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活中，你可能总是会抱怨，对方没有能够准确地get你的意思。有时候你以为自己当时说得很清楚，但实际上，过了一段时间你才发现，双方的理解却可能大相径庭，这影响了你们的工作效率、关系满意度。比如，在亲密关系中，往往是在矛盾叠加起来，和伴侣引发争吵的时候，当我们追根溯源时才会说，“我以为你都懂了”。
在2015年出版的著作中，社会心理学家Heidi Grant Halvorson研究了人们误解的来源：是什么使我们不能彼此理解?
发出信息时的“透明度错觉”
Halvorson认为，当我们作为发出信息的一方在制造误解时，原因在于透明度错觉(the transparency illusion)。透明度错觉的意思是说，大多数人都存在一种假设，即认为彼此之间的沟通是透明的。在沟通过程中，给予信息的一方会以为自己的感觉和需求能够被另一方清晰地感知到，尽管他们并没有真的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到位。甚至有时，这种表达不是言语性的，而是用行动、姿态甚至表情来发出。
而正因为他们以为自己表达得很清楚，也就不会花费时间和精力去阐释或者确认对方是否理解。但实际上，作为接收信息的一方，是被迫在非常有限的信息量中做出判断，因而往往会判断失误。
透明度错觉产生的误解往往是双向的：“当你抱怨其他人并没有真正明白你的意思时，你可能同样没有明白对方在想什么。”Halvorson说。这样的情形每天都在发生着。举个例子——
工作中，你看到同事天天加班，便询问对方是否需要帮助承担一部分工作。对方却拒绝了，还觉得你这样问是不信任Ta的能力。这让你很委屈，觉得热脸贴了冷屁股。但实际上，你也误解了对方。
你想要帮助Ta的初衷，是因为看到Ta总是最早来办公室、最晚才离开，你理所当然地认为Ta是工作量太大，所以经常加班。但其实，Ta只是喜欢安静的工作环境，希望在办公室人最少的时候工作，才会选择在早晨和晚上待在办公室里。—— Ta并不需要你的帮助。
亲密关系中的嫌隙往往也是这样产生的。晚餐时，丈夫吃着妻子做的菜，妻子在说一件事的时候，丈夫的眼睛却盯着盘子一动不动，妻子觉得丈夫是不重视她说的话，但丈夫其实是觉得妻子做的饭非常好吃。
因为这段小插曲，妻子很不高兴，于是早早上床，没有和丈夫一起看他们平日里最喜欢的连续剧。这时，丈夫没有注意到妻子已经生气，反倒认为是妻子做了一天的家务事太累，不想和他一起度过晚间的休闲时光。
双方没有进行直接的沟通，而是在各自心里对对方进行了揣测，而这些揣测都是完全错误的。
Halvorson说，人们往往意识不到，他人眼中的自己和真实的自己存在着误差。有时候，你的不同的表情——沮丧、担心、困惑、失望之间的区别，可能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大。你以为你的表情足够让对方知道“你说的话让我有点受伤”，但对方可能把你的意思解读成了“我完全不在意你所说的”。
你觉得你已经把你的态度表达清楚了，Ta也明白了，但实际上，你既没有说清楚，Ta也没有明白。正是种种这样的误解，造成了我们在人际关系中的不满、冲突甚至是彼此怨恨。
[人和人之间的误解是怎么产生的？]
接收信息时的“认知吝啬者”
对于接收信息的一方来说，让我们容易产生误解的原因，来自于我们都是“认知的吝啬者”(cognitive misers)，即懒惰的思考者：在对他人进行认知的过程中，我们会倾向于节省时间精力，只挑出我们认为对形成印象必要的信息，而忽略了一些其他的信息。
根据Daniel Kahneman的研究，我们的大脑处理信息的方式有两种：
第一种方式是快速、凭直觉、不假思索地处理信息。这是一种“不费力”的认知方式。当我们得出“3+3=6”这个结论，在一条熟悉的路上开车，看到别人微笑就觉得Ta很开心时，使用的就是这种认知方式。
当我们在社会交往中感知对方的时候，使用这种方式，就会用走捷径的方式来快速得出结论，这就可能会出现问题。比如，在人际中用这种方式处理信息，会让我们容易根据对人的第一印象，做出过多、过绝对的结论。
第二种方式则是理性、慎重、有意识地处理信息，这是一种“需要付出努力”的认知方式。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在处理更高级别的问题时才会调动这种方式，比如要解出一道复杂的代数题，在陌生的道路上开车，或者当上级在自己的桌上留下了一张意味深长的纸条，上面写着“马上给我打电话”时，你试图弄明白背后有什么深意。
在运用方法二的时候，我们便能够更正一些在方法一中形成的偏见和误解。比如，虽然某个学生在最近一次考试中的表现不好，但老师发现Ta在其他考试中的成绩不错，只是最近的状态不好，就会改变对其能力的评估。
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都是认知的吝啬鬼。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面对这两种认知模式——一种是快速的、但是容易出错的，另一种是审慎的、需要花费时间精力的，我们对他人的认知却只会运用方法一，因为要调动第二种认知模式，往往需要比较强的动机。我们容易在关系中，因为一次的矛盾，在那一刻强烈地觉得“对方是不爱自己”(此时第一种方式被自动调动)，而只有我们想要控制自己、冷静下来才会调动第二种方式，去思考和意识到这一次矛盾的实际原因。
为了研究这两种思维方式分别会形成什么样的印象，哈佛大学的Dan Gilbert做了这样一个实验：让参与者在实验室里观看7个视频片段，视频的内容是同一个女人和不同的陌生人说话。其中，女人在大部分视频(5个)中都表现出很紧张、焦虑的表情。视频都是无声的，但每部视频也有字幕提示两人交谈的内容主题。
实验进行了两次。第一种情况下，参与者被告知，女人和陌生人在7个视频中讨论的都是中性的、不带有情绪的内容，比如一家餐厅或者一本书。第二种情况下，参与者则被告知，女人与陌生人谈论的是一些与隐私、性幻想、人生的失败经历相关的话题。
两个实验里，研究者都将参与者分成两组，其中一组被要求不断地记忆字幕中出现的主题内容，目的是令他们分心，从而无暇进入方法二的思考方式;另一组则没有这样的记忆任务，因而可以运用方法二来思考。
[人和人之间的误解是怎么产生的？]
最后，研究者让他们判断，这个女人是不是一个焦虑水平高的人?
那些没有被分心的参与者，看到女人脸上焦虑的表情，当被告知探讨的是中性话题时，他们判断她很焦虑;当被告知探讨的是压力性的话题时，他们判断她不焦虑。
这说明，他们运用了方法二的思维模式：如果只是探讨中性问题，仍然表情焦虑，说明这个女人的焦虑水平很高;如果是被问到私密问题，那么大多数人都有可能会感到不舒服，因此，她可能并不是真的焦虑水平高。
那些被分心的参与者，看到女人脸上焦虑的表情时，无论被告知探讨的是中性话题还是压力性的话题，他们都会得出她的焦虑水平很高的结论。
这说明，他们只能运用方法一的思维模式，单纯凭借女人的表情，就不假思索地判断她的性格特质。
显然，当我们仅仅运用快速、直觉的方式去认识他人时，很有可能就会出错。但Halvorson说，在日常生活中，要求对方一直使用方法二来对待你发出的信号是不现实的，使劲揣摩对方的意图会耗费太多的精力，使人精疲力尽。因此，作为信号发出方，与其发出模糊信号，期待对方去调动复杂模式来解读，是一种不现实的期待。不如自我检查，给出更加明确的信息。
此外，我们的认知还会受到自身的经验、情绪等等种种因素的影响。Halvorson说，当我们开始与一个人交往时，我们会“自动触发”一些思考，目的是要得出以下3个方面的结论，来形成对对方的印象：
• Ta是可以信赖的吗?
• Ta对我来说是“有用”的吗?
• Ta是否威胁到了我的自我评价?
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会直接影响到我们评价Ta的方式，特别是第三点，我们保持对自己的积极评价的需要，会影响到对他人的印象形成。当我们面对一个人时，如果感到自我评价受到了威胁，我们的认知就会产生偏见，比如，在同一份工作上，对方比自己做得出色，我们就会倾向于用苛刻的方式去评判对方。
因此，如果你发出的信号是模糊的，表达是模棱两可的，就会有太多的因素使对方难以准确分析出你的想法。“如果你想要减少误解，更实际的办法是，做一个好的信号发出者，而不是指望对方能读懂你。”Halvorson表示，“你无法控制对方的思考过程，但你可以控制的是自己如何表达。”研究也证明，无论是在亲密关系还是职场、生活中，更清晰地表达自己，生活的满意度和快乐程度都会更高。
而这对一些人来说并不容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们经常会被教育说话要“婉转”，表达意见要“含蓄”，工作中要注意领导是否“话里有话”。这使得我们会担心，用最直接的方式去表达时，是否会由于太过直白而遭到拒绝，是否可能会对他人造成伤害，是否冒犯对方。
但实际上，含糊不清的表达会造成更深远的负面影响：那些细小的误解会不断积累起来，它们不会消失，总有一天会成为你们关系中的一枚炸药。
感到自己被理解是人的基本需求。而为了使自己被理解，不要总是“以为”对方能够懂你，不如用最清晰的、最能够还原自身想法的方式去表达。我们始终相信，“直接”、“真实”、和“诚恳”这三件事情的组合是有魔力的：当你做错了的时候就说“对不起”，当你不知道的时候就说“不知道”，当你有需要的时候就说“我想要”(诶?)
其实我们一直在努力这样面对你们，不知道你们感受到了吗??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