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秋 雨 的 心 态
·夏维东·
四年前，我去参加一个座谈会，碰到一位《明报》编辑，他跟我谈起余秋雨的散文集《文化苦旅》，赞不绝口，说其中有些篇什是可以传世的佳作。我没想得那么远，但确实喜欢。打动我的是作者纵横于文化与历史之间的激情、思想和挥洒自如的才气。后来的《山居笔记》风格与《文化苦旅》类似，但比后者更沉稳，只因珠玉在前，《山居笔记》的名气反倒不及后者响亮。
我第一次接触余秋雨的文章并非散文，是一本文学理论著作，叫做《艺术创造工程》（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７）。那时我刚上大学，在学校的一个小书亭里无意中看到的，随手翻翻，第一句话就把我的目光“点燃”：“忘记了我的眼睛是怎么会碰撞到这一段文字的，反正它一下子把我点燃起来了——”，破折号后面他引用了法国艺术史家安德烈·马尔罗《沉默的声音》中的一段话，极富感染力，和他自己的文字交相辉映。此前我还没见到有人在理论性的文章里用如此鲜活的文字，那时的评论家大多像文化木乃伊，话是怎么别扭怎么说，不让你自惭形秽、边看边打瞌睡绝不罢休。我对此书一见钟情，毫不犹豫“排出几文大钱”买下了它。书中随处可见诗化的语言，一个个文学掌故生动、恰当地穿插于其间，令本来木头木脑的纯理论性文章变得秀色可餐。余秋雨富有激情的文字风格其实在那时就已经奠定了。
到写作《文化苦旅》时，在《艺术创造工程》里时隐时现的风格全面铺开，浸染、涔透着“渺渺千年，茫茫空间”，蔚然成当代散文里的一方沉重沧桑的风景。不管批评《文化苦旅》的文章有多少，我仍然相信余秋雨出色地表达了一种“拷问历史”的人文视角，读者、论者是否跟他站在同一角度那是另一码事。至于有论者说余秋雨是“抹着文化口红”在作秀，我可不敢苟同。《文化苦旅》中的部分篇目当初是零零散散发表在《收获》杂志上的，作者写作时大约没想到这些文章将会给他带来巨大的名声（《收获》上的作品极少成为畅销书）。我当初在简陋的宿舍里阅读杂志上的这些文章时，我想到的是清茶孤灯，而不是“口红”。现在退一步说，如果余秋雨的散文未能让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你还说不说他“抹着口红”？说来说去，都是名声惹的祸。
名声也让余秋秋雨的心态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不大听得进批评了，后来变本加厉，说批评他的“一小撮人”是“别有用心”的，借批他出名。这话就不大地道了，而且其用词让人不由自主想起文革时期报纸社论上的语气。再说，在逻辑上也讲不通，有名的人就不能批评吗？那名人们一个个还不秃子打伞——无法无天呀？
这种心态也损害了他的写作。九八年起他在《收获》开设散文新专栏“霜天话语”，给我的感觉不像是《文化苦旅》的作者写的。经过“霜天”之后的他没有“青松且挺立”，反倒像霜打的茄子。世故取代了反思，圆滑代替了激情，他似乎想以这种不冷不热的文风赢得每个人的好感，至少是让人不反感。他关于“年龄、友情、嫉妒、名誉、善良、谣言”的论说都是老生常谈，让人别扭的是，这些文章你说不出它们有什么不好，更说不出有什么好。《收获》上的“霜天话语”一共只有六篇，后来结集出版的《霜冷长河》收录了发表在其他报刊上的短文，第四辑全部是青年读者的来信和他谆谆教导的回信。我托朋友在国内给我带来这本书，他自己先看了，然后打电话给我说，你就让我省下邮费吧，也省了你的时间。我坚持要他寄，看完之后，我不得不同意这位朋友的评语：“这本书很适合给中学生做德育教材”。余秋雨在序言里说“看不到这个（指北国冬景），我的生命就被抽走了一份本源性的气质，即使走向了精制，也会琐碎和疲塌。”，不幸的是，他竭力避免的恰恰是他得到的，这本书的特点就是“琐碎和疲塌”。
但就是这本散文集，依然热销，此书出版前的商业炒作手段使我认识到国内的市场运作真的跟国际接轨了。据说这本书为了防止盗版，书名被当作绝密情报，书市上没有哪个书商知道书名，只知道作者是著名的余秋雨。尽管文评界对《霜冷长河》报以“冷霜”，但销售市场热火朝天。余秋雨别无选择地从文化名人变成媒体明星，以至于有人嘲笑他“没时间看书了”，这么句玩笑话他也当真了，一本正经地告诉人家他每天有多少小时埋首书斋。
就在他社会和书斋两头忙的时候，江湖上人称“王小波第二”的余杰出手了。锋芒毕露的余杰以前一直没有跟余秋雨“别苗头”，直到老余变得像电影明星一般醒目的时候他突然跳出来要老余“痛说革命家史”。年初，老余春风得意地出现在香港凤凰卫视《千禧之旅》的典礼上不久，余杰便抛出了令他强烈不安的《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这篇文章“功夫在诗外”，肯定了余秋雨的文笔和其对文化的反思精神，接着话锋一转，逼问余秋雨反思这个拷问那个，为什么不对自己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作一番反思？文中说余秋雨是当年上海赫赫有名的文革写作组“石一歌”的成员，著有泛政治化的《胡适传》。我没有看过那本《胡适传》，对“石一歌”的“作品”也没接触过，但我觉得余杰的指责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杀伤力，在那个非常的年代，批判胡适可以说再正常不过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做遇罗克或者胡风的。还有如果余秋雨当年倘若真的犯下大恶，他已经被定为“三种人”了，轮不到余杰今天逼他忏悔，有关部门早就逼他交代了。
然而余秋雨对此文的反应明显失当，他愤怒地说：“就像有人在路上硬说你长了尾巴，我不能当面脱裤子给他看，即使证明了确实没有尾巴，但当众脱裤子的动作比有尾巴还要难看。再闹下去我就要愤怒了。请所有的人拿出证据来。”，话说到这份儿上，要么沉默，要么反击，好象没有第三种选择。
余秋雨没有沉默，可反击太无力，根本谈不上反击。他在《答余杰先生》和记者访谈先后表示“余杰是不懂文革的，特别是对那时文章的署名状态、创作状态都有误解，论据上余杰的指责站不住脚，而文章的逻辑链条更是存在问题。”，这个语焉不详的回答激怒了余杰，他在《我们有罪、我们忏悔》的长文中表示余秋雨否认《胡适传》出自自己手笔和署名状态的托辞不能成立，“丧失了讨论问题的前提”，更直指“这就是一种典型的‘记忆选择’与‘记忆改写’，这种说法是非理性的，近乎于‘无赖’”。又说“在‘文革’以及我们民族经历过的若干伤痛之中，许多参与者都身兼双重身份。一旦雨过天晴，人们便抛弃其中一种，堂而皇之地以另一种身份登场。正是因为对记忆进行了过滤，所以余秋雨能够理直气壮地表示，自己仅仅是一名受害者，没有任何值得或者应该忏悔的地方。”
到目前为止，我尚未见到余秋雨的回应文字。作为我个人而言，余杰对余秋雨“记忆改写”的指责固然不无道理，但他忽略了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余秋雨成名之后的心态。长期以来，余秋雨在其一系列的文化散文里通过“反思和拷问”有意无意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文化清流”的形象，你再要他对自己反思那等于要他“自毁长城”，他是无法接受的。正如宋楚瑜不能接受对他“政治清誉”的抹黑，可是他又并非真的洁白无暇，这使得他在“兴票案”上支吾其词，不仅未能脱身，反倒越陷越深，最终把总统宝座都丢了。“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不一定对，但可以肯定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傻瓜，任你巧言令色随意摆布。如果余秋雨今后还不能明明白白地回答余杰的挑战，他很可能成为“文化上的宋楚瑜”。
有篇新闻报道的标题挺有意思，“余秋雨屡遇挫折决定封笔”。但他封笔的理由其实和余杰等人的笔伐风马牛不相及，因为其新作《千禧之旅》还未上市，便遭盗版，据说首印便高达五十万册，单价二十二元，余秋雨算了一笔帐，那是一千多万元的巨大损失。帐没错，对盗版者的指责也合理，但把这个作为封笔的理由就太匪夷所思了。作家有写作的自由，也有不写作的自由。金庸因为无法超越昔日作品而封笔；马原因为自认完成了文体探索而封笔；沈从文因为不愿写违心之作而封笔……哪怕说不想写了都是个理直气壮的理由。唯独因为怕被盗版而停止写作，这个理由实在太怪异了，逆推之，就不能不让人对其写作动机好奇了。因盗版而蒙损最大的应该是出版社，出版社要是“封社”的话，读者除了直接买盗版书籍别无他法。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写作和表达本身超过了一切，盗版固然短其财路，而封笔简直就是“自绝心脉”！余秋雨这个聪明人怎么作出这种不聪明的事？！唯一的解释是他乱了方寸，心态严重失衡。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的后记里说：“况且文人本身的毛病也多，大多既有点孤傲又有点脆弱，不愿意为了一种精神成果而上下其手、四处钻营、曲意逢迎，往往一气之下便愤然投笔，毁琴焚稿”。八年前的他书生意气十足！可是现在我看见的仅仅是他的“脆弱”，当“孤傲”不能成立的时候，他只剩下“脆弱”了。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