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伦坡闷热的牢房里，史蒂夫已经仔细研究了引渡文件中所有的控方证据。这一点，其实是本案的一个非常独特之处。
那些需要通过引渡程序才能遣返回案件原发地国家的犯罪嫌疑人，和那些未曾出逃已被抓获的相比，根本的不同就在于，在本地被抓获的，在警方对他们进行审讯（或者叫问话）的时候，嫌疑人对警方到底掌握了多少相关证据，是不知道的。在审问者和被审问者之间，一般来说，信息是不对等的（审讯室内的气氛更不对等）。嫌疑人，和他们的律师，（至少在心里）往往会问：你们警察怎么就抓人了，有犯罪证据吗？被审问的时候，嫌疑人最关心的，是警察到底知道多少？我该瞎编，或者坦白，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才能最大限度地减轻自己的罪名？嫌疑人如果听律师（将替他辩护的律师）的话，那么，最简单的律师忠告一定会是：你一个字也别说，保持沉默，你有权这么做。因为在西方国家法制体系里，举证的责任，在警方（或者叫控方，中国叫检方）。也就是说，你无需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自己无罪。而警方，在证明你有罪的时候，则要拿出真凭实据来。呵呵，扯得有点儿远了。扯远了吗？
再说那些个已经逃跑出境，要走引渡遣返程序的，比如史蒂夫。他就可以在被遣返回悉尼，接受专案组问话之前，通过科伦坡最高法院的听证会，全盘了解警方所掌握的一切证据。当到了要接受问话的时候，便不存在信息不对等的情况，史蒂夫是知根知底。相反，警察在盘问他的时候，倒是处在了相对被动的位置。不知道他会编出什么样的瞎话来。
史蒂夫早已经编好瞎话了。看了这些警方证人的证词后，他知道，在他绑架格雷姆那天，有人在惠灵顿街看见他和他的福特车了。弗丽达能认出他就是那个登门落实电话号码的东欧人。那个房产销售代理也能确认他之前去过美景里16号（抛尸地点）看房子，了解那里的环境，并且知道那房子还空置着。加上车后备箱，家里车库，绒线毯子，还有格雷姆的校服上，都有他家那京狮子狗的狗毛。那死狗，就是爱掉毛。，，，自己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自己能编瞎话的地方，只能是在格雷姆的死因上做文章。那孩子后脑勺的钝器击伤，不能承认是自己故意使凶器砸的。而是要编成一个意外，最好是自残。总之自己没有故意杀人。没杀过人。
在飞回悉尼的飞机上，史蒂夫向两位警长表示了，自己会交代全部事实。他对警长们说：这事儿，是我干的，我脱不了干系。等到了悉尼，谁来找我谈呢？会是你们俩吗？他口气比较嚣张，想以此来试探警方的态度。
史蒂夫是早间回到悉尼的。还是这两位警长，杰克和道尔，马不停蹄，第一时间便将他请进了审讯室，开始谈话。警方希望趁热打铁，在史蒂夫的律师赶到之前，率先获得史蒂夫的第一份口供。反正史蒂夫将不会被保释，专案组以后随时出现新问题了，还可以再提审。每次口供之间，只要有不一致的地方，就是史蒂夫露出破绽之处。有了破绽，穷追猛打，突破口就开了。这是警方（一贯）的算盘。
而史蒂夫也是极其愿意做一份口供的。这事儿他在科伦坡监狱里跟那个前督查商量过，不能让警察到了法庭上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甚至歪曲他的原话。大概那时候警方审讯嫌疑人时还没有用上录音设备。只是靠审讯人员的笔录。而歪曲嫌疑人原话这个事儿，估计在斯里兰卡那种地方，很有普遍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