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小鱼
如果说崔健于1986年5月9日为中国内地打开了一扇摇滚大门，林立果则是第一个为我们开启摇滚乐窗户的人，时间是1969年。
还原一个看似并不普通的日常图景。
这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最初一年的某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厚厚的窗帘却阻挡了一切光线的进入。这间装修简单的房间里一片凌乱，烟头散落了一地，有的已经抽完，有的只抽了半截，灰白色的烟灰在老式苏联吊顶电扇的风力下无力地飘动着。
一个叫林立果的青年坐在高级织锦缎沙发上，他以60年代先锋青年特有的颓废，拿着刚刚掐灭的半截烟头，轻轻吹着上面的烟丝，他的目光掠过自己的屋子：房间里到处都是喝过的玻璃杯，宽大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种书籍，除了中国古代的禁书，多是西方的诗集、名著和军事书。书架下的地上散落着一大堆唱片。红木硬茶几上摆放着他刚鼓捣的无线电的电子配件和一些港澳刊物。靠近门边，是一个西洋式的吧台，酒架上摆着各种各样的洋酒，再旁边是一把价格不菲的吉它和一个架子鼓。贴着漂亮壁纸的墙上，却几乎完全被西方的电影海报和摇滚招贴画所占据。两个巨幅的吉米·亨德里克斯和约翰·列侬的海报尤其醒目。旁边镜框里还有一幅四年前牺牲的切格瓦拉的签名照（那是1965年格瓦拉访华时亲自签给他父亲的）以及林立果自己的一张照片。相片中的林立果，身材魁梧，样貌英俊，目光坚定。
林立果木然地看着这一切，这间他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屋子，此刻却使他的心情莫名地烦躁，甚至有些觉得苦闷起来。他丢掉烟头，重新点燃一根烟，在沙发上用力地缩了缩身子，把自己的身体深深埋藏在阴影中。
留声机里放着的，是Beatles的《Let it Be》。
Let it be，让一切发生，让一切走远。音乐隐没在吊顶电扇嘎嘎转动的极大噪音中，林立果看着烟雾从嘴里吐出，缭绕，被风吹散不见，他突然希望自己如同这音乐一般，在这个世界中隐没，消失，对外面发生的一切充耳不闻。但他做不到。
作为一个在特殊家庭长大的孩子，林立果即使不情愿，也无法摆脱让自己进入束缚和纷扰的命运。每想至此，林立果总是露出一丝不屑而无奈的微笑。他骨子里是个极其叛逆孤傲但外表却十分沉静谦卑有教养的高富帅，甚至和生人交往都会不由自主地脸红。这样腼腆的人，却被命运安排在如此特別的历史位置上，不得不经常和一些不知所谓的人打着交道，逼着自己去融入所谓的“政治生活”，对于他而言，这实在是无法忍受的痛苦。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这种烦躁而痛苦的感觉就更日益强烈。这也实在难怪自己会喜欢上摇滚乐，在这样压抑的气氛下，如果还不许他呐喊，那他真的是要疯掉。
有时候林立果会想命运是条奇怪的河流，上帝把每个婴孩放在摇篮里，推入河中，让他们随波飘向各自的归属，很不巧他飘到了父母身边，很不巧他停了下来，很不巧父母接纳了他，很不巧，很不巧，他就这样接受了命运。当他被从摇篮里抱出来的那一刻，当他睁开眼睛看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他看到的就是军服、这个肃穆的家庭、对父亲毕恭毕敬的各色人等……而他在尚未懂事之前，便张开双手接纳了这一切，等他懂事之后，发现自己只能无止尽地接纳下去，别无选择。人生本就是别无选择，如果可以选择，他宁愿自己飘荡到乡间，无所约束地长大，撒开脚丫子在土地上奔跑，做着自己想做的一切。
因为父母的特殊身份，林立果从小是由保姆唐妈带大的，每天和母亲说话的时间都不超过一个小时。每次母亲听到这种音乐，她脸上都会显出不悦，走进来到桌台前轻轻把音乐关掉，具有深厚古典音乐修养的她会不解地说道：“这都是什么音乐啊，乱七八糟的，成天听一些西方的莫名奇妙的音乐！”
Beatles的歌声戛然而止，屋子里陷入一片寂静。
林立果猛地站起来，一下把窗帘拉开：“你懂什么音乐，你们那些样板戏才是真正的文艺垃圾！”他绕过母亲，向门外走去。
林立果又名老虎，有一个亲姐姐，是家中独子，深受其父母喜爱，尤其父子交流特别多，据在青少年熟悉林立果的人讲，他和父亲一样喜欢读书、思考，但也热衷于研究电子配件和摇滚乐。
曾是林立果直接上级的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回忆到：“林立果是北大物理系学生，理工科方面的知识还可以。那个时候全国都在搞思想革命化，他哪搞那些！他到处看外国书籍、录像、电影。那时候谁也不懂录像，他弄了个机器，怎么拍怎么拍，还能鼓捣一通。他也异想天开要搞些科技方面的名堂。……其实，林立果这个人，你说他看的材料多，听到的多，恐怕是事实。林立果生在那个家庭，比当时同年龄的人视野开阔，知道的多。”
林立果自已曾说：“我们这一代人，教育正规，潜力很大；但盲目崇拜，失去自我，没有出息。” 熟悉的人都说林立果人挺聪明，有些特点真像其父亲，看问题说话还真尖锐。有一个人正在为“文革”中一批一批又一批干部的不断倒台百思不得其解。林立果对他说：这样斗来斗去就像绞肉机。这人一听，茅塞顿开，顿时感到了心灵的悸动和思想的撞击，因此和林立果靠得更近了。
林立果自已感到欣慰的，是他能够因此而接触到西方文化，捣鼓西方的科技，在这个年代，这些“资本主义”的玩意，普通老百姓想都不敢想，更是唯恐避之不及的，生怕一个不小心，就扣上了“帝国主义走狗”的帽子。但林立果却不因此受到任何限制，母亲对他捣鼓这些西方玩意虽有一些微词，但其实也是不干涉的。母亲的床边有个可以利用支架直接拉出来在床上用餐的小餐桌，包括她刷牙时的电动牙刷，就都是出自林立果的设计。她只是对摇滚乐那狂飙般的噪音在生理上本能地排斥，并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对自已心爱的儿子喜欢这种源自西方的资本主义音乐而感到忧虑，甚至有一些恐惧。
和林立果的母亲一样，当时的绝大多数的国人根本不可能知道什么是摇滚乐，更别说听到了。在那个年代的整个中国内地，也许只有林立果的房间里才能堂而皇之地听到这种不可思议的火焰般熊熊燃烧着另外一种能量的音乐。
林立果和他最要好的伙伴都是摇滚爱好者，他们自称是“联合舰队”，别人也这么称呼他们，多年以来“联合舰队”或“小舰队”一直被称为某种特殊政治组织的代名词。其实“联合舰队”的来历是因为他们太喜欢Bealles的《黄色潜水艇》而给自已取的名字，同时也源于日本电影《啊，海军》和《山本五十六》里的海军精神。
他们除了关心政治、军事和国家的命运之外，聊的最多听的最多的其实是摇滚乐。
做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摇滚爱好者的群体存在，虽然他们比西方摇滚乐产生的1954年要迟15年诞生，但比人们通常所认为的中国摇滚乐的诞生时间1986年则要早17年。也就是说，摇滚乐在大陆的存在迄今也有43年的历史，而不是仅仅只存在26年。
如果说崔健是中国最伟大的摇滚传播者和创造者，而林立果则是真正的摇滚先行者。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已披露的史料中关于林立果喜欢摇滚乐的文字并不多，最详尽的是张宁回忆录中的描述：
从毛家湾回来的第二天上午九点多钟，林立果带着周宇驰到医院将我接走。……行车途中林立果情绪很好，周宇驰驾驶，林立果坐我身侧，不住侧脸瞧看我神情，双眼常看我的手。我看那神情是想接触我的手，便将双手放在腿上握成拳交叠着，不让他有机会碰我手指。林立果见我这样，突然无声地笑起来，对周宇驰说：“老周，把音乐开开，轻松轻松。”说毕又朝我笑，我明白他在说我，反倒不好意思。
我非常惊奇，以为耳朵听错，音响里传出的竟是西方摇滚乐，在当时红透天的文化革命中，听这种音乐即是反动，在基层准被政治收审。林立果欣赏我惊疑的神情，问是什么音乐，什么音响，我说是立体声摇滚乐，轮到他惊奇了。周宇驰哈哈笑道：“嗬，看不出小张挺懂音响，还听出是立体声。”林立果摆弄的东西都是进口渠道得来，在当时社会上是稀罕物，我懂得这些得赐于两次出国见了世面。
林立果高兴地问道：“你喜欢吗？”我点点头。他更加得意地说：“那个‘旗手’是‘下里巴人’，懂什么艺术？总有一天，我会让中国人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音乐。”
周宇驰从后视镜中看到我神色不对，忙打岔说道：“别扯远了，莫谈国事。哈哈哈。”林立果不服气地嘴里“哼”一声不再言语，林立果说的话我是不敢说，但他确实说到了点上，让人感到既惊悸又痛快。我内心不由得对他另眼相看，觉得他与众多高干子弟有些不同。
从张宁以上的回忆中亦可看出林立果不仅有自已独立的见解，对自已所爱的人也非常尊重，是个生活和情感都很严谨的年青人。
在西郊的空军学院，一片不成林的小树林里有一幢灰砖两层小楼，这小楼从外面看是两层，实际上有三层，一楼士兵住着，二楼客厅，三楼是林立果办公室，办公室隔壁是连带洗漱间的卧室，一张军用双人木板床上，上面铺着草席，一顶白色尼龙蚊帐，被褥是部队发的，陈设十分简朴，这就是林立果在空军学院的宿舍。
这里成了林立果和他“联合舰队”欣赏摇滚乐的“秘密据点”。每当他们需要放松或是想要讨论一些私密话题时，都会在这里集合，当然，在这里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放着他们喜欢的音乐，而不用担心象在毛家湾父母亲家那样受到母亲的反对。
正午时分，阳光直射在将军楼的天台上。林立果等五人坐在天台上，喝着当时从国外进口的饮料，地上散放着喝完的汽水瓶。录音机就放在天台的角落边，他们边聊着天，边跟着录音机里的音乐手舞足蹈。
他把手伸进军装衣兜里，掏出一本破旧的油印小册子，一看就是当时的地下刊物，这一类的禁书，林立果总能弄到许多。林立果站了起来，对大家说：“来，给大家念一首牛逼的诗。”
他来回在天台上踱起了步子，在摇滚乐的伴奏下，他朗诵的是诗人食指在1968年写下的名作《相信未来》：“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不管人们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 /那些迷途的惆怅、失败的苦痛 /是寄予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 /还是给以轻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讽 /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 /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 /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 /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 /……”
食指的这首《相信未来》以其深刻的思想、优美的意境、朗朗上口的诗风在中国大地不胫而走，迅速传颂于一代青年人的口中。
作为一个追求新思想的富于独立思考的年轻人，同样对民族未来忧心忡忡的林立果对食指特别欣赏和敬佩，这本食指的诗歌手抄本也是他费了好大功夫才弄到手的，一直都带在身边。林立果曾尝试着用吉它将《相信未来》改编成歌曲，可惜由于他过早的匆忙离去，我们永远无法听到这首也许是中国最早的摇滚原创歌曲了。
细读此诗，会发现这首诗似乎也正是林立果当时及身后命运的冥冥之中的最真实写照。
林立果的家里有个电影放映厅，四周的墙上都蒙着厚厚一层的隔音布，依稀能看见大厅中间放着一架电影放映机，一边的墙上画着一片巨大的大麻叶子，旁边是“LOVE AND PEACE”几个英文字母。另一边的墙上则画着一只巨大的在悬崖边昂首挺立、啸视一切的老虎。他们经常在这里放映西方的电影和听摇滚乐。他最欢的电影是达斯廷·霍夫曼主演的《毕业生》，他在青春逼人的主人公身上看到了和自已同样的迷茫。
后来，他和伙伴们还在这里观看过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有关纪录片，这个纪录片记录了1969年8月15到17日在美国小镇伍德斯托克的那场著名的摇滚音乐演唱会的情景，45万人在暴雨造就的泥泞中狂欢。同时，舞台上的众多乐队也给他们带来真正的陶醉，在60年代红极一时的歌星几乎都参与到这次演出中，“琼·贝兹”乐队、保罗·巴特菲尔德乐队、“感恩而死”、吉米·亨德利克斯、“杰斐逊飞机”、贾尼斯·乔普林、桑塔纳、“十年后”和“谁人”等31位艺人（乐队）在3天的音乐节演出中登场表演。
除了beatles、食指和美国垮掉派文学的代表人物艾伦·金斯伯格，林立果最喜欢的人还包括当时刚牺牲不久的切·格瓦拉，格瓦拉最后一次来中国访问时，林立果还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他熟读格瓦拉写的《在玻利维亚的日记》和《通过三大洲会议致世界人民的信》，他曾对一个他喜欢的女孩说：“他是我的偶像，永远的游击队员切·格瓦拉。”
从20年前开始，只要一见面，我就会不停地向我思想和生活的兄长朱大可讲述我对林立果、崔健和摇滚乐之间关系的理解和阐释，他总是微笑地看着我对摇滚乐的痴迷述说。后来他在《缅怀８０年代之三：本土流氓话语的现代崛起》一文中对中国摇滚的诞生做了极富建设性的深刻解读。他在“林立果的‘大院摇滚’启蒙”一节中写道：“崔健身穿军装演唱摇滚的戏剧性行为，起源于他的童年时代的某个特殊记忆：一个名叫林立果的业余歌手，第一次在北京空军大院里手弹吉他，演唱了披头士乐队的摇滚歌曲。他的身穿军装的动人造型，在崔健的记忆中固化为文化先驱的偶像。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摇滚歌手，林彪元帅之子、空军军官林立果是崔健的摇滚精神的隐秘的启蒙者。他的“571工程纪要”，乃是中国现代史上首部非毛主义的重大政治文献。尽管他与其父林彪元帅在逃往苏联的途中因飞机“失事”而丧身，此后遭到了主流政治和中国人民的长期唾弃，但他在摇滚中注入的叛逆精神，却在崔健音乐中获得了秘密传承。”
我在和著名作家北村谈论崔健和林立果时，他也认为：“崔健的作品有真理性的追求，林立果这个人物应该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秘密，他有思考，因为他晓得外面的事情，那个时候我们什么都不晓得，所以他接触外面的很多东西，他有危机感，他会产生思考，他是那时候少数几个清醒的人之一。”
与此同时，我根据林立果和崔健与摇滚乐的关系写下了20万字的长篇小说《摇滚之子》，并将其改编成了同名剧本，书写了中国大陆早期摇滚乐的隐秘生活和艰难的诞生。
我从60年代写起，但故事发生在1971年，这一年才是文化意义上的60年代的真正终结。主人公是刚过完10岁生日的小崔健和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林立果。
实际上，林立果是中国第一个有史可载地提到摇滚的人，林立果在空军大院的宿舍小楼，他时常通宵达旦地播放摇滚乐，崔健的摇滚启蒙就是这时候开始的，他也在空军大院里长大，他爸当时在空政歌舞团工作。
崔健和林立果在文化上一脉相承，从外在服饰、精神符号到音乐形式，甚至价值观和与信仰有关的东西。崔健也认为林立果是中国第一个摇滚青年，是他让我们知道了世界上还有这么伟大的音乐。林立果多年的梦想，今天终于成为了现实，在我们生活的这块土地上，他所热爱的摇滚音乐已经成为中国青年最自由的表达方式和最欢乐的生活方式。
做为那个年代最先锋的摇滚青年，林立果他们企图通过政治改变中国，事实证明悲壮地失败了，80年代以崔健为代表的摇滚青年试图通过文化改变中国，到后来也不了了之了，历史走到今天，通过信仰改变人心，也许才可能是一条真正的救赎之路。
我曾在林立果父子去逝40周年时写有七律一首，以示感怀：
虎子摇滚第一人，林公华夏第一将。壮士拨剑身先死，英雄亡命成绝唱。神州有情应悔悟，天涯无梦空悲凉。异域荒漠埋忠骨，魂兮何日返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