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4-01 09:00:44
来源：共识网-作者赐稿 作者：毕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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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人物评点之三
在当年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中，戚本禹曾经是我大学时候羡慕和心仪的人物，同时又是我现在最为反感，看法也最为负面的文革人物。过去印象好是因为那个时候他的文章写得漂亮，特别是他凭一篇文章一举成名，且一步登天，自然具有一种“榜样的力量”，等于为社会底层的青年学子昭示了一条走向成功的路径。看法负面则是缘于他晚年轻浮浅薄的高谈阔论和撞到南墙也不回头的冥顽不化，尤其是在读了他的《回忆江青同志》之后。
一
作为左派笔杆子，戚本禹发表的文章并不多，也就10篇左右。其中有广泛影响的只有《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岵庐吕集义等先生商榷》、《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等三篇而已。从文章的角度看，三篇之中，《评李秀成自述》最好，《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次之，而影响最大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其实最差。我至今认为，《评李秀成自述》是毛时代的左派理论队伍中写出的文笔最为漂亮的文章。文章起笔就气势逼人，如泰山压顶，有一种让论敌未战先怯的才气和力量：
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将领忠王李秀成，在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七月二十二日被曾国藩的军队俘虏了。他在敌人的囚笼里写了一个自述。这个自述，从它的根本立场来看，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
…… 历史的现象是多么矛盾。骁勇善战、叱咤风云的农民革命将领却写了一个阿谀奉承、卑躬屈膝的“自白书”。怎样对待这件事，怎样理解这件事?几十年来，历史学家曾经给我们提供了多种不同的解释。
“这是根本没有的事，英勇的忠王怎么会写出丧失革命气节的自述!?一定是曾国藩的伪造。”有人曾经简单地否定自述的真实性，来为李秀成辩护。但是，经过历史学界一番争鸣之后，这种说法现在已经站不住脚了。
又有人说：忠王在自述里确实写了一些污辱自己、奉承敌人的话，甚至表示要向敌人投降，虽然这些话对李秀成的英雄事迹来说是个污点，但是那都是假的。忠王的目的在于利用“伪降”来争取敌人的宽大，以保存革命力量，同时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分化满汉统治者，并且争取曾国藩调转枪口去对付外国侵略者。主张这种说法最力的是罗尔纲先生。
说实话，当年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对李秀成是否真的叛变并不感兴趣。我所感兴趣的是文章本身。戚文除了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大气派，还有一种层层剥皮、步步深入的逻辑力量;而且行文起承转合，自然流畅，波澜跌宕，从容不迫。总之，全文一气呵成，从而形成一个强大的情感的磁场，吸引读者非一口气读完不可，文章的冲击力和说服力自然就在其中了。
而文章的最精彩之处则是诗、辞名句的妙用，信手拈来，顺势为之，浑然天成，无丝毫刻意的痕迹：
据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说，李秀成在死前，还写了十句绝命词，“叙其尽忠之意”。许多人拿这件事来证实李秀成的“凛然气节”，可惜原词没有留下来，否则或者可以为这种说法找到一些实在的根据。但是，就算是为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尽忠吧，已经太迟了。“既干进而务入兮，又何芳之能祗”。把诗词化为长江的波涛，也洗不净这一页投降变节的可耻记录。
……
“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李秀成却含着羞愤的眼泪，怀着失节的悲痛，回到了他的“天国”。
……
历史上有过这样的英雄，他们曾经骑着骏马，驰骋在疆场上，同敌人进行过殊死的战斗，但是他们最后却经受不起失败的考验。“士众灭兮，名已聩”，在军队溃散，身陷困境的时候，他们的风云壮志消失了，于是丧师辱志便接踵而来。
应当说，在学术性批评文章中引用诗词名句以增色添彩，是戚本禹的一个创造。由此发端，遂成风气，整个文革期间的大批判文章，多步其后尘，记得引用最多的是“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之类毛泽东诗词，以致成为一种模式。既成模式，遂为下流，所以随着文革的落幕，这种笔法也就成为昨日黄花，为人们所摈弃。但这样的结果不能由戚负责。我至今认为，戚文的这种笔法是一种才气，仍然有其可取之处，不过使用时要自然而然才好。
《评李秀成自述》于1963年在《历史研究》第四期上发表后，立即在史学界乃至思想文化界引起震动，可谓一鸣惊人，不过开始时的影响还仅仅局限在学术领域，戚本禹尚未一步登天。真正让其在政治上一步登天的是毛泽东。就在学术界围绕《评李秀成自述》展开论争之际，江青把戚本禹的文章推荐给了毛泽东看。毛看后，表示赞成戚本禹的观点，并在文章旁边批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终，不足为训。”
实事求是地说，戚本禹在写《评李秀成自述》时，并没有政治企图。但毛泽东则不然。毛肯定戚文，是在借题目，做文章。此时正在酝酿发动文革的毛泽东急需营造整肃“叛徒”的舆论，而戚文把曾经的农民革命英雄李秀成判为叛徒，恰恰适应了这种需要。经毛批示，戚本禹从此出了名，成了有理论水平，对历史问题有研究的理论家、笔杆子。不久，戚本禹出任《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从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名行政17级的普通干部，进人了“高干”行列和毛泽东的秀才班子，而且，是地位很不一般的高干、秀才。《红旗》杂志是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组长均由比较有名气和地位的党中央理论骨干担任，而毛泽东又十分喜欢研究历史，对历史组特别重视。这预示着戚本禹的政治前途不可限量。
戚本禹第二篇引起毛泽东特别关注的文章是《为革命而研究历史》。1965年年11月10日，由江青主抓，张春桥组织，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在《文汇报》上公开发表。文章借评《海瑞罢官》比附当时的现实政治，直接点出了自六十年代初以来中央高层在一些重大政治问题上的分歧，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此时，在政治上十分敏感并且确实摸到了毛泽东思想脉搏的戚本禹，急忙撰写了一篇题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在《红旗》杂志1965年第十二期上发表。这篇文章的矛头直指著名历史学家剪伯赞，对剪伯赞的历史观进行了批判。毛泽东很快就看到了这篇文章。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陈伯达、胡绳、艾思奇、田家英、关锋五个人谈话，提到了戚本禹的文章。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又谈到了姚文元的文章，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
从毛的谈话看，他对戚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的评价要高于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当然，毛是从政治着眼的，但言谈话语中，也可以看出他对戚文的欣赏，这种欣赏恐怕也并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平心而论，从文章角度看，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可以说是一钱不值，而《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却仍然不失为上乘好文，尽管观点上现在已经不成立了。从文风看，此时的戚本禹还没有头脑发昏，尚能以一个学人的正常心态与论敌进行论辩，还是秉持以理服人的。记得开始读该文的时候，对其观点还是十分信服的。该文的有些段落至今还留有印象：
……还有那个一向标榜“尊重证据”、“尊重事实”的胡适，不就是那个所谓历史是一堆随人摆弄的“大钱”的谬论的鼓吹者吗?为了替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张目，为了替一切投降派辩护，他可以随意摆弄他历史的“大钱”，为卖国贼秦桧喊冤。“泰桧有大功，而世人唾骂他至于今日，真是冤枉。”他们哪里是什么“超阶级”、“纯客观”!列宁说过，任何一个活着的人，不可能不站在这个或者那个阶级的立场上，不可能不为这个或者那个阶级的成败欢喜和悲伤。是这样的，没有阶级性的历史研究从来是没有的。
当然，这样的观点我早已经抛弃了。道理很简单。因为人固然有阶级性，不可能“超阶级”，但人既然为人类，当然也就不可能没有超阶级的“普世性”，否则，人就不成其为人了。这应当是毋须论证的常识。所以，戚文当年振振有辞所阐明的真理，不过是以偏概全违背常理的怪论，尽管其中也有某些合理性。
戚本禹在政治上真正“登天”是在1966年后。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为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负责人76人。戚作为《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之一，与江青、张春桥、关锋一起出席了这次会议。随后，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并成为毛泽东、江青的秘书。
1967年3月30日，《红旗》杂志第5期发表了戚本禹的又一篇重头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文章看似文艺评论，实则是一篇秉承毛泽东旨意的政治文章，是打倒刘少奇的信号。该文是戚本禹政治上的巅峰之作。此时的戚本禹已经自觉完成了由学人到文革打手的转换，政治上好像打了鸡血似的亢奋。他已经被造反派捧为“戚大帅”，正像一个政治暴发户一样目空一切地到处呼风唤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就是他此时头脑膨胀的产物。该文发表后，举国震动，但就文章而言，却是败笔，学术上也毫无价值可言;相反，扣帽子，打滚子，抓住一点，无限上纲，狐假虎威，强词夺理，装腔作势，以势压人……总之，文革中革命大批判中的一切技俩倒是应有尽有。如果现代人想了解什么是革命大批判，什么是文革式语言，倒不妨读一读这篇革命大批判的代表作：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自我辩解说他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什么“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如果真是“老革命”，那么，请问：
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事”、宣誓“坚决反共”?为什么你要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为什么你要在解放以后极力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大砍合作社?为什么你要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竭力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积极主张阶级合作，取消阶级斗争?为什么你要在三年困难时期，与国内外牛鬼蛇神遥相呼应，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
答案只有一个：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
斗争的道路是曲折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前进的道路上是有阻力的，我们一定要克服种种困难，冲破一切阻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绝不能半途而废。
把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插遍全中国，让她永远永远地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也正是戚的这篇文革中享有盛名的“雄文”，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由过去的好感转变为很不以为然。
二
文革时期的中国政治舞台特别富有戏剧性，戏中有戏，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文革之初，“王、关、戚”(指“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三人)曾经无人不知，可谓炙手可热、不可一世。三人中戚本禹虽然年龄最小，但地位更在王、关之上。而到了1967年8月30日，三人的政治生命却在一夜之间发生逆转，经毛泽东批准，王力、关锋被“请假检讨”。但毛泽东在下决心拿掉“王、关、戚”时，最初对戚本禹作出了特殊处理：先不抓起来，看一看，争取一下。谁知之后不到5个月时间，戚本禹也被“端”了出来。戚的倒台，个中原因扑朔迷离，宫闱秘事，身为小百姓，不得而知，也懒得关心。当时只觉得滑稽好玩。大名鼎鼎的“戚大帅”突然成了“小爬虫”(“旗手”江青为“王、关、戚”的定位)，太搞笑了。且“戚大帅”从“登天”到成为“小爬虫”，满打满算也就一年半的时间，未免也太短命了，让人“脑筋急转弯”都难。这真应了《红楼梦》中的话：“因嫌乌纱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戚本禹被“请假检讨”后，直接被送到秦城监狱。关押他的房间里只有一张木板床，一套被褥。吃的伙食也不太好。监狱方面不准他与外界有任何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上继续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又不断产生新的矛盾、斗争，人们几乎把戚本禹这个“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风云人物忘记了。直到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中共中央决定重新审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两个政治集团案件之后，人们才又想起了“王、关、戚”。
在重新审理“王、关、戚”时，戚本禹却没有王力和关锋幸运。王力和关锋虽然被开除了党籍，但中央决定对他们二人免予起诉。而对戚本禹，不但开除了党籍，还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聚众打砸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从此，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他就像不曾存在过似的从人们的记忆里抹去了。只是由于对他的几篇文章印象很深，我还是会偶然想起他，替他惋惜。有时候也会琢磨，毛泽东、江青对对这位曾经的宠儿何以会如此绝情，以至于江青会失态地骂他“王八蛋”!
大约 五六年之前，无意之中在网上查到了他的名字，立即把他出狱之后的有关资料仔细看了。本以为凭戚的才华和阅历，一定会有深刻的见解，谁知读后大失所望，总体感觉就像是在看一个从文革坟墓中爬出的孤魂野鬼在喷云吐雾，在听一个桃花源中人高谈阔论，浅薄偏执而又自以为是。
例如，他在同叶永烈的谈话中发表的对1957年反右的不同看法：“其实，毛泽东是最早主张开放的。你查一查毛泽东1957年2月的讲话原稿，就可知道这一点。那次讲话，他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思想。可是，不久发生了匈牙利事件，毛泽东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他的2月讲话中关于开放的那一段，删掉了。毛泽东的许多文章，要查最初的原稿，印在选集里的，常常后来作了改动。1957年的“反右派”，伤了许多人，毛泽东是有责任的，不过，在谈论那一段历史时，我认为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毛泽东担心在中国发生匈牙利事件。那是毛泽东发动‘反右派斗争’的原因。我看，现在许多批评‘反右派’的文章，几乎不提匈牙利事件，不谈当时的历史环境，这恐怕不全面……”
的确，收在毛选里的文章，“常常后来做了改动”，那么，哪一个是毛的真实想法呢?恐怕惯于翻云覆雨翻脸比翻书都快的毛泽东自己都说不清楚。不过，毛自己倒是言之凿凿地承认，开始是引蛇出洞，是“阳谋”，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焚书坑儒”的毛泽东才是真毛。如果照戚本禹说的以“最初的原稿”为依据对毛做结论，毛自己也不会同意。戚在谈话中还提到匈牙利事件，以此为毛开脱，也没有任何意义。像1957年那样“超过秦始皇一百倍”的焚书坑儒，不管出于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不管在什么时代，什么国家，都是不能原谅的。如果对这样全国规模的，有组织有计划地对知识分子进行政治谋杀的反文明的暴政都可以原谅，这个民族将永远走不出地狱。如果一个知识人对这样的暴政也要辩护，只能说明他已经丧失了做人的基本良知和底线。
再如，他否认毛泽东是“专制独裁的封建帝王”，其理由是：
什么叫封建帝王?封建帝王是压迫农民、维护地主统治的世袭君主。毛泽东何许人?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成功地领导亿万农民最终推翻地主统治的伟大人物。他青年时即号“农民王”，终其一生都造地主阶级的反，他是封建帝王的最大克星。是二干多年封建社会最大的造反派。说毛泽东是封建帝王实在比指鹿为马、指黑为白还要荒谬。说毛泽东“专制独裁”，也是信口雌黄!……毛泽东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尽管在民主建设上仍有诸多的缺陷，但它仍是中国历史上最民主的政府。除了文化大革命这个非常时期，这个政府的所有重大决定，都是经过法定的会议讨论通过的;即使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各级政权瘫痪了，党和国家的重大事务，仍然由党中央和国务院法定的会议讨论决定。既然是通过了合法的形式，你并不能说它是专制独裁!毛泽东生前对英、法、美等国所奉行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比较欣赏，他曾对我们说过，我们宁可走英美式的民主道路，也不能走法西斯、贝利亚式的道路……
这是最为典型的奇谈怪论!这样弱智和罔顾基本史实的奇谈怪论竟然出自曾经的史学权威戚本禹之口，实在让人难以相信。因为曾是“农民王”，是“二干多年封建社会最大的造反派”，就不可能是专制帝王，逻辑上就不成立，何况也不符合史实。中国皇权专制社会帝王中的刘邦、朱元璋、洪秀全等，不都是所谓的农民起义领袖出身吗?
至于毛泽东是搞独裁还是搞民主，最好还是听听他的自我表白：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超过秦始皇一百倍”还是牛刀小试;到了1957年，抓了55万右派，更是超过了1000多倍)
“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是历来不主张制定宪法的，可是，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份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的嘛。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当然啦，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
“解决中国的问题，须马克思加秦始皇。”
其言旗帜鲜明，无半点伪饰，可谓“白纸黑字，铁证如山”;至于毛“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光辉业绩，更是举不胜举，例如，整死刘少奇，整死彭德怀，这些戚本人都曾经参入其中的暴行，不知是否“通过了合法的形式”?
另外，专政——独裁——全面专政，这才是毛泽东思想最本质的东西，毛一直到死都在严防资本主义复辟，严防西方“和平演变”， 这一点戚本禹也不会不明白，而现在戚居然把“改革开放”、“宁可走英美式民主道路”与毛联系在了一起，岂不太荒腔走板了吗?毛泽东地下有知，能同意吗?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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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中站在毛路线一边的红卫兵常用“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这句话批判“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其实，就坚守毛的文革路线而言，这顶帽子戴到戚本禹的头上倒是恰如其分。只是，戚本禹这个早已被毛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批倒批臭的“小爬虫”主动站出来为文革招魂，毛和江青等人倒是未必同意，更不会领情。
不知戚本禹对此是否会感到尴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