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协平：反思文革是2016年一个回避不了的重大话题
今年是共和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节点：“文革”发动五十周年、结束四十周年。
“文革”史称十年动乱，十年内乱，十年浩劫。对“文革”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造成的严重灾难，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理所当然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为官方彻底否定，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欢呼粉碎“四人帮”是“第二次解放”。
但当时没有对“文革”进行彻底清算也是事实——我们既没有没有刨根究底追问“谁之罪”，找出“文革”产生的制度原因，也没有像易帜后的东德在柏林墙守卫案中判处士兵英格.亨里奇射杀西逃者有罪那样，找出“文革”得以肆虐的人性原因，更没有像以色列那样，除恶务尽，对当初疯狂杀害犹太人的纳粹分子，即便逃到天涯海角，即便已是耄耋之年，也一直在追捕，一个都不放过，必须让他们得到法律的审判，还历史以公道。
中国因此至少部分地丢掉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浪费了当时从庙堂到江湖、从“走资派”到“地富反坏右”、从文化人到草根阶层在“文革”问题上形成的最大共识，随之也错过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正本清源的最佳“窗口期”。
因此，国家后来虽然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逐步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闭关锁国走向改革开放，以建立民主、法治、和谐社会取代了“造反有理”的无法无天和“与人斗”、窝里斗的人人自危，普遍贫穷成为过去，国家实力明显增强，但也暗藏很多隐患。
最大的隐患就是“文革”有重演的土壤和气候。那些“文革”的食利者、追随者，人还在，心不死，一直在顽强地表现自己并企图影响周围的人特别是年青一代。这些人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不断为“文革”招魂，始则还羞羞答答，躲躲藏藏，后来就明目张胆、有恃无恐了。光天化日之下为江青鸣冤叫屈的报道叠见于网络，薄熙来在山城呼风唤雨，复制“文革”——他后来倒台不是因为搞了极左那一套，因此他的思想和影响还有不可小觑的市场。
至于2012年反日游行中，满街喧嚣“宁可大陆长满草，也要收回钓鱼岛”，乃至疯狂打人、毁车、砸店，完全是“文革”那一套理念、思维方式和做派的翻版。在近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我们每前进一步，都能感受到“文革”阴魂的阻挠和干扰。
于幼军不久前为中山大学讲课时所谓“文革阴魂若隐若现，侵蚀执政党和人民肌体”，是有事实根据的。他痛感由于没有对“文革”进行彻底清算，使当今社会上“极少数人甚至将最近30年探索道路出现的失误或现实腐败、贫富问题，归结到改革开放上，认为原因是离开了阶级斗争的道路，更有甚者，认为需要第二次、第三次文革。”在如何评价“文革”问题上，国人从认识到情绪都严重撕裂。很多善良的人已经从当初对“文革”所持的正确认识和立场上倒退。国务院前总理温家宝多次提醒国人要防止“文革”悲剧重演，绝不是危言耸听。我们面临重吃“文革”二遍苦，重受“文革”二茬罪的可预见的威胁。
奥威尔的讽刺小说《一九八四》中有一句名言：“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对这个道理，没人不懂。
去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期间，媒体上就有一个热词：历史不能忘记。 问题在于，有人对历史做了选择性的解释和记忆。他们在同是人为制造的灾难面前贴标签，看是姓“社”干的，还是姓“资”姓“帝”干的，或者说是自家人干的，还是别人干的。
因此，同样是灾难，日本制造的有罪，清算和批判得也头头是道，对“文革”十年浩劫，他们却装聋作哑，甚至矢口否认。不仅否认，还戴上放大镜从屎堆里找谷粒，给罪恶作粉饰，戴光环，却解释不了，日本军国主义再怎么凶狂，也没动掉彭大将军一根毫毛，“文革”却能把他、贺龙元帅和国家主席等折磨而死；也解释不了，日军再有野心，也没能把魔爪伸向中国大西南大西北，“文革”对中国大陆的祸害连偏远的山庄窝铺也不能幸免；还解释不了，即使在日本侵略中国期间，在当时国民政府的安排组织下，由北大、清华和南开大学组成的西南联大，以及从其它内地搬迁到四川成都、陕西、贵州等后方的大学与教科文机构，能教书育人，搞学术研究，到1940年，后方大学和在校生居然超过了战前的一倍（见央视纪录频道节目《大后方》）为中华民族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乃至世界级的大师，而“文革”高潮期间，全国却没地方能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桌。
日本侵略，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按照社科院卞修跃先生等近年来研究的结果，八年抗战期间，牺牲和被杀害的中国军民为2062万人，财产损失，直接的为1000亿美元，间接的为5000亿美元，严重迟滞了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 十年“文革”呢？辛子陵先生在《红太阳的陨落》一书结束语中指出，“文革十年，照叶剑英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法，整了一亿人，死了两千万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如果再加上李先念（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的国民收入损失五千亿，浪费和减少收入共计一万三千亿人民币。”与日军侵华所造成的损失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再一次迟滞了中华民族现代化的进程。
粉碎“四人帮”后有不少颇为动听的口号，如把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等等，心情可以理解，精神也很可嘉。但是，除非时光倒流，谁能把丢失的时间夺回来？损失就是损失，除非天上掉馅儿饼，如何弥补？更不用说被杀掉的头颅不能再长出来。
尤其应该看到，日本侵华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从总体上讲是外伤。他们的侵略，不仅没能让中国人民屈服，反倒激起了全民族空前的爱国主义热情，而“文革”期间，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传统文化被亵渎，被扫荡，被摧毁，民族道德底线被屡屡撕开和突破，人心受到极大的污染。
李建军先生在《王实味与鲁迅的文学因缘》一文中感叹：“在一场接一场的轰轰烈烈的‘大批判’运动中，人们的心灵变得越来越坚硬，越来越冷冰，对别人的‘哀矜’之心越来越少，而加害于人的恣睢与暴戾，却越来越多，更有好斗者，三天不整人，便惶惶不可终日，一旦有了整人的活计，便血脉贲张，斗志昂扬，心花怒放，乐不可支。噫！此何人哉！此何人哉！”
今天所谓价值扭曲，道德沦丧，风气败坏，其源头在“文革”。因此，如果说自然生态遭到破坏还能制定个修复的时间表，谁能给修复被“文革”破坏的文化生态制定个时间表？外伤损害能计算和评估，也较易治愈，内伤如何计算和评估？如何疗治？用多长时间花多大功夫以多大代价才能治愈？ 对这方面事实和道理，“文革”中的受益者不承认也就罢了，而不少在“文革”中曾遭受迫害、后来咸鱼翻身、今天身为权贵者也如此这般，对“文革”做淡化处理，有意和无意地搞“文革”虚无主义。
事情居然弄到这个份上：反映和歌颂国共内战的回忆录、小说、诗歌、绘画、雕塑等文艺作品汗牛充栋，影视、戏曲、舞蹈等连台上映，各种博物馆、纪念馆叠床架屋，而揭露和反映十年“内乱”的文学艺术作品，早先还偶有行世，后来就很难看到了。能看到的，无非是“母亲错打了孩子”这类热昏的胡话以及“青春无悔”的阿Q式自瘾，把红肿当鲜桃、把脓疮当乳酪，受到有良知者的普遍诟病和唾弃。
中国并不缺乏在反思“文革”问题上有思考有担当有作为的社会科学与文学艺术工作者。事实上，他们在这方面也做出了可贵的努力，多有斩获，但很难进入权力控制的传播渠道，什么原因就只有天知道了。于是，很多如《红太阳的陨落》这样的醒世、扛鼎之作，只能到港澳台领准生证。至于建“文革“博物馆、纪念馆，巴金老人有呼吁，民间也予以热情地回应，但庙堂充耳不闻，也就至今没有下文。
最该成为显学的“文革”，国内教育文化学术机构无所作为，反倒是海外的研究红红火火。 不错，官方从没有规定不准反思和清算“文革”，但总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为这项工作设置障碍。我们以十年“文革”巨大牺牲为代价换取的教训莫非要付之东流？莫非我们还要重复“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悲剧和逻辑不成？
于幼军说不！他表示：我是文革的过来人，我有这个责任，总结汲取历史教训、把握当下，走向未来，希望大家“自觉地拒绝文革、不让文革在新时代
穿上一件马甲就粉墨登场”。 我相信这不是于幼军一个人的心声。
因此，在2016年，不管有多少该说的话题，最该说的还是“文革”，它赶在了一个发动五十周年、终结四十周年的历史节点上，一如抗战70周年谈日本侵华历史，回避不了，也不应该回避。毕竟，这是自家的“门前雪”啊！ 这当然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但再沉重也应该说，还要努力说清楚。“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乃至世界来说，都是一场罕见的历史大浩劫！如今许多中国人并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媒体要么回避这个话题，要么只说一切向前看”（于幼军）这种讳疾忌医的愚蠢和对历史的怠慢，不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毛泽东当年有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还要国人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自是荒唐。但对“文革”灾难，是不是应该千万不要忘记，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值得考虑。
但至少在今年，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放过“文革”，不但不能放过，而且要紧紧扭住不放，翻箱倒柜探寻“文革”真相，理直气壮讲清“文革”教训，避免历史悲剧再次上演。 首先是“文革”真相。张鸣先生说的好：“历史的真实，是人类重建未来的基石，文革历史的真实，则是中国告别文革的起点。”因此，“文革”真相再也不能被肆意过滤、遮蔽、掩埋。从“文革”的决策到“文革”的发动，从“文革”十年的纵向发展到960万平方公里大地上的横向展开，从庙堂中的烛光斧影到江湖上的文攻武卫，从上至国家主席、文臣武将横遭迫害，下到无辜草民被群众专政，从经济滑向崩溃的边缘到政治上的倒行逆施，从教育科学文化的肃杀荒芜到社会生活的凋敝惨淡，从“文革”造成的各方面直接损失到间接损失，从“文革”看得见的各种灾难到其所造成的许多后遗症，从宏观统计到一个个案例，如此等等，知情的应该大声说出来，藏着的应该公布出来。
特别是对“文革”中“以革命的名义，用国家的权力，通过‘群众专政’的方式”迫害无辜者的真相，尤其需要探求和揭露。
王友琴在《文革受难者》所写的前言中指出：“文革”中对人的最大迫害有两次，第一次发生在“1966年8月，伴随着‘红卫兵’组织的兴起，在所谓的‘破四旧运动’中；另一次发生在1968年到1969年，在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和巩固过程中，当时称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红卫兵“杀戮的主要特点是：被杀害者未经任何哪怕是完全虚假的审判程式就被杀害；关于他们的死没有任何文字记录留下；他们不是由专业刽子手枪毙或者杀头的，而是被用棍棒打死或者用酷刑折磨死的；另外，大量的虐杀主要由中学生红卫兵执行的。十多岁的青少年当时有权对人施行酷刑、剥夺财产住房，直至杀死人。”
第二次，即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仅仅北京一地，就有上万人在所谓的‘审查’中被打死或者不明不白地‘自杀’”，导致他们自杀的原因，“不是因为清高和孤傲，而是那‘审查’方式的难以想象的下流和残酷。这种‘自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杀，实际上是被文革谋杀。这种谋杀性自杀的大量发生，是文革的特产之一，也是历史上最为残酷卑劣的一种杀戮。”“这种大规模的对人的迫害，实际上是文革的最主要的场景。对大量的人的生命的残害，是文革的最主要的罪恶。”
王友琴强调，把这些真相记录和揭露出来，“不仅是为了死者，也是为了生者。如果人的被害变成一件无足挂齿的小事，如果害人者的罪恶不被记载，这样的杀戮会不受拘束无所阻碍地重演。为活着的人的安全保障，被害者的死亡和对害人者的惩罚必须被记录。”
其次是“文革”的教训。这当然是一个重大的话题，不是在这篇文章中所能讲清的，但被“文革”正反两方面印证了的一些基本常识和普通逻辑，应该让今天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知道：没有被关进笼子里的权力是多么疯狂，生杀予夺，兽性大发；你把谁送上神坛，就是与虎谋皮，从此你的命运就不是自己所能左右的了；民主自由这个权利，如阳光空气和水，须臾不可让渡，也不能被剥夺，不然你就只能以身饲虎；愚民术与厚黑学、暴力和欺骗、恐惧和谎言、无知和无耻，民粹与盲从总是为伍，要时刻警惕有人以各种堂皇的名义对你洗脑；争个人自由就是争国家自由，失去了独立思考的权利和自由表达的权利，也就上交了包括你的生命权在内的所有权利。
自由和民主的国家不是靠一群奴才能建立起来的；当有人宣传连自己都不相信的“绝对真理”时，你要懂得，他们已经准备干一切坏事了；当权力烧书时，你不阻止，接下来他们就要烧人，当权力禁言时，你不阻止，接下来他们就要灭口；路标上写着天堂，很可能是通向奴役的路。
做惯了顺民的，最可能做暴民，“文革”中那些打砸抢杀烧无恶不作的，都是“万岁”口号喊得最凶的。在那个上下都发疯的年代里，民间的狂热并不比始作俑者低，“文革”中很多精英和普通人，不是死于官场的迫害，而是死于群众专政的无法无天。
三是“文革”中自己的责任。不能把“文革”中属于个人的责任要么归咎于当时的环境，要么推给林彪和“四人帮”，自己仅仅是上当受骗，是无辜的甚至是受害者，而要问自己当时为什么没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
在“文革”已经成为历史的今天，我们都应该反思：当年喊没喊过“万岁”“万寿无疆”？唱没唱过语录歌、跳没跳过忠字舞、干没干过早请示晚汇报这些傻事？对这些充满毒素的皇权独裁专制文化，我们是否曾不假思索地接过来，还如注射了海洛因一样狂热地追捧？
为什么我们能相信“越穷越光荣”“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知识越多越反动”“高贵者最愚蠢”这样的疯话？为什么我们明明看到学校停课，工厂停产，田野荒芜，民不聊生，“文攻武卫”炮火连天，遍地冤狱，有血有泪，还跟着大喊“形势大好”？
为什么我们整天吃不饱穿不暖却信誓旦旦要去解放所谓世界上包括欧美在内的三分之二的处于水深火热的人民？那是真的吗？
在情人可以揭发情人，妻子可以告密丈夫，学生可以批斗老师，朋友可以出卖朋友的人性绞肉机前，我们扮演了什么角色？是不是也一度失去了最基本的认知能力、价值判断力和道德、人性，沦为极左路线的俘虏和帮凶？
我们到底中了什么邪，居然成为林彪和“四人帮”的“同谋”？在“文革”结束后的几十年里，我们为自己曾经的所作所为脸红过吗？如果今天也有人如此忽悠，你能识破并敢于说不吗？如此等等。
2016年，“文革”是回避不了的话题。这些话题我们今天不说，后人也要说。
但该我们说的不说，就是对林昭、张志新、遇罗克等无数冤魂的亵渎，是对历史、对良知的背叛。
现在，日历已经翻到2016年。放眼国际形势，波诡云谲。积极应对外部挑战，关键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早有明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也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老路者何？按照邓小平关于要防右，主要是反“左”的遗训，“文革”绝对位列第一。为此，在今年把“文革”这个话题讲充分，讲透彻，不仅是不走老路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时不我待、必须赶紧补上的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