即花大力气开发创新型的“Me Too”药。这个战略的应用需要海归人才和海外网络。
关于（二）：华源集团董事长周玉成先生在今年4月的一次高层医药论坛上，为中国医药产业如何走出困境开出“药方”：中国医药产业要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加快企业资源的整合，建立新型战略联盟，共同打造中国医药行业的“航母”。事实上，目前的低价竞争的现实，对大部分企业是困境，对中国制药业整体却未必不是机遇，这是一个运用资本和战略的绝好机会。这里的关键是，重整行业结构，优化研发资源，提高新药研发投资比重。所以，我们目标中期待的“航母”型企业，不应该只是“量”的叠加，更应该是“质”的跨越，特别是战略运营、知识管理和国际化运作三方面的执行能力的提高。如果中国制药业不能在行业重组中产生这种“质”的意义上的跨国企业，那么，在近期内中国新药研发的资金比重很难得以提高，对于中国制药业未来发展弥足珍贵的海外人才来说，即便是回到中国，也很难有实质性的用武之地。
最后，作为结束语，我想说，价格因素，既是目前中国制药业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也是化解行业困境的要妙所在。现在让我回答前面提出的问题：中国制药业应该如何有所作为？一个要“降下来”-----把研发成本降下来；一个要“升上去”-----把行业研发投入比重升上去。谁能够发挥海归人才的力量，结合目前行业重组的大好机会，特别是优化重组中国制药业有限的研发资金和人才资源，谁就可能做到“降下来”和“升上去”，谁也就能够为中国制药业同时带来“High Tech”和“High Touch”。
谢谢大家！
* 本文是根据吴少海博士在2004年6月爱因斯特(中国)在上海组织的一次关于中国制药业的小型投资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吴少海博士简历：1982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化学系。1983年赴美深造。1989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1990年受聘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后。吴少海博士早期科研包括了精细化工、环境、生物医药等领域，曾多次获得国际性研究专项成就奖。吴博士历任美国格雷斯华盛顿中央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国旅美华盛顿科技协会首任会长。现任爱因斯特(中国)理事长、美国亚洲文化学院教授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