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先生对一个根本的问题，为什么“改革不讲道德、没有操守、言行不一”，的分析不到位。
极左体制在中国肆虐了三十余年，政治令人窒息，经济频临崩溃。
官僚阶层在利益的驱动下，可以接受变化，但渴望保留特权。
邓在改变中国这艘巨轮航程的过程中要保持稳定不翻船，
目前，官僚阶层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可控的。最不可控的是，
所以目前任何当政者都只能“打左灯向右转”，
一句话，“改革不讲道德、没有操守、言行不一”，
刘先生说向右转，只有百分之五的人坚决反对，
【附原文】刘军宁：中国改革的道德诊断
2016-05-04 09:22:29
湖北省2010年曾在其十二五规划中推出十二万亿规模的投资计划,重庆市随即宣布将推出一万亿的投资规划，估计将会有更多的地方竞相仿效。30多年前，改革刚起步的时候，政府带头通过投资发展经济引来了国内外的许多掌声。经过了约八年沉寂之后，今天地方政府再次大张旗鼓强行拉动GDP，这样的举措却引起了越来越多的质疑。难道30多年前开启的改革之路已经走不通了吗？
无疑，中国的改革解决了当时中国的很多问题，但同时也制造了许多新的问题，以至于现在改革自身都成了问题。要想找到问题的答案，我们有必要从对改革的追问开始。比如说，改革的目标究竟是什么？。
就中国改革的目标而言，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改革目标是发展经济。只要中国的经济发展了，改革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如果这样的话，中国已经成为金砖四国之一，国内生产总值、进出口贸易额、甚至钢和汽车的产销量在世界各国的排名中都已经名列前茅了，那么改革的目标也已经基本达到了，改革也应该画上句号了。然而，似乎没有人认为中国的改革已经完成使命。如果认为中国改革的动力不是摆脱贫困，而是因为旧体制、旧意识形态出了问题；如果认为中国的改革目标不应该仅仅是发展经济，而应该是从道德上、制度上改革旧体制、旧意识形态，那么，中国的改革几乎还没有发生。到目前为止，中国对于改革是什么，中国改革本身有没有它的灵魂、有没有它的内在价值、有没有它的制导系统，在朝野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共识。假如改革在属性上与旧体制、旧意识形态是完全一致的，那么改革是多余的。如果改革本身没有其不同于旧体制、旧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那么无论已经改革了多少年，这样的改革依然是在原地兜圈。
为什么我们关心改革？因为改革关系到中国的未来。关于未来的走向，中国有三个选项：第一个是中国再次向左转，回到旧体制、旧意识形态。这个选项，像1949年以后的历史所验证的那样，会使中国总人口的5%的人受益，95%的人受苦受难。这个选项，与其说是对未来的一个选择，不如说是向后的一个倒退。
第二个选项是中国在未来所谓向“右”转，这个“右”是指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多元开放的文化。这个选择会使所有人受益。既便如此，大约也会有5%的人坚决不答应。我把这个未来的选项叫做改制，即中国需要根本的制度改革。
第三个选项即是民谣段子里所说的“打左灯向右转”。这个选项看起来似乎能造成一个共赢的局面：旧体制保住了，95%的老百姓也可以干点自己的私活，挣点私钱，在某种程度上既避免了在整体上转向新体制，又避免了回到旧体制。于是，这样的选项似乎成了关于中国未来的最好选项。这个选项是中国在过去的30年中也一直在化为现实。大家把这个“打左灯向右转”说一套做一套的选项，积极、正面地称之为“改革”。
这个应该继续是未来中国的选项吗？我认为不应该。如果我们对这个刚过而立之年的改革，进一次简单的道德诊断，就会很容易发现这位改革先生是一位不讲道德、没有操守、言行不一的人。这是一个不道德的“先生”，因为他说一套、做一套，说的指向东，做的却是指向西。
这样的改革违背了中国人的根本道德观念，“改革先生”是一个言行不一致的先生。中国人目前可以说是生活在道德废墟之中。在今天的中国，人们若想做到言行一致难于上青天，因为作为时代的大潮流，改革本身就是言行不一的，就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如此看来，作为改革的发起者，邓小平的确有先见之明。他动用强权，绝不允许人们就改革的名与实、左与右、社与资进行争论。如果可以自由进行这些争论的话，中国改革的道德破绽就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改革先生的不道德一面就被人一眼看穿。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如果改革走到尽头，那绝对在孔子的意料之中。而名实相副，在我看来，仅仅是合乎道德的起步。
经过上面的道德诊断之后，如果还继续让改革先生左右中国未来的进程，那将继续摧毁中国本来已经极其薄弱的道德资源，疯狂地制造道德赤字。这位不道德的改革先生正在加剧社会的不满，瓦解社会的道德秩序，积累怨恨，造成官民互不信任，从而引导中国走向更深的危机。
所以，中国的未来，不能靠说错误的一套做错误的一套；不能靠说旧意识形态的一套，做不同于旧意识形态的另一套；只能靠说的是正确的一套，做的也是正确的同一套。至于正确的一套是什么，国人心中已有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