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二难：登天难，入党难。
当我们上小学的第一天，班主任汪老师就庄重地告诉我们：人生有三个里程碑：少先队，共青团，和共产党。我牢牢记住，并极尽努力去达到这人生的三个里程碑。生怕错过了一个，把人生给毁了。
第一批入队的名单没有我，心里慌的像赶不上那已经出站的火车，二年级下学期，那片红色的领巾绑到了脖子上，才深深地松了一口气。 我们班上42个小学生，“家庭出身”那格统一都是“革命干部”。三年级，有个女生留级到我们班，在那一栏写了“工人”我认真地纠正她：“错了，这里应该是写《革命干部》。”她望望我，就歪歪扭扭地写了“革命禾部”，但是她始终没有带上红领巾。我们并不知道这有什么区别，也从来没有想过父母不变，“家庭出身”却会随着时代而改变的。
第二个里程碑的道路，比第一个要艰难多了，因为家庭出身已经改变，本来是革命后代，现在不是了。要入团，必须亲笔写“与父亲划清界线”并永远记在档案里。全家父亲最疼爱我，总觉得心里不安，写这个很没良心，拖了很久，最后一年老师催逼着让我快写，要不然人生就半途而废了。于是我的档案里就比别人多了一份“材料”。父亲什么时候当的叛徒，我不确定，但我觉得自己像个叛徒，担心哪天父亲真的和我划清了界限。老师也许是同情我，就在毕业前最后一个星期发了团徽，总算让我的人生没有断了档。当我拿到它，视它为世界上最煊丽珍贵的徽章。那红领巾和团徽，如同金银财宝一样珍藏在一个小木箱里，跟随了我很多年。
16岁开始向人生最后一个里程碑进军。牢牢记着父亲的教导，共产党员要吃苦在先，享受在后。于是我就努力找苦吃，把好处都让给别人，希望能早日完成这人生的最后一个里程碑，不要误了人生。
在大学里，为了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带头到区垃圾公司去劳动。总找别人不愿做，最脏的地方去，一次刚下过大雨，很多路段积水，有的垃圾箱的水积一米深，黑色混浊的水里泡着烂菜，臭鱼，废纸，臭气熏天，踩下去黏糊糊探不倒底，高一脚，低一脚，心里发麻。同学不愿去，我就抢着去，觉得这样才够格一个党员，像电影里的英雄，替老百姓受苦。每次劳动回来都是精疲力竭倒下就睡。后来党员们也受不了这样的苦了，决定取消了这样的活动。我感到很遗憾，没有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的机会。怎么能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的一员？
我在学校是活跃的，写文章，出墙报，任何活动我都积极参加。希望能以先进的行为正明符合先锋队员的资格。可是不管我怎样努力，还是在被考验的队伍里徘徊。有个同学沉默寡言，她父亲是某单位的党支部书记，我父亲虽然是“叛徒”，但我一直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和她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我们是同时被列为发展对象的，可是批准下来只有她的名字。书记说了 ：“让比你差的同志先入党，是党对你的考验。”我就不明白了：那么为什么不找一个比她差的同学考验她呢？先锋队组织，让差的先参加，优秀的接受考验？那么比我差的人太多了，都让他们入党来考验我，这样的考验何时才能结束？
还有位女生在毛主席的追悼会上，当场晕过去，于是她就入了党。让我好羡慕，我怎么就晕不过去？说明我对毛主席的感情还不够深。后来她很快提干，当了科长，按干部政策还分到一套房子，又有出国考察的机会。让很多同学垂涎。
好不容易等到了最后一批，书记郑重其事地对我说，“这次来不及了 ，等毕业后我们给你的新单位写介绍信，告诉他们你是优秀的，已经够条件了，让他们先发展你。”我听得很感动 ，终于有希望了。
到了新的单位，考验又重新开始了。以前比我落后的同学都在进步，入党做了干部。只有我还一直在默默地接受党的考验。做不做干部我不在乎，但是我心中的里程碑还在闪闪发光，我不能留下这人生的缺陷。
我的名字始终都在积极分子的队伍里。机关里，大家上班都是看看报纸，喝喝茶。只有我每天在电脑面前摸键盘，我第一个学会了电脑上打印文件，而且速度快过文印办公室。除了打自己的文件，别人的文件，我是有求必应。每次出差，好山好水都让别人去，没人要去的地方，就是考验我的时候。我狠狠心丢下小孩。一走就是一个星期，回来时，孩子见到我，转身就跑。年底公司里分鱼分鸡，大的，好的都让给别人，自己就拿别人剩下的。时刻不忘共产党员要先人后己。终于参加了预备党员学习班，还通过了考试。这人生的第三个里程碑近在咫尺，眼看就要触摸到了。
书记最常说的就是：“党的大门始终对你打开着，你要经受考验。”看着别人一批批地进了大门，我无论怎样努力，却总也跨不进去。常常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小事，就被大门给砸破了头。
虹口公园门口的21路公交车总站，永远是人山人海的地方，早上更是。我常常站在那里被人群挤得站不稳脚跟。一辆车来了，大家都蜂拥上去，就像是世界末日来临，逃离地球一般发了疯似地冲！我根本就没有能力与人去争。所以迟到的可能是百分之九十，有一次被挤跌到在地，差点被急迫的人们踩成尸体。
第一批入党的名单里，没有我。书记告诉我说，有人反映我常常迟到。哦，是事实。党员是先锋队，任何事都应该冲锋陷阵，包括冲上车。
为了改正迟到的缺点，我决定骑自行车。于是，每天早上，我就骑车上班，路过那闹暴动似的停车总站，心里挺痛快的。总算摆脱了血战的清晨。而且克服了一个入党的障碍。
我们办公室在上海最繁华的南京东路上，大楼造了25 层，曾经在南京路上风光了几年。每天从大楼里进进出出，过路的人都用羡慕的眼光追逐着我们的背影。虽然没什么钱，但也让人享受到一种优越感。大家上班都很准时，下班也准时，中间干什么就各取所需自由发挥。有人忙着勾心斗角，有人忙着学习考试升级，有人忙着赚钱，也有人来上班就是等待下班的。机关很大，很多部门都是可有可无。除了喝茶看报纸，大家都会“下基层”看看。我耐不住办公室的寂寞无聊，也挡不住热闹非凡购物天堂南京路的诱惑，偶尔也会忍不住随波逐流去逛逛。奇怪的是别人去了，都没事照样入党提干。可我一去就出状况。
有一次我打完了文件，去对面不远的邵万生，买了一瓶黄泥螺。事过不久，干部处长就找到我。
“这次发展新党员没有你了。”她很神秘把我叫到消防楼梯口对我说的。好像报告一个党的秘密。
“为什么？”我已经努力了十几年的人生里程碑，眼看就要触摸到了，又要夭折？
“有人看到你在逛南京路。”她把手搭到我的手臂上，轻轻摇一摇，好像为我抱不平，又无奈的样子。
“哦，是谁告诉你的？”我不想赖，因为是事实。万一就是她看见，说谎岂不是更尴尬。
“这个你就不需要知道了。反正这一批你是没有了。好好表现，以后我会帮你的。”言下之意有人在陷害我，只有她是挽救我的。她抬起头望着我后悔无比的眼神，轻松地笑笑。
这样的话已经有好几个处长，科长对我说过。但是，谁是帮我的，谁是害我的，我真的不知道，而且永远不知道。不明白的是，这个报告的人，他也一定在南京路上！同在一条路上，我就有罪，他就无罪？
就这样，一瓶黄泥螺，又把我人生的最后一个里程碑，推得遥不可及。
从16岁那年就开始了艰难入党旅程。每年都认认真真地写了入党报告，几乎每个开头都是“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外加思想汇报，算算一共写了16份，没有一份是有效的。直到出国，那年年的飞雪，始终没能迎春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