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军事交流、避免中美在军事上的误判，是中美两国乃至亚太安全一项重要内容。然而，我们中国人说的是汉语，写的是方块字，美国人说的是英语，写的是26个字母，不要说战略上的差异，仅仅是“翻译的问题”，就可能留下无数的坑。
作者：郑文浩
格 雷戈里·库拉奇是一位美籍中国问题主管和资深专家，曾在中国生活和工作超过12年。他在其“迷失于翻译中”一文中特别提到，糟糕的资料翻译美国情报部门处 理源于中国的情报资料存在的重要问题。他举例说明2005年3月，美国国家空中和太空情报中心在其题为“对美国太空优势的挑战”的报告中引述了来自中国的 资料，但译文明显与原文意思不符。
这 份美国报告援引廊坊陆军导弹学院展丽英的文章, 称中国正积极研制反卫星武器：“中国将密切跟踪国外先进卫星技术的发展，紧密关注太空军事利用上取得的进展，同时积极研制反卫星系统。” 库拉奇认为，国家空中和太空情报中心的译文存在严重错误。首先它将中文里的“应(该)”翻成了“将(要)”。事实上，从可以判断出，作者认为中国尚未在反 卫星研制一事上做出决定，所以只是该文作者对此提出建议。另一个错译更加令人恼火。国家空中和太空情报中心的译文将“军备控制”译成“太空的军事用途”， 结果完全曲解了中国作者的本意：即“中国在决定如何处理文中所述日益升级的军事空间技术竞赛时，应该考虑国际军备控制的进展”。
有时国外的 媒体或者研究机构，会利用国外民众对中文不熟悉的特点，有目的地使用有歧义或者错误的翻译来造成恶劣的影响。例如2009年中国建国60周年阅兵，德国国 家电视二台驻华记者在阅兵之后采访了一位中国中年男性。这名男子面带微笑，用中文高兴地说：“我想看（阅兵队伍）。”而在德国的中国华侨从电视里听到的同 声翻译竟成了“这是一个耻辱，我想看”。
美国利用英语强势的地位，有时会有意在全世界曲解中国的一些国防政策与战略。例如2007年《中国军力报告》内容有很多“内容带有深层的暗示含义甚至情感，但报告并没有给出足够的证据来证明甚至说明这些观点”。
第 一，报告提出的“先制战略”（pre-emptive strike strategy）。这一概念来自人民解放军战略纲要中的“主动防御”（active defense）原则。而报告所用的“pre-emptive strike”一词更倾向于传达进攻性、甚至侵略性的含义，因此实际上是把“主动防御”曲解为“主动进攻”。
第二，报告指出的中国正在获取“扩大范围内的军力投射能力”（extended-range power projection）。该部分字里行间暗示着中国的军力投射能力已经朝向全球范围内发展，但其给出的例证中全部是在亚洲、主要是在中国沿海地区的军力投射能力。
第三，报告认为中国的国内政治的不稳定将导致对外国的进攻行为，换言之，即转移国内矛盾。这一矛盾转移理论（diversionary theory）在西方学界尚存在种种问题，却经常被用于中国。而且从中国的历史来看，这一理论对中国并不适用。
第 四，报告用了“威胁”一词，认为中国对台海局势乃至亚洲安全构成威胁。但“威胁”包含意图与实力两个方面，报告并没有详细指出中国所构成的“威胁”到底来 自哪个方面，也没有给出确凿的证据。美国在报告中，经常用“威胁”(threat)来描述中国军力。但从英语语义上和军事方面来说，威胁这个词包含能力和 意图两个方面。比较通俗来解释，就是说中国在发展军力的同时，中国政府是否有意图来威胁别人？这是一个需要详细解释的问题。
第五，报告对邓 小平提出的二十四字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曲解。这一方针的提出很可能有着当时复杂的国际背景，但报告 忽视了这一背景，对这一方针进行直译，尤其是对“韬光养晦”一词的翻译“hide our capacities and bide our time”强烈暗示中国“暗藏心机”，“一旦强大，便很可能会露出野心”。
有外语基础的读者都明白，英语虽然相比德语、俄语相对简单，但 是在时态语态上仍有着较为严格的要求，在语义的精确性上也和汉语不同。很多我们中国人觉得很正常的词语，一旦被翻译成英语或者其他语言，其原意很容易就被 曲解。2001年的中美撞机事件，事后美方官方表述中的“very sorry”是否表达了中国人需要的“道歉”含义，在翻译界曾经引发过不小的争论。有中方外交部的前任官员，曾经在其公开出版的著作中，专门论述 “very sorry”就有“道歉”的含义。然而在网络上，也有不止一个翻译界专业人士认为，“apologize”才应该是政府这个层面用来“道歉”的官方用词。
可 见，美国在《中国军力报告》上，存在着大量翻译上的模棱两可的问题。有可能是美国的报告撰写人员从语义上，就误读了中国军事政策和战略；也有可能这种误 读，就存在着主观上的“有意为之”。美国在这方面搞模糊，故意不进行更为细致的解释和阐述，就可以把更多的人引入到“中国威胁论”的陷阱里。很多人小时候 都做过“传话”这种小游戏，基本上传过10个人以上，原始的意思就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的一些战略、政策，在经过“中国军力报告”的曲解，信息传递 就已经损失了大部分。
而军事战略问题，对于西方媒体的大部分记者来说，显然有些过于复杂了，这就导致媒体在报道之后，信息的扭曲程度就更加剧烈。而最终到达普通的阅读者那里，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2010 年8月，美国国防部又公布了年度《中国军力报告》。严格说起来，这份有关中国军事军力的报告，其由来和名称和从前都有不同。从2000年到2009年，美 国国防部发布的是《年度国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力报告》。而在2009年《年度国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军力报告》改为《年度国会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与安全发 展报告》，一般国内媒体都简化为《涉华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
为 什么会把“军事力量”改为“军事与安全发展”？笔者认为美国的国会议员并不是在简单地玩文字游戏。从以前美国发布的《中国军力报告》来看，使用的都是 “Military Power”，这种单纯的军事的描述，“进攻”的色彩非常强，给外界的感觉当然就是中国军事力量崛起必然带来的巨大的威胁。然而美国人在2010年报告中 所加上的“安全”，是英文“Security”。而在英文中，“Security”表示保卫自身防止危险、伤害和损失的能力以及形式。笔者个人认为，这种 变化反映出一方面美国仍然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存在疑虑，视之为一种“威胁”；同时美国也认识到，随着中国经济迅速成长、对外交流不断深入，中国的利益不 但包括领土、领海这样的核心利益，也包括涉及海上交通线、能源线等关键利益，而保卫这些利益，军事力量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从这方面来讲，引入 “security”一词，也反映美国对中国军事发展的一种重新认识。正如报告中援引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话说，“中美关系不可能没有分歧和困难，但我们也并 非注定是敌人”。
同样的，从中方的角度来说，有时涉及到中国外交、军事政策关键词语，其选择不但要注重准确性，同时也要注意所使用中文词语在对外表达上的含义，这样才能尽量避免外界对中国军力发展的错误解读。
在 2003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首次公开提出了“和平崛起”。这一概念。郑必坚在题目为《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的演 讲中，表示：“……我们的抉择只能是：奋力崛起，而且是和平的崛起。也就是下定决心，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 而2003年12月26日《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曾公开表示：“我们要坚持的道路”“就要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坚持在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友好相处，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同各国的交流和合作，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贡献。” 由于中国最高层领导人的表述，“和平崛起”成为全世界关注的新兴词语。
从中文的角度，崛起的理解并不是特别复杂。从汉语词典上，崛起的含义 是有“兴起”的含义。但是在英语表述中，麻烦就来了。“崛起”一般对应的英文是rise。1993年西方世界著名的《外交》杂志就刊登过一篇著名的文章 《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未来》（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在英语中，rise很容易让人产生武力崛起的联想。有一本非常有名二战历史的书籍，威廉·夏伊勒所著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其中英文原书名用 的就是Ris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因此西方国家在描述Rise of China，虽然有对中国成绩的承认，但是更多的包含一种恐惧的意味，特别是对于中国军力的崛起。
因此“和平崛起”的概念，用和平这一个形 容词来定义“崛起”，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外界对中国崛起道路的误解。但国内也有学者认为，崛起这个词并不合适描述中国的情况。因为即使是和平崛起也是崛 起，势必要改变大国之间和与周边国家的力量对比。而且，崛起在英语中还有时态的不同，是正在崛起（Rising）还是事实已经崛起（Rise），这也关系 到中国国情，包括中国军力的考量。
特别是有关国家对外发展战略上，这种中外语义交流上误差，极容易造成错误的解读。因此，中国对外大政方针如何能够把其含义准确地投送到国外的受众层面，是一个极其重要“战略性问题”。如果国家相关部门能够有效地统合中国（甚至国外）语言界、智库、媒体等方面的权威力量，仔细研究国家战略、政策的精确表达，那么将极大地改善中国发展壮大，特别是中国军力成长给外界带来的误解和误读。转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