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村女》的散文，以我幼时在农村生活几个月的经历为背景，勾勒出一个名叫“米丹”的福建山区女孩的二十岁之前的人生经历。一位好友读了，将我的文章推荐给省级杂志的主编。主编大为欣赏，因杂志改版不再接受散文和随笔，他建议我将文章转投其他杂志社。
在此之前，我的习作从来是由中学老师写了推荐信，并亲自寄到杂志社发表的。我从来没有主动投稿的欲望，也没有想过要吃“文学饭”。母亲说了，写文章 的人容易犯政治错误，一不小心要锒铛入狱，甚至“灭九族”的。鉴于我们家长辈们复杂的社会背景，做小辈的还是老老实实找个本份的工作，平平安安过一生就 好。写作嘛，只能当作人生爱好，千万不能从事这项“高危行业”。
我将这篇习作扔在抽屉里，出国多年，早就不见了。
这十多年来，随着人生阅历的增长，我发现当年的文章有很多偏颇之处。首先，村女米丹确有其人，是我在沙县杜坑村的邻居。杜坑村可不是我文章中描述的闭塞愚昧的小山村。虽然处于重重的福建丘陵之间，它却是沙县的名村。这是我在百度上搜集来的资料：杜坑主村的居民，1504年从大炉村南窠迁来的胡姓后裔约占94％...... 杜坑村虽处于僻远的山间，却是沙县的名村，有保存比较完整的清代民居“文斗堂”。文斗堂坐落于杜坑村三斗洋，是原民国国大代表胡嘉会住房。房屋背靠牛形山 （牛臀），前面是农田，对面为凤凰山，建于1904年，上下三进，二进三进是主房，为抬梁式构架，两边有厢房，占地面积3亩，建筑面积1960平方米。主 房雕龙画凤，做工精美，气势宏伟，可惜有些雕刻在文革时期被损毁。杜坑村水尾有一座廊桥，叫湖山桥，建于道光乙酉五年（1825年）二月，由登科胡禹积等集资兴建。 杜坑村出过许多文化人，先后出了十八位秀才，每中一位就立一块石碑，但期间有的丢失了，现村尾的胡氏宗祠前的小坪上，立着八块。民国时期出了个胡嘉会。胡嘉会，字兆亨，民国37年7月沙县选举事务所公布其当选为国大代表。民国37年（1948年）任尤溪县县长。1949年5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平，胡嘉会在尤溪携眷逃往福州，然后搭飞机到台湾。据说在台湾还当过金门县县长等官职......"
所以，和我一起住在文斗堂的米丹极有可能是胡姓读书人的后代，他们一家并非粗鄙无知的乡民。
文革期间，文斗堂接纳了两户从福州来下放的“历史背景不清白”的人家，一家是我外公外婆和两个知青舅舅，另一家是老黄。老黄的大哥是国 民党的空军少校，1949年撤退到台湾，留在福州的老黄从此遭了殃。我们两家福州人住的是边上的厢房，而米丹一家住的是主房，可见他们一家在胡氏家族的地 位。据说文斗堂是大地主胡嘉会的乡下别院，他逃跑后，别院年久失修，到了文革期间已经很残破了。文斗堂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它的院子非常大，房梁很高，都是用上好的木头建的，依稀可以想象当年的雕梁画栋和富丽堂皇。
我五岁时，爸爸带着身患恶疾的母亲去上海治病，一走就是几个月。我 被舅舅接到乡下和外公一家一起生活。文斗堂里的住户并不多（即使现在，整个杜坑村也只有一百多住户六百多人），大约几十口吧，愈发显出大院的残破和冷清。 院中大大小小的孩子有十几个，除了老黄家的儿子遥遥和女儿梅梅，和我玩在一起的乡下女孩有米丹和汗撑（她们的名字是方言发音）。两个乡下女孩的个头很小， 比我大两三岁，几乎和我一般高。让我难以忍受的是，七八岁的小女孩了， 还成天穿着开裆裤。据说这是当地乡下的风俗。“这要穿到福州大街上，该有多丢脸啊！”我对舅舅说。从城里来夏天永远套着漂亮裙子的我，是无论如何接受不了 这些不文明的乡下习俗的。
除此之外，我们这些福州孩子和乡下孩子还是相处融洽的，虽然我根本听不懂他们的方言。我们一起玩捉迷藏，捉蜻蜓扑蝴蝶，到河边放鸭等。 偶尔，我会在老黄家的厨房门口见到他的两个双十年华的女儿在灶台边生火煮饭。两个女儿都很沉默，脸上有淡淡的烟灰，头发有些蓬乱，见到我盯着她们，也不理 我。
文斗堂里最活泼可爱的小女孩，是不到三岁的我的妹妹。她才十个月大的时候，外公乘着火车从沙县赶回福州，将她接走抚养了。父亲领着我到 火车站为他们送行，火车启动时，外公左手搂着妹妹，用右手向我们挥手道别，笑盈盈的－这是我对外公的第一次最深的印象，在此之前，我从未见过他，即使见 过，也不记得了。
有好几年的时间，妹妹从我的生活和记忆中消失了，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个乡下妹妹。直到舅舅把我接到杜坑村，一进文斗堂，一位六十岁 的女人（我后来才认出她是我的外婆）指着在院中乱蹦乱跳的小不点用福州方言对我说：“这是你伊妹。”那一瞬间，我的大脑“嗡”的一声，接着是心脏狂跳，巨 大的幸福感：我也有妹妹啦，不再是孤单一人了，我这一辈子要好好地爱她。
我冲过去紧紧抱着妹妹，她却“哇”地一声哭了，挣脱我的怀抱跑了。我这个远道而来的姐姐，只不过是突然闯进她小小世界的陌生人而已。
无论我用尽什么方法讨好她，她始终不肯叫我一声“伊姐”。我很失望，但还是视她为珍宝，每天看着她在院中乱跑，听着四周的大人赞她“聪 明”，心里美滋滋的。我想，姐妹情是与生俱来的。无论两个姐妹相隔多遥远，甚至经年不见，相遇的时刻，血缘这条纽带，已经将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粉碎四人帮后，父母将妹妹接回城里和我们一起生活。妹妹也渐渐懂事了，开口叫我“伊姐。 那时我已经将近七岁了，终于等来亲人唤我一声“伊姐”。刚从乡下回来的妹妹，显然对城里的一切很不适应。上街听到汽车喇叭声，搂着妈妈大哭，说”鬼来了 “。进了百货商店，见到橱窗里的玩具，赶忙跑上前伸手去抓，一头撞到玻璃上。她根本不知道世间还有玻璃。呆在幼儿园时，她也胆小得不敢说一句话。毕竟，生 活在偏僻的文斗堂里的女孩，几曾见过外面的大世界呢？
七九年，外公一家回城，老黄一家也随后回到福州。听妈妈说，老黄家的两个女儿嫁给了乡下人，有了孩子，永远留在乡下了。老黄夫妇只带回了儿子遥遥和小女儿梅梅。
我上中学时，母亲告诉我，我儿时文斗堂的好友米丹十五岁时就被家人送到采石场干体力活，每天推着装满重重石块的小车， 挣薄薄一叠钞票。我有些心疼，米丹的个头一向瘦小，即使发育了，被太阳晒得黑红黑红的脸也不会因此变得丰满生动起来。小小年纪的她，因为要养家，干起了重 体力活。相比之下，同样个头矮小戴着难看的近视眼镜的我，能够坐在省重点中学的窗明几净的教室里埋头读书，是何其幸运啊。
文斗堂的另一个女孩梅梅，九岁才回到福州，因为基础差，念完初中就辍学了，在福州最大的百货商店的化妆品柜当售货员。
二十五岁那年，我写了散文《村女》，描述了米丹在田间和采石场辛苦的劳作，最后一段是这样的：出嫁前的那天晚上，米丹睡不着，悄悄地来 到村前的小溪边。月亮已经升起来了，温柔地将清辉洒向层层叠叠的梯田，竹海，成一副生动的版画，米丹是画中的灵魂。米丹哭了，为了古老的乡村，也为这似水 流年......
我以为，这就是呆在文斗堂里的乡下女孩的命运：辛苦，忍耐，一点点对幸福的奢望。
写这篇文章时，我多少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侥幸。我们这些七零后，远比五零后六零后幸运多了，而且生在城里，有个知识分子老爸。文斗堂里的乡下生活，只是让我接了些地气，对人世间的疾苦有了肤浅的认识。我对那些闽中的乡下女孩，到底了解了多少？
去年，在国内好友的相助下，我和老黄留在乡下的大女儿初初在电话里联系上了。自回城后，我就再也没见过老黄夫妇。初姐告诉我：她因为家 庭变故，从小就没读过书，大字不识（她可是名门之后啊）。随着父母下乡后，因为过于穷困，养不起四个孩子，父母只好将大妹光光卖给隔壁的郑湖乡做童养媳。 光光偶尔从夫家回来看父母，帮着做家务，所以幼时的我才会在老黄家的厨房里见到脸上蒙着烟灰的两姐妹。
我对初姐说：“那时我站在门边看你们姐妹做饭，你拿着吹火筒，瞪了我一眼，对我理也不理。”
初姐在电话里笑道：“我那时年纪小，不知道怎么同人打交道呢！”初姐十几岁时与杜坑村的胡姓青年相爱，欢欢喜喜地嫁了，做了一辈子的农 民。她回福州探亲时，父母拉着她的手流泪，觉得连累了她，让她呆在农村受苦。初姐却反过来安慰父母：“我不怨时代，不怨父母。既然来到人世间一回，就要开 开心心过完这辈子。”
她在杜坑盖了一套大房子。她的家成了知青接待站。凡是当年来杜坑村插队的知青返乡探望，她热情地招呼他们在家中免费食宿，并带他们四处参观。
“小妹，我们当年住过的文斗堂一点都没变，你可以随时回来看看啊。一定要住在我家，我家的房子很大。”她在电话里热情地对我说。
她还告诉我，她的小妹梅梅嫁给了大学生，现在定居北京，生活美满。
我们这些曾经在文斗堂呆过的女孩，如今都有了好的归宿。
年轻时的那篇描写文斗堂的乡下女孩的文章，也应该做出修改和补充了。生活给我们的惊喜，永远超过了失意。
人们爱用花来形容女人。我们这些文斗堂的女孩，应该是葱兰吧。它不开花的时候，相貌平平，生在野地里或者墙缝里，和小葱看起来没什么区 别。对于一朵花来说，它的茎和叶实在难登大雅之堂，有谁会赞美一棵“葱”的高雅呢？然而当它盛开时，是一夜之间全部怒放的，颜色洁白，如一朵朵兰。
是啊，“气如兰兮长不改，心若兰兮终不移”，即使命运把我们变成一棵卑贱的葱，我们也要在粗陋的环境里，用心地悄无声息地绽放出一片片纯粹脱俗的白，绝不负“兰”的美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