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突然想起来老朋友已经几年没有联系了，打个电话试试吧，竟然通了，老友依旧是老友，我们惊奇地发现我们还是很亲切，更是惊奇地发现俩人都信了基督，几乎是同时在不同的教会受洗。接着他说他刚回了趟国，回去看病，我就问看什么病，他依然是笑眯眯的语气“说起来挺可怕啊”，“cancer”，我一时语塞，因为无知因为情商低，只是啊了一声。现在回想起来我是多么的愚蠢啊，连句安慰的话都不会说！
过了一段时间他说要做化疗要搬到一个僻静的公寓，有些手续需要我帮忙，我们见了面，他温文依旧，根本不像患了绝症的人。
那时有个很有名气的传道人来多伦多举办讲座并且说有医治之功，我们一起去参加，布道结束后传道人为人按头祷告，渴望得医治的人们涌上前去，李君也急切地想被神仆触摸，可惜人太多了无法近前，回来的路上我为他遗憾，他反而宽慰我。
我邀请他来我教会的祷告会，希望他能得安慰得医治。
那年的感恩节我和妞、妞爸与教会几个人一起去摘苹果，两个人因为积攒在内心的成见误会闹了别扭，回途路经校园，故地重游，触景生情，过去几年的种种重压涌上心头，百感交集，我竟然泪如雨下无法抑制。这时李君的电话来了，我的思虑如同放开了闸门的洪水奔涌而出，过去的忧伤挫折甚至是羞辱，也许因为我内心知道他已经不久于人世，我的秘密在他那里是安全的，我全部倒给了他，我们在电话上谈了几个小时，他静静地听，不时地给我一句鼓励一句安慰一句理解，我的精神已经崩溃了，说到激愤处我失声痛哭，那夜，电话两端，一个身患绝症的人安慰着一个心患绝症的人。
第二天中午他不放心又打电话问我的情况。我是多么的自私，全然忘了他是肝癌晚期的病人，只顾自己倾泻得痛快忘了他需要休息更需要安慰。
他慢慢地和我教会的几个弟兄姐妹也熟起来，参加一些我们的小聚会。他的妻子已经移民过来可是因为不适应又回国了，我对此感到不太理解甚至不满，毕竟李君时日无多，她怎么这时候长居故国弃绝症的丈夫不顾呢，他觉察出了我的不满，一次小聚会时他很自然地提起妻子说她不适应得了抑郁症。他还说他已经坚持了两年多，妻子鼓励他再坚持半年就要破世界纪录啦。
来年早春，李君的身体迅速地衰弱下去，几乎无法出门了，我们几个人一起去看望他，也第一次见到他的妻。他坐在沙发上，春日的斜阳照着他的背，看不清楚他的面容，气氛不知为何忧郁起来，他说话已经有些困难了，我突然感到死亡的阴影笼罩了上来。
辞行的时候，一向礼貌周到的他无法起来送我们，他的妻送我们出门，身后传来他一连串的咳嗽，因为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肺部，我的心一阵阵发紧。
很快他住进了临终关怀医院，探望他的人回来说医生说剩下的时间屈指可数了。我计划再去看他一次，也想与他谈死亡谈复活，虽然我们曾经谈过很多的人生课题，真正当死亡来临时我却不敢提起。
因为杂事太多还没来得及去，李君就与世长辞了，享年四十又二。
送李君最后一程时，他的朋友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来了，厅堂坐满了人，李君静静地躺在棺木中，几个姐妹们都挺伤感黯然落泪，我尤甚，因他是我彼时加国认识时间最久关系最近的朋友。牧师回顾他的一生，最后说李君歇了地上的劳苦与天父同在好得无比，我的心一下子开朗起来，是啊，我们在地上不过是劳苦愁烦，纵然长命百岁又怎么比得上与天父同在的美好呢？
那天天气很好，明媚的春光洒落在宽敞的墓园中，温暖地照着李君的棺木，还有环绕着他的鲜花。电子厂的一个同事也来了，下葬完毕，我和几年不见的同事聊起来，他感慨李君的葬礼规格如同国家领导人，爱开玩笑的旧同事说这小子该满意了。
李君， 迟至今日我才下笔, 善解人意的你一定不会怪我懒吧。李君，虽然好朋友不需说谢，你生前我几乎没有说过感谢，还是想说谢谢你的关心和温暖，总有一天我们还会再见面的，那时我们没有年龄没有衰老更没有泪水，只有阳光灿烂只有欢歌笑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