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杂忆之二十一：认识人民公社制度下的中国农村（上）
博罗县杨村公社马喜岭生产队是我真正认识中国农村的开始。以前我在中小学阶段也曾多次到乡下参加劳动，但都是短期（１－２星期）、蜻蜓点水式的。这一次到马喜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半年，才有机会零距离观察体会农村和农民。
马喜岭原名叫马屎岭，坐落在珠江东江支流杨村河畔的一个小山坡上。由于东江经常泛滥，这一带的村庄都只能建在高坡处，洪水期村庄看起来就像千岛湖。有个邻村的广州知识青年，长得很黑，大家叫他黑鬼，传说他母亲是非洲人。那年春天洪水期黑鬼要回广州探亲，去公社开路条，途经马屎岭时不慎淹死了。他在广州的父母亲来料理后事，哭得昏天黑地的，但看来肯定都不是非洲人。
生产队有近一百户人家，三百多人口，三百七十亩地。平均每人１.１亩地。村子北面临河另一个小山包上，１９５０年代末建了一间３５０吨规模的国营糖厂。糖厂乌黑恶臭的工业废水流入农田，将村北面河滩上的几十亩地变成了肥沃的农田。我写这一章时，古狗了一下，惊讶地发现海南农民投诉糖厂的工业废水污染的报道。真是时代变了吗？我在马喜岭的时候，生产队干部对我说，要不是糖厂的废水，我们今天还吃不饱饭哩。希望内行的网友能为我们科普一下，到底糖厂的工业废水对农田是好还是不好。
至少我在马喜岭的时候，能吃饱。当时的农民，评价一个村、一个生产队好不好，闺女能不能嫁过去，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它：能吃饱，还是吃不饱。我的一些同学运气差些，甚至有饿到水肿的。学校发现了，调回来治疗后，换一个好点地方去。
整个村子都姓朱。我的房东朱伯和朱姆都是６０多岁，没干集体农活了。朱伯种自留地和煮饭，朱姆看两个孙辈和洗衣服。有四个儿子，没女儿。大儿子分家出去了。二儿子仲佳结婚多年，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生育，他曾向我打听过，可我哪里懂？三儿子新安在糖厂当合同工，每月的３６元工资要交生产队；记每天１０分工，另外每月发２元补贴；那年１０分工可分红５角２分，在全公社算高的，但要先扣除秋收分的的粮食禾草钱；他有一儿一女；由于没能力盖房，仍和朱伯一家合住,家里煮饭养猪烧火用的柴都是他下班后上山去砍的。小儿子阿春在大队小学当民办老师，已说好了外村的一个地主家闺女的亲事，只因为阿春还不满２０岁，大队干部不给开结婚证明。朱姆很着急，有天问我：＂百同志，天天讲要开九大会议，这九大会议是不是讲闷昏的啊？＂我不解：＂什么闷昏啊？＂她说：＂哎，男的２８岁，女的２５岁，大队干部才开结婚证明呀！＂我明白了：她说的是＂晚婚＂。阿春住的大房是准备讨媳妇用的，我和他就一同住在那里。我们完成受再教育离开后，当年年底终于收到阿春的信，他在新年那天要结婚了－－－－九大没有晚婚的具体决定。
生产队有４个生产组，仲佳是第二生产组组长。我到达那天，问仲佳今天干什么活。他答他要去驶牛耙秧圃地，该是准备播种的时候了。我说要不我跟你去学耙地，他答没问题。于是我们就一起下了田。
其实驶牛耙地并不难，牛是很乖的牲畜。你只要提着耙柄掌握好深浅和转圈，跟它走就行。后来我也学会了犁地，也不难。难一点的是犁收割后的甘蔗地，要精确把握深浅，犁尖保持２０－２５公分深。太深了牛拉不动；太浅了甘蔗头卡犁。第一天收工我骑在牛背上回村。看到村民赞赏的神态，心里挺得意的。
全村有８头牛，都包给社员私人饲养。没有马，广东农村很少有马。特别是潮汕平原和珠江三角洲，我去过十多个生产队，没见过一匹马。最有趣的是中山县的沙田区域，河渠如蜘蛛网般密，运什么都用小艇。我在海边长大，划船扒艇自幼轻松驾御，在那里很受赞赏和欢迎。马喜岭没有拖拉机，连手扶拖拉机都没有，运什么都靠肩挑。在广东下乡劳动，挑担是基本要求。过了挑担这一关，别的农活就不难了。
秧圃耙好后，下一步是撒种。这是老农干的活，我请仲佳教我，他也放手让我干。在旁边看了一会儿，说我手法正确、撒得均匀，密度也恰当。假如说＂接受再教育＂指的是学干农活，我那半年的成绩肯定是优等的。但若指树立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的思想，我绝对得零分。农民实在太苦了，每天从早到晚要做十多个钟头，每星期做７天，除了农历年就没几天休息日，就这样很多地方连稀饭都吃不饱。若让我当知青，我第一年就肯定逃港。
当地的气温比潮汕平原冷。春耕插秧时不像潮汕平原那样拔了秧栽，而是将禾苗连根带一层薄土铲出来，再连根带土栽下去。往年都是清明节过后才插秧的。但那年上头命令为向即将召开的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献礼，全公社必须在三月底前完成插秧任务。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要全面检查，凡没按时完成的按破坏九大处理。这是哪个＂上头＂的命令？生产队谁也不知道，也没人敢问。朱伯对仲佳说我活了六十多岁，从没听过清明节前插秧的，一下子提前了十来天，怕不合适吧。仲佳说上级命令的，违抗了吃不完兜着走，给你戴顶反革命帽子谁也吃不消。
就这样秧是照上级命令提前栽好了。栽秧那几天气温还够暖和，可接下来一场倒春寒，刚栽下去的秧苗全冻死了。农民们欲哭无泪。朱伯说：他们当官的都领政府工资，一分钱也不少，可我们今年吃什么？县里紧急向惠阳地区调拨秧苗重栽，总算化险为夷。但这件事使我第一次认识到：农民并不是土地和生产的主人，而是奴隶。
马喜岭主要农作物有四种：水稻、甘蔗、花生、红薯。前三种有种植任务，其面积是上级规定好的，不能缩小。水稻收获留种及交公余粮后，剩余的分给社员作口粮。１９６９年我们下乡时，上级还规定大队要储存＂战备粮＂，那是从社员口粮中扣出来的。甘蔗和花生属经济作物，生产队私分了极小一部分自己吃（要扣分红，但是否得到上级批准或纵容我不知道，我也分了一捆甘蔗），但不准私卖，其余全部由政府（国营糖厂和榨油厂）收购，价格全由政府定。譬如，甘蔗收购价每斤只有１分５厘，十年来不变（还得生产队自己运到糖厂过了磅才算）。朱伯愤愤不平地对我说：“杨村街头小摊的甘蔗一根（约２-３斤）都卖到２角多钱了。”杨村糖厂每天榨蔗３５０吨。每１００斤蔗出糖１３斤。每斤白糖６角８分，城市居民凭定量糖票才买得到。这间糖厂人浮于事，光看大门的就有四五个人；榨糖高峰期还请马喜岭农民来当临时工扛甘蔗进传送槽（我也去干过，８小时可得１元６角工钱，这钱我交生产队了）。新安告诉我：糖厂每年还有利润，假如甘蔗收购价提到每斤２分钱，这糖厂就没戏唱了。改革开放后，进口糖一到，全广东省的糖厂悉数关门。国有企业若没有强权撑腰的不公平优势，是无法和私有经济竞争的。
栽秧的株行距上级都有规定的，原则是密植。我在大跃进时期读小学六年级，下乡劳动看到＂双龙出海＂、＂满天星＂等栽秧方式，印象就是密不透风，产量低得难以置信。我的小学农场自己也弄了一小块红薯高产实验田，土堆得如小山包，学校厕所的粪尿全浇进去，红薯秧插得如铺草般密；说是亩产要达２０万斤。第一年没挖开，要等丰收；第二年不敢挖开。第三年饥荒严重，红薯叶让周围居民偷摘光了。终于不得不开掘了：哪有红薯？只有比人参还细的根根，成了居民们的笑柄。我至今仍认为三年大饥荒的首要原因不是天灾、不是炼钢铁、不是办食堂、不是粮食出口、更不是苏联逼债，甚至也不是高产卫星（那只是＂试验田＂，而且仅１９５８年搞）；而是荒唐的、普遍的密植，它造成跨度三年、全面积、大幅度的减产。本来５９年夏天都传说要转向了的，庐山会议一开，马上又强令密植了。密植一直持续到文革期间，只不过没有大跃进时那么离奇而已。毛主席太伟大了，他老人家什么都懂，什么都有指示。一出皇帝的口就成天宪，叫“八字宪法＂：＂密＂字就是八字宪法中的第五条。谁敢种稀点，公社干部强要你拔掉重栽的，弄不好批斗也有可能。１９８1年分田到户后，我岳父栽秧立马就改成约八寸左右的株距，当季就丰收。（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