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06日 信息来源：嘉善版
人物小传：
张钟俊，1915年9月23日生于浙江嘉善，著名自动化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3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电机系，同年赴麻省理工学院深造。1935年6月获硕士学位，1937年获博士学位。1938年回国，先后在武汉大学、国立中央大学、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任教授。1943年创办中国第一个电信研究所——交通大学电信研究所，任主任。1949年以后，先后担任交通大学无线电系和自动控制系主任、计算机系主任、电工和计算机科学系主任、计算机应用研究所所长、系统工程跨系委员会主任和自动化研究所所长等职。在网络综合、电信、电力系统、信息自动化、系统工程等多个领域作出了许多开创性贡献。1995年12月29日因病在上海去世。
-
张钟俊
---------------------------------------------------------
2015年是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年份——我的爸爸张钟俊院士诞辰100周年暨逝世20周年。同时，今年4月11日正值母校——上海交大119周年校庆期间，在闵行校区举行了爸爸的纪念活动。是日，小弟夫妇和我一家，包括女儿全家，及学校领导、同事、学生一起，共庆爸爸100周年的生日。
对祖国赤子之心
我的爸爸张钟俊和解放前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满怀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赤子之心，面对国破家亡的危险，有强烈的忧患意识。
1934年7月，19岁的他以优异成绩从交通大学机电系毕业后，获得中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奖学金赴美留学，进入麻省理工学院电工系攻读研究生课程，1937年12月顺利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博士学位，并作为该学院第一个博士后副研究员留校工作。
但在1938年夏，当爸爸从祖父家书中得知家乡被日本侵略者占领，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时，23岁的他毅然决定放弃在美国的优越生活和工作，提前回国为抗战出力。同年10月，他经香港回到上海，婉拒了美商上海电力公司的高薪聘请，在11月离沪经广州转道进川，开始了执教生涯。张煦伯伯曾说：“钟俊是1934级交大毕业同级同学中第一个从国外回国的。”
1948年末，麻省理工学院院长曾亲笔来信，邀请爸爸担任该校电工系教授。但爸爸选择了留在母校交大，婉拒了对方的盛情邀请，留在上海迎接解放，迎接新中国的建立。
1966年“文革”开始后，曾在海外待过的爸爸难逃冲击。1967年底的一天，在经历了两天的抄家，把家中所有照片、信件和文章都带走后，爸爸也被专案组带走了。当时我正从交大毕业，马上要去大连造船厂报到，望着爸爸被带走的背影，眼泪不由自主地掉下，记得那时爸爸突然回过头，向我摆摆手，微笑着嘱咐我要“好好干”。当天，我乘船去了大连，但造船厂要把我退回学校，苦苦交涉无果，一个月后只好回到上海交大等待重新分配。那时，全家处于恐慌无助状态，爸爸被怀疑是美国特务，妈妈每天被叫去学校接受拷问，陪妈妈同去的小妹妹当时还是小学生，经常坐在妈妈旁边就睡着了。
因为“文革”，弟弟妹妹们都被剥夺了学习的机会。我的大妹妹文汇，1966年高中毕业去了崇明农场“修理地球”九年；我的弟弟文澜是初中生，15岁去了江西的高安插队落户，直到1976年得了肝炎、咳喘病退回到上海，之后进了街道生产组做鞋帮；小妹妹文淑在集体所有制的木具厂做箍马桶的工人。虽然爸爸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隔离审查，饱受折磨达一年之久，但他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始终不变，对党和政府的信心始终不变。隔离审查期间，爸爸无法和我们家人见面，他拜托在食堂偶遇的同学带话给我们，说他还好，并鼓励我们子女应该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经历风雨，奉献青春，接受工人、贫下中农再教育。要抱着对未来生活的乐观态度，还调侃说：“我正准备买排骨吃！告诉家里放心。”
1976年“四人帮”垮台，1978年我国从“文革”动乱中走向安定和发展，春天真的到来了。此时，爸爸已两鬓挂霜，却浑身充满春天的活力。他每天清晨5时就起床，开始准备一天的科研和教学工作。因为工作需要，爸爸经常出差，妈妈为此多次和他争吵。当家人和学生心疼他的身体劝他少操心、多休息时，他总是动情地说：“与其享清福，我还不如累死在岗位上。”终其一生，爸爸在学术上不断开拓创新，即使到了晚年，他还经常去图书馆、新华书店寻觅了解国内外最新科技动态，时刻把握学科的发展态势。爸爸虽然偏重科学理论研究，但是很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曾与校友钱学森一起积极推动自动控制理论和系统工程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应用。
1989年后，在海外的弟弟妹妹考虑到爸爸年事已高，几次写信想替爸爸妈妈办绿卡，但爸爸回绝了，说他的事业在中国，他的根也在中国。
1995年，爸爸已80岁高龄，他仍像年轻人一样活跃在教学和科研的舞台上：6月初，在杭州浙江大学交流；6月底，在三峡参加第二届亚太地区控制与测量学术会议；8月中，在沈阳作为会议中方主席参加中韩双边学术交流会；8月底，在天津参加智能自动化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和颁奖；9月，在杭州参加浙江大学自动化国家实验室验收及攻关项目鉴定；10月初，在北京参加科学院院士增补大会；10月末，在长沙参加中国智能机器人研讨会；11月中，在交大徐汇校区为自动化系全体研究生作长达3小时的报告《如何培养自己成为一个跨世纪的高级技术人才》；11月末，在南京东南大学和航空航天大学接受聘书和交流。
然而，就在南京受寒感冒回沪后，他病倒了，12月4日住进华东医院后，他还不忘工作，不忘指导学生论文，不忘学校的“211”工程。他坚信1996年4月8日，他能和全校师生共庆母校百岁生日，用完成的两本中英文论文集向校庆献礼，他有信心做跨世纪的人。但是，在1995年12月29日晚间，因肺炎加剧，气管堵塞，他满是遗憾，不甘心地离开了。至今，我和我的女儿仍记得，离去的那刹，他眼眶中滑落出那珍珠般大的泪滴……
对家人勇于担当
爸爸出生于嘉善魏塘镇，书香门第，张宅门头的正中间刻着张家的家训“谦尊而光”四个大字，意为尊者谦和而彰显光明美德，即待人要谦和，与人为善。
祖父张恺敷在杭州的浙江第一中学高中部任英语和数学教师；祖母孙星英出生于县里的名门望族，几代人都是江南有名的诗人和书法家；爸爸的大舅孙文耀1908年考取浙江官费留欧，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鲁文大学专攻土木工程及铁路工程；小舅孙季华也曾留学欧洲，后任西安公用局总工程师。爸爸从小天资聪颖，因思维敏捷又好学强记，在学校屡次跳级，被周围亲朋好友誉为“神童”。家中共四兄妹（钟俊、钟傑、钟娴、景侠），爸爸是家中的老大。
1938年夏，日军占领杭州，全家逃难到了江西。爸爸接到祖父来信后，于暑假中毅然回国，先到香港和祖父母见面，拿出了在美国的全部积蓄用于安顿祖父母几年的生活。同时，爸爸也担起兄长的责任，携我的叔叔钟傑、姑妈钟娴进川继续求学。不久，祖父肺病在家乡去世，从此，爸爸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叔叔钟傑于1942年由爸爸安排去美国留学就读土木工程系，后在美任土木高级工程师。姑妈钟娴由爸爸牵线，与爸爸1934年交大土木工程系毕业后留德的级友薛履坦成婚，诞下女儿后，全家于1945年随时任台湾水利局水利司司长的丈夫去了台湾。
爸爸最初担任武汉大学（当时已迁至乐山）电机系教授。不久，校舍遭日机轰炸，遂去重庆担任国立中央大学电机系教授。1939年底，爸爸与交大校友一起筹建交通大学重庆分校。在重庆期间，爸爸结识了当时正内迁至重庆的复旦大学经济系的我姑妈的同学，也就是我妈妈杨媞姝。爸爸和妈妈结婚后，我于1943年在重庆出生，为了纪念在重庆小龙坎九龙坡交大生下的我，取小名叫“珑珑”。
爸爸是个好丈夫，非常疼爱妈妈。1952年全国大学院系调整，妈妈从交大管理学院离开，去财经大学执教。每天要花4小时用于上下班，同时还兼任在夜校部上课。于是，爸爸包揽了家里大多数的家务，晚上等妈妈回家才睡觉。有时在家，爸爸和我们像小学生一样坐着小凳听妈妈备课试讲，爸爸经常与妈妈相互讨论，提高教学水平。晚年了，爸爸出差外出，总想让妈妈一起去，让她散心高兴。他们之间感情甚深，爸爸走后，妈妈一直郁郁寡欢，不到4年，妈妈也离开了。
爸爸关心我和弟妹们的学习，但从不要求我们拼命读书，更反对我们死读书，所以对我们一直只采取启发式教育。在上小学时，当我们遇到数学难题解不开去请教他时，他从来不会直接说出答题的步骤和答案，而是会帮我们把题目分析一下，给出若干启示，最后还是靠我们自己悟出解题的方法。因为爸爸的教育方法，我们几个子女学习从不依靠父母，也不靠死记硬背。每次升学考试，我们都能顺利考上理想的学校，不用爸妈操心。
爸爸对我们的爱，对家人的关心和照顾是不遗余力的。我小学一年级时，染上了伤寒和肺门结核，生命岌岌可危。当时需要买非常昂贵的盘尼西林才有希望治好我的病。爸爸在日常工作之余，将全部精力用于翻译苏联关于电力系统的教材和书籍，最终用8本书的稿费为我购买了药品，治好了我的病。小学四年级时，我在交大大草地和男孩踢足球，不慎将膝盖髌骨损伤，半月瓣撕裂，只能躺在床上，不能下地走路，是爸爸背着我到处求医问药，半年后才慢慢康复，回校上课。
“文革”中，我被大连造船厂退回学校，待分配期间，到石家庄车辆厂当工人，一周工作7天，劳动强度大，生活艰苦，下班后要挖防空洞并进行防空演习和军训，以致我第一个孩子流产了。后来陆续流产三次，成了习惯性流产。直到1976年，我发现怀上了第五胎，回到了上海家中保胎。怀孕保胎期间，我睡在床上7个月不敢动，妈妈要上班路途又远，全是由爸爸来照顾我。给我牛奶喝，安排三顿饭，大小便倒尿盆，无微不至地照顾我，直到1977年6月生下了我的女儿，爸爸的大外孙女。
弟弟妹妹们同样享受到爸爸给予的温暖。弟弟从小哮喘，爸爸经常带他治疗，他“文革”下乡插队得了肝炎病退回沪，也因病退，1977年恢复高考时，虽考分极高，却按规定没有资格进重点高校，未能实现进交大求学的夙愿，但爸爸的榜样给了我们力量，使我们在困难中都挺了过来。改革开放后，1979年，弟弟文澜自费去美国就读休斯敦大学电机系；1980年，大妹妹文汇直接进入休斯敦大学就读计算机硕士，她是该校第一个大陆自费研究生，通过不断地努力学习，最终获得了博士学位；小妹妹文淑“文革”时没读上书，仅小学水平，通过努力，1980年也赴美就读休斯敦大学计算机系。他们都边打工边学习，最终出色地完成了学业，并在美国就业。文澜成了公司的高级工程师，文汇任大学教授，并曾担任计算机系系主任，文淑成为了数据处理工程师。
为了让我们子女安心学习和工作，爸爸主动为我们分担照顾下一代的责任。1977年，我生完女儿，考虑到我和丈夫都在北京工作，又经常出差搞课题，照顾女儿有困难，就把女儿留在了上海，由爸爸妈妈照顾。女儿自小就在爸爸妈妈身边，由爸爸妈妈抚养长大成人。大妹妹1980年夏赴美留学，3岁的儿子也一直由爸爸妈妈照顾，直到他小学四年级时，大妹妹研究生毕业，在美工作、生活稳定后，才赴美回到大妹妹身边。
我们家在“文革”前后都是一个大家庭，祖母、外婆、爸爸、妈妈及我们四个孩子、爸爸的小弟弟——景侠叔叔。在上世纪50年代末，虽然爸爸工资比较高，每月可以领到300多元，但家中的开支都由他负担。爸爸从来不追求高消费，生活上崇尚简单和健康，但每月也尽量保证带上全家去淮海路的小西餐馆“改善伙食”，制造些小情趣、小浪漫，全家处处充满了欢乐和笑声。
爸爸宁可对自己苛刻一点，也要家里人吃饱穿暖。在“文革”期间，爸爸受到冲击和迫害被隔离，单位还扣发了爸爸三年之久的工资，仅靠妈妈的工资要养活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和年迈的祖母、外婆，还要交昂贵的房租是不够的，因此妈妈不得不变卖衣物，省吃俭用，每顿只有一个青菜。等爸爸解除隔离回到家时，家中除了床已没有其他家具，也没有吃的。面对如此艰难困苦的局面，爸爸怕饿坏了家人，怕孩子们得肝炎，他硬是瞒着妈妈，秘密地向朋友多次借款，累计达3000多元，在当时那可是个天文数字。但他始终相信党和国家，相信生活会好起来，所以也不怕借债。
爸爸很重视为人师表，对衣服的质量和数量是要求少而精。当他离开后，我为他挑选告别仪式服装时，发现正装竟然屈指可数，而且大多半旧。最终，我为他选择了一套曾在接受周总理、邓小平接见时穿过的正装，这是他最喜欢的，也是只有在重要场合才会穿的套装，让这套服装一直陪伴他吧！
对学生良师益友
爸爸自1938年从美国回来，便一直在国内高校任教，1939年底，他与交通大学校友一起筹建交通大学重庆分校。1940年9月，分校成立，聘请爸爸为电机系教授及系主任。为了培养电信方面的高级人才，在重庆国民政府交通部等单位的资助下，学校委托爸爸筹建电信研究所。1943年，电信研究所成立，爸爸任主任，并开始招收研究生。后抗战胜利，回到上海，1946年上海恢复建立了交通大学，爸爸继续担任电信研究室主任。从1944年到1949年，共培养了24名工学硕士，几乎占到民国期间中国培养的工程硕士总数的一半。
教学中，他完全采用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材和培养模式，毕业的学生在新中国成立后都成为国家科技和教育界的栋梁，其中数名还当选为科学院院士。1978年恢复研究生制度后，爸爸是全国首批硕士生和博士生导师。1986年国家设置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他主持的博士点又首批建立了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几十年来，他桃李满天下，为培养学科建设接班人作出了杰出贡献。
爸爸内心有着孩童般的真诚和善良，爱学生、爱人才。早在抗战期间，爸爸刚从美回国，在重庆招收研究生时，他的年龄和学生们相仿，个别学生甚至比他还大。他没有一点教授的架子，经常和学生们一起打篮球，打排球，和学生们亲如朋友、兄弟，被戏称为“Baby”教授。爸爸妈妈结婚时，学生们都来闹新房，把学校送来的新床都折腾坏了，校长不得不重新换了个送来。
爸爸喜欢招收全面发展，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学生，不喜欢学生死记硬背。他在招生时不看重分数和名次，看重学生对基础的掌握和对要领的理解，特别关注对英语和数学的掌握情况。爸爸认为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所以在选择研究课题时，一定要有超前意识。他在担任博导时，不是给每个学生出一个孤立的题目，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给出一系列的题目。于是，一个博士生做完一个题目后，后一个博士后还可以接着做相关的课题，从而把研究工作持续地推进下去，一步步提高。对于博士生写的论文，爸爸都会认真审阅后，和学生讨论，提出详细的修改意见。对于其中的英文论文，他甚至会一字一句地修改，就在去世前他仍在病床上指导博士生的论文。在每次的研究生、博士生论文答辩中，作为答辩委员会主席，他往往会提出很基础但又很尖锐的问题，经常会让有的学生感到难以回答，甚至不知所措，但打分却相当宽松。
除了学业，爸爸也非常关心学生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经常请研究生来家里做客吃饭，还会力所能及地资助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他每次买来新书看完后，都会把书有针对性地送给自己的学生或青年教师。他教育学生学会做事要先学会做人，做一个勤奋，乐于助人的人，做一个诚实和高尚的人。爸爸绝对不能容忍的就是利用不正当手段，抄袭和剽窃他人的论文。
对上海交通大学自动化系的教师和科研人员来说，爸爸是亦师亦友的。他大力扶持有才学的年轻人，想方设法帮助他们早日晋升到高级职称，给机会，压担子，让贤。爸爸婉拒包括上海自动化学会理事长在内的各种学术职务，推荐出类拔萃的中青年学术骨干来担当。对于以他的名义申请来的课题经费，他从不占为己有，而是慷慨资助年轻人开展科研工作和学术交流，爸爸没有一本属于他自己的课题本。他心胸宽广，只要有利于祖国科学事业发展，只要是渴望学习，不管校内还是校外，只要有求于他，爸爸都会满腔热情，毫不保留，亦师亦友地接待、传授及探讨，他的学生满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