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价值有娱乐大众、社会批判、文化欣赏、历史鉴赏、心理剖析、道德批判、伦理价值等等。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多多少少都有种种烦恼、隐痛，希望对人诉说，渴望被人理解。
当今的中国社会，物欲横流、善恶难分、见利忘义。越来越多的人觉得日见焦虑、空虚、脆弱和浮躁。这股潮流借着富豪、来往探亲的人群、留学生、同学会、电话、ＱＱ，微信，也铺天盖地的传到了北美。原来的天子骄子，几年、十几年前出国留学、移民的上帝的爱子们，突然发现自己其实是时代的弃儿。突然发现自己居然成了或多或少，被人可怜同情，以至轻视的人群。
夏婳的《搭错车》，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写的一部反应这样一种社会现象的小说。这部小说，通过讲述杜家六朵花的老四杜思，不惜牺牲亲情、费进心思夺的留美学生张鹏程，然后在情欲、金钱和妒忌的陪伴下，同她心目中的高富帅陈浩然发生了婚外情。最终两个家庭破裂，以陈浩然自杀告终的故事。
夏婳的《搭错车》，虽然在深度、广度，审美和批判的力度，和两部世界名著: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和钱钟书的《围城》，还有相当的距离。但从对人物的描写和批判、从反应现实、直面当下的各种社会问题的角度来讲，对我们当今生活在北美的华人乃至国人，仍然有一定的比较和讨论的价值。
从社会反映的层面上说，《包法利夫人》以简洁而细腻的文笔，通过一个富有激情的妇女爱玛的经历，再现了19世纪中期法国的社会生活; 而《围城》，则反映了40年代中国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教育界的情况，比如说城市里面的情况，知识分子的状态 ; 另一方面，《搭错车》横跨中国的八九十年代，反应了国人对留美、出国态度的演变，映射了中国经济、社会和思想的剧变，和北美华人的心理变迁。
在文化批判的层面，对比包法利夫人、孙嘉柔和杜思，我们会看到相似的影子和不同的痕迹。
包法利夫人追求“美好的”爱情，为了摆脱平庸的婚后生活，做过许多努力。然而不管是她的丈夫还是教堂神甫，都不懂她心灵的倾诉。她得不到安慰，甚至连渲泻的机会也没有，她病急乱投医，寻求婚外情，一步步走进了自己为自己掘的坟墓。包法利夫人既不贪名，也不贪财，甚至妻子的名份，还花费了大量钱财，以致债台高筑，走上绝路。包法利夫人悲剧在于当理想与现实之间产生太大的差距时，她即无法沉默，又不甘平庸。
孙嘉柔结婚前是很温顺、柔弱的；然而结婚后变得专横、妒嫉、自私、刻薄，不容许方鸿渐跟任何人结交，包括方的男性密友赵梓楣。孙柔嘉本来也受过大学教育，但是骨子里面是很陈旧，对感情和婚姻纯粹是一种占有。
杜思则是一个心思缜密，毫不犹豫的牺牲姐姐杜珊，不那么光明正大嫁给张鹏程。当她遇到更帅、更有钱的陈浩然时，故伎重演，抛弃了前者、赢得了后者。她既有包法利夫人那样不甘平庸，又有孙嘉柔的专横、妒嫉和心计。
而对比方鸿渐和陈浩然，都挺善良、老实、优柔寡断。方鸿渐不喜欢官宦女苏文纨，但不好驳人家的面子，就跟苏小姐约会，还吻了苏文纨; 陈浩然不喜欢教授小姐曾素云，也奋力抗争过，但最终细细合计，权衡利弊，凄凄然然地从了教授小姐，委委屈屈地做了教授女婿。
方鸿渐或陈浩然在爱情问题上所代表这种性格，这种处世的原则，就反映了一种优柔寡断、屈服于现实和利益的传统和文华。而这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们婚姻的幸福和最终命运。
现在的社会里面，无数人迷失生活的方向，不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去佛堂、去教会、培养这样或那样的爱好、组成或大或小的各种社交圈子，希望如来观音会拯救我们、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里搭救出来以得永生、小狗小猫和花花草草慰冀我们的空虚、ＱＱ微信填补我们的心灵。我们依然生活在金钱的围城、情欲的围城、嫉妒的围城、平庸的围城、失望的围城、衰老和病痛的围城。
好的文学作品要么诉说人类永恒的情感，像亲情、爱情、乡情、友情，赞美真、善、美；要么对某种社会现象、潮流或社会风气进行批判。
夏婳的《搭错车》，虽然可能只是浅尝辄止，但贵在坚持对文学价值的追求。作为一个北美华人的作家，她用她的作品反映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困扰、我们的追求。
也许像红与黑、对与错、茅与盾、阴和阳一样，我们永远都找不到一个一劳永逸的答案，永远都会挣扎在各种各样的围城里。但我希望，我们能籍此唤醒深埋在内心深处，久已忘怀的人性光辉，洗涮我们各种阴暗、卑劣，使我们的心灵得以平安和慰籍，以不至于沉沦在罪的万丈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