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被“反标”这两个字眼所震撼,是在一个春光和煦、
艳阳高照的晌午。
那天课间,
我们这群野孩子正在学校那块坑坑洼洼的操场上蹦跶着玩“斗鸡”
游戏,忽然间,
一阵急促而刺耳的上课铃声开始不厌其烦地在操场上空回旋,
搅和得大家登时没了玩兴。那铃声不间断地持续着,
似乎是在喝令那些仍在操场上磨蹭的人赶快返回教室。
我极不情愿地跟在大家后面缓缓往回挪。然而,不知为啥,
众人的脚步从原本的大步流星渐渐地过度成了慢条斯理,
后来又演化成了原地踏步,最后终于停住不往前走了。
我心里好生纳罕,赶紧抬眼观瞧,
却看见了一个令我异常困惑的情景。
我们那间小小的教室已被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围了个水泄不通,
大家都在伸长了脖子朝教室的砖墙上看。最让人感到诡异的是,
密密的人群中好像还夹杂着几个身着蓝色制服、表情异常严肃的人。
正是这几个人,给现场带来了阵阵肃杀的气氛。
我使出吃奶的劲儿想往人群里挤,奈何那人墙如同铁桶一般,
任你怎么用力使劲,偏就是巍巍昆仑一般纹丝不动。
情急之下我后退数步,下蹲、提气、起跳,
将脖子的伸缩度测试到了极限,两只眼珠子快顶到天灵盖了。
然而除了一茬茬后脖颈、一颗颗脑袋瓜、一顶顶蓝、灰、
绿色的帽子之外,我什么都看不见。
正值气馁之际,忽见一个同学从人墙中挤了出来。他面色苍白,
神志虚弱,似乎刚刚经历了什么天大的事情。
见此情形,我急忙问:“出什么事了?”
“有……有反标……”同学面带惊恐,那惊骇的神情,
足以让我确信今天中午午休之前我们头顶上那瓦蓝瓦蓝的天空会“
咔吧”一声裂出一条巨缝。
“写的什么?”我的好奇心依然战胜了面对天塌的恐惧,
希望打听出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
“不……不敢重复……”那同学喃喃自语着,话音还没落,
就如同躲避被人追捕一般,急匆匆不知去向。
奇怪,我在心里嘀咕道,反标又不是你写的,干吗这么慌慌张张的。
后来的事没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什么印记。我现在唯一能确定的是,
自己自始至终也没弄明白那反标的内容到底是啥。
不过后来的一件事却每每让我回想起来就脚底板发凉、心有余悸。
因为,这是一场与反标性质一样恶劣的事件,
而且主人公竟然是我自己。
那时的人们别说手机和电脑,连见过黑白电视的人都寥寥无几。
有的人家倒是有收音机,可是呢,能听到的节目也极其单调有限。
所以,
担当传播信息最有效的工具乃是院子里那具有充沛音量的高音大喇叭
。每天早上七点钟,如号角般嘹亮且激荡人心的《东方红》
乐曲就会把我们这些贪吃贪睡还贪玩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从梦
中唤醒,强迫我们接受新一天的革命洗礼。
那时的学校几乎处于半停课状态,开学都好几个月了,
连课本都没有。
据说是因为课本的内容不符合当前政治形势的需要而被临时删改,
不得不重新印刷所致。语文课本如此可以理解,
而算术课本为何也遭此同样命运,就实在让人琢磨不透了。
不过这正中了我们这些不成器的接班人的下怀,没有课本,
我们正好可以肆无忌惮地天天放学后去树上掏鸟窝,用弹弓打麻雀,
去农民地里偷玉米,
用竹竿到路边的核桃树上打那些还未成熟的核桃。
不过也有闹心时候。有一天,语文杨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
作文题早就忘了。不过在那个年代无论是什么样的作文题,
写到最后都离不了从高音喇叭里听来的词句。
虽然广播里天天号召我们“不做五分加绵羊,要做革命小闯将”,
可真要违背老师的命令,我们那个年龄的孩子都还没这个胆量。
于是我打算快速胡乱对付出一篇作文,然后就和好朋友小六、三娃、
刚子一起去田里捉青蛙。
他们仨和我是一个心思,也想赶紧把这篇作文对付过去,
然后去田里寻乐子去。
不过他们几个是平时连高音喇叭都不好好听的人,
因此打死了也不可能在几分钟内把作文炮制出来。怎么办呢?抄呗!
只要我的作文写完,他们的作文就可以一字不差地复制出来了。
我们四个人开始了一次效率极高的流水线作业:
当我写到第四句的时候,小六正好抄第三句,
在他旁边的三娃抄第二句,而等在最边上的刚子则开始抄第一句。
刷刷刷,居然文不加点就完成了一篇作文,其间没有一处删改,
全文一气呵成!写的什么内容呢?
无非是反复在广播里出现的那些词句,什么“
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他们时刻梦想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他们
把改变中国红色江山颜色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身上…
…我们红小兵心明眼亮,早就识破了阶级敌人的狼子野心……我们要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誓让父辈传给我们的革命火炬熊熊燃烧,
永不熄灭……”
作文写完了,我把文具盒往书包里一塞,
就等着他们把最后两句话抄完,
然后飞奔到不远处的农田里去俘获那些绿油油的、
正在探头探脑的青蛙们。
“哎,你这还空着两个字没写呢。”
三娃在抄到最后一句的时候提醒我。
对了!刚才自己写了一个句子:我们绝不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
由于“辜负”两个字不会写,就暂时空在那里。
然而现在似乎觉得这个句子读着有语病:广播里说“绝不辜负”
的时候,那句子好像又长又累赘。
不过一心急着去田里捉青蛙的我此时根本无心去回忆细节,
只想着赶紧写完一个又简短又响亮句子了事。而就在此时,
我脑中灵光一现,想起了另一个极为响亮的词汇:“拥护”。
对!要说使用频率,“拥护”一词在高音喇叭里出现的次数更多。
最近一个时期,我们天天都在拥护某人,拥护某项决定,
拥护伟大的这个、光荣的那个和正确的啥什么的……突然间我恍然大
悟:怪不得刚才总觉得写出的句子不通顺,原来,“拥护”才是自己
心目中想用的词汇。你看,把“拥护”放到作文本的空格内,
此句便成了“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多简洁,多通顺,多响亮,
多上进,多么富有红小兵应有的朝气!
我赶紧告诉小六、三娃和刚子:快,就写“拥护”,先写俩提手,
然后写“用”、“户”,对,就是“用户”,有用的用,
户口本的户。
他们会写用,却不会写户,于是又赶紧朝我的作文本瞄了好几眼,
好在“户”字并不难写,他们三下五除二就把这两个字给解决了。
随后几本作文本被随便卷吧卷吧塞进了空荡荡的书包里,
跟着我们一起去田间野游去了。
几天后的一个晌午,也是课间操刚刚结束的时候,
我满眼迷瞪地正往教室那边磨蹭,
忽见上次在反标现场被吓得脸色发白的同学神情诡异地朝我走来。
他在我面前站住,脸色依旧难看,
说话的语气充满令人不寒而栗的谨慎:“杨老师叫你去办公室。”
“啊?什么事?”我的内心充满疑惑,赶紧朝他追问了一句。
他什么也没说,摇摇头走了。我想起几天前他说那句“不敢重复”时
脸上的表情。怪了,为什么如此相像?
老师的办公桌紧挨着窗户,明亮而整洁。办公桌对面雪白的墙壁上,
贴着两张彩色地图,一张中国的,一张世界的。望着墙上的地图,
我心里忽然涌起一股怅惘之情:长这么大,
我的存在都只在局限在地图里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点儿里面。
真想知道在那小点儿的外面,
是不是有着和我们这里完全不同的世界?
我飞扬的思绪被杨老师那冷峻的目光揪了回来,
我感觉此时自己的脊背正在往外偷偷地渗冷汗。
“知道犯了什么错吗?”老师的声音异常沉重。
我心里升腾起无限的疑惑,回想自己这几天一没打架,二没斗殴,
三没偷东西,卫生值日也都参加了,唯一和“错”
字勉强沾边的事就是去田里抓了几只青蛙。我们学过,青蛙是益虫,
是农民伯伯的朋友。不过再怎么错不至于引得杨老师如此生气呀!
然而杨老师的强大气场使我不敢再作任何争辩,
我于是乖乖地底下头,用非常沉痛的声音回答:“知道。”
我低着头站着,不敢再看老师的脸,只能凭借听觉感受氛围的变化。
然而,杨老师的沉默凝固住了办公室里的空气,我什么都感觉不到。
“你那样写到底是不小心还是故意的?”良久,
老师终于又一次发问。
我简直有些发懵。自己写了什么?悄悄抬起眼皮往老师办公桌上
扫了
扫,一眼瞥见了被单独抽出来摆在一边的作文本。难道是那篇作文?
自己写了什么错话吗,作文里写的话又不是我的发明,
全都是从大喇叭里听来的!
然而杨老师严厉的表情不容自己再做思考与辩解,
只好再次低声回答:“是不小心。”
杨老师轻轻吁了一口气,语气也渐渐缓和起来。
接下来我便没有再说一句话,
任由老师向我灌输那些早就听得发腻的大道理。
语重心长的话语啰嗦到了最后竟开始渗出疲惫,
语速变缓的同时语气也显得力不从心。
最后老师终于从桌上拿起作文本递给我,几乎是耳语般地地说了句:
“去上课吧。”
一来到办公室的门外,我便满腹狐疑地打开作文本,
想弄清楚自己到底写了怎样的错话。然而,
那天疾速写成的作文早被老师撕了个干干净净,
连原来那页纸的残留痕迹也一点儿都看不见。
小六、三娃和刚子的运气可没我这么好。
据说他们在办公室里老老实实地承认了自己抄作业的行径,
并且还对在抄写“拥护”一词时完整地读过整个句子这一事实供认不
讳。
好,抄作业是一罪,明知是反动句子而又照抄无误又是一罪!
留在办公室写检查,然后让你们的家长来学校领你们回家!
后来,我终于有机会弄清了事情的真相。那一刻,
一方面我觉得无比后怕;
另一方面却又觉得杨老师其实是有意护着我。为什么会如此呢?
想来想去,答案只有一个,
那就是自己平时还算是属于较为听话的孩子,
基本上不给老师惹麻烦。而小六、三娃他们呢,
调皮捣蛋几乎都快成了老师的心病了,借着这个机会整整他们,
实在不为过。
不过这件事倒是滋长了我愿意被人抄作业的习性。中学的时候,
一位连26个字母都读不顺当的同学就因为和我同桌,英语得了10
0分。英语老师盛怒之余判他一个零分,并且挑衅地说,
你要是不服,我就用原题考你,你只要能得60分,
以后你每次英语考试都可以免考而得满分;若是做不到,
以后你就再也别想参加英语考试了!敢吗?
那哥们立马就怂了,根本不敢应战。
被人抄作业、抄考试而没受任何惩罚,
致使我这种恶习一发不可收也。甚至到了大学,
我依然不把它当回事。一次数字电路测验,
老师找到了两份答得一模一样、甚至连错都错得如出一辙的试卷。
当然这两张试卷的作者之一便是我。老师看完后火冒三丈,
大笔一挥,将两人全部处以零分。
虽然班主任老师、班长、
学习委员和其他班干部全都站出来替我说好话,并作证说我学习好,
应该是答卷的原创作者无疑。班主任甚至说如果代课老师信不过,
可以再出一份考题让我俩重考。然而那老师毫不领情,
坚决不做任何让步。
我得到了学习生涯中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零分。从此之后,
我终于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被人抄作业也是万万使不得的。
我也经历过类似的“反标”事件。那是在小学五年级。要对笔迹,每人都要在白纸上写“毛主席万岁。打倒刘少奇”十遍。吓得我们大冬天里背心冒汗。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免于恐惧的权利”是多么宝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