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朝阳市农村生产队考生张铁生，在1973年大学招生的文化考查中交了白卷，但却在考场写了一封愤怒抨击考试的信件。 （图为“白卷英雄”张铁生）
文革期间北京出题考教授小记
进入七十年代以来，为贯彻毛泽东“七二一”指示，全国高校开始从工农群众中间选拨学生，招收了一批批工农兵学员。由此改变了文革前长久实行的招生制度，相应的考试方式也变得简易。但就是这么简单应付的考查办法，遭到辽宁朝阳市农村生产队考生张铁生“一张白卷”的冲击，他在1973年大学招生的文化考查中交了白卷，但却在考场写了一封愤怒抨击考试的信件。时任辽宁省革委会负责人、毛泽东侄子毛远新抓住这个由头，在幕后运筹中央级媒体，有预谋地刊发了《一份发人深思的答卷》长篇报道，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潮流”的运动。
“交白卷”事件在高校酿成不小的波澜，相当多的高校教师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心中的不解，民间的抵触还是隐约地呈现出来，高层觉察到这种涌动的敌意和抵制暗潮。如何看待张铁生的白卷？旧的考试制度是否可行？有的地方悄悄地对教授、副教授进行突然的文化考试，试题大都是1973年高校招生中的理科题目，让教师出丑，以此来弹压学校教师说怪话的风气。
毛远新闻讯后也想尝试一下效果，就把沈阳医学院做为试点单位，突然召集基础部38名教授、讲师到教室考试，果然有不少教授当场答不上考卷，事后被迫承认“张铁生交白卷是可以理解的”。毛远新对此表示：“这个办法很好，各校都可以试试”。“考教授”之风就由此从辽宁刮起，经北京、上海吹向全国。江青在1974年中央会议上以表扬的口吻说道：“这个考教授，是从东北开始，就是张铁生。”
毛泽东知悉后有所附和，1973年12月中旬与政治局部分成员、军区将领谈话中，几次提到不要看不起“儿童团”，他直接提议在北京要把八大学院的教授集中起来，出一批题考他们。高层一向知道毛对教授的轻蔑态度，毛最著名的语录之一就是：“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文革前他就再三表态，最厌恶的就是老师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怪题偏题整学生。
遵照毛的指示，1973年12月30日上午，国务院科教组、北京市科教组召开会议，确定对北京17所高校的教授、副教授进行一场考试。上午刚开完会，就组织专人在清华大学出题，考题则是从1973年全国高校招生的数、理、化考题中挑选，选定后即印考卷，紧急送往各高校。下午至晚上，各校即以开座谈会的名义，事前没有通知，骗教授们到会议室或教室，突然宣布考试，并特意强调依据旧教育制度的考试方法，规定考场上不许交头接耳，要求两小时内交卷。一些在校的工农兵学员出现在考场，充当临时监考人，无形中就变成社会上流传的“学生考教授”的版本。
对于此次突然考试的意义，北京市委1974年1月17日向中央的专题报告中阐述道：“广大革命师生员工认为，这场考试是对旧考试制度的一次批判，是对资产阶级右倾回潮的一个反击，是对张铁生反潮流精神的一个支持，是对教育革命的一个促进，对大多数教授来说也是一个深刻的路线教育。”报告中坦承，此次考试对教授们震动很大，学校里反映强烈，对高校的思想面貌将有较大的改善，有望提高教师的思想觉悟，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切实改革文化考查问题。
工农兵大学生：50后一代的青春记忆
市委报告中透露，参加12月30日考试的教授、副教授共613人，及格者仅53人，占8.6%；不及格者560人，占91.4%。其中得零分（包括交白卷）的209人，占34%。参加考试的理工科教授，不及格者301人，占85%，其中又有20人得零分，占6%。参加考试的259名文科教授，没有一个人及格，189人得零分。清华大学参加考试的143人，除体育、美术等专业的12人得零分外，及格的仅24人，有9个一、二级教授和一个留苏博士都不及格（见1974年1月17日《中共北京市委关于考大学教授的情况和反映向中央的报告》）。教授中不及格者占九成和零分者占三成，成绩如此之差，也出乎主持者的意料之外，更让他们欣喜若狂，津津乐道，似乎一下子抓住教授们的软肋和把柄。实际上，让不同学科（尤其是文科）的教授应付同一种理工试卷本身就是荒唐之事，违背了治学递进、得失相间的学科规律，许多初级阶段的基础考题不会做或习惯性的遗忘应是正常不过的教学现象。
从一些题型来看，并不是特别有难度。有一些容易理解的简答题，还是有三分之一的教授没答上，或者写下一些怪异的答案或做打油诗。这里就有拒绝作答和不屑配合的成分，也暗藏着些许愤懑的抵触情绪。
在市委报告中，特别点到北京师大历史系教授白寿彝的名字，他和北大三个理科教授，在宣布考试后，题目都没看就交了白卷，“扬长而去”。还有一位特异表现的是钢铁学院地质教授谢树英，由于对政治运动中受审查不满，拒不答卷，但没有离场。文革之后，白寿彝女儿回忆说，父亲当场识破四人帮不可告人的诡计，在答卷上只写了自己的名字拂袖而去，表达一种愤怒和抗争。
市委报告中并没有对白寿彝的举动有何不利的评价，只是含糊地说，“有的人则有这样那样的不满情绪”。在白寿彝的名字旁加以注释说，“党员，十大代表”。白寿彝在当时是被党组织重视的高级教授，能成为党的十大代表已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极高殊荣，属于重点保护的“革命化”代表人物和特殊党员。他居然离场飘然而去，不给组织面子，也让市委及高校党委人士百般不解。
让市委开心的是，这次考教授暴露了一些教授无知、可笑的面目，可以让广大群众认识到资产阶级教授的无能和欺骗性。答卷中有一些需要死记硬背的常数，如冰的熔解热是多少，清华大学力学“权威”、老右派钱伟长、北京大学热力学专家王竹溪也没有答出来，本行业的常识题为何落空，也确实令人们费解。钱伟长自己事后也承认，这次“考糊了”。
政治上偏右倾的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教授何东昌一向不为市委所喜，觉得他过于自负，做事张扬，曾经与人说过：“全校四十多个专业都能说上话，凭我一支笔、一张纸，就能算出人造卫星的轨道。”而这次他居然考了不及格，在答题中出现了-2-1/2-1/2=1的大笑话，让市委内部有一种解气之感。
何东昌曾“诬蔑”工农兵学员像面包，一捏就瘪。这回清华来自工农战线的学生则嘲讽说，他才真是面包，一考就瘪了。 市委报告中引用了清华、北师大等校的工人发言，他们兴奋地表示，路线不同了，时代变了，学生考教授了。有的工人说，平时教授的架子挺大、尾巴翘得很高，很吓人，看不起工农兵。这一考，许多人“考蔫了”，煞了一下资产阶级的威风，打败了对教授的迷信，大长了工农兵的志气。
北京师大历史系教授白寿彝，在宣布考试后，题目都没看就交了白卷，“扬长而去”。
市委报告中也没有一味地丑化教授，还是尽力显现安抚、拉拢的政策一面。借用工农兵学员的发言内容，市委领导多次强调，这次考试，不单纯是考业务，而且是考政治；不是出哪一个教授的洋相，而是用事实教育他们，使他们认识到如果不前进，搞倒退、回潮、复辟，是没有出路的，目的是为了调动他们起来和我们一起向封资修开火。
一些参加考试的教授一再表示颇受震动，触动很大，从中受到教育。他们原来以为是出席重要会议或赴宴，想不到参加了这么一场罕见的特殊考试，内心极为紧张、焦虑，有的甚至不知所措。
应该说，历经文革几年的磨炼，在异常恶劣的政治环境中，许多教授已经有了较强的适应能力，能自动地应对袭扰而自保。再则，教授们浸泡政治运动几十年，担惊受怕，长期被强迫灌输，对官方政策有较多的认同感，在行为上已懒于对抗。思想洗脑的结果便是，丧失了部分思考的自省能力，容易附和党组织的任何决定，轻易表示赞同和拥护的态度，并始终保持自我批评的姿态。
在市委致中央的工作报告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成批量的教授们的表态发言，大都是从正面去肯定“考教授”的政治意义，批判教授群体的所谓“不当”言行，不惜以自污的方式来应付过关。譬如，清华大学教授童诗白说，我念过几个大学，大小考试不下千次，可谓“身经百战”，“千锤百炼”，这次一考，证明“金字塔”还是不行的。清华大学建工系教授陶葆楷说，原来我们这些人实践方面不行，搞建筑的到农村连猪圈也不会盖，出了洋相，没想到在文化考查上也出了洋相。清华水利系教授张光斗交卷时连连说道：“考得不好，原形毕露，原形毕露。”
涉及新旧考试制度的是非，大多数人反映，通过这次考试，受到了一次很好的路线教育，他们对旧考试制度的看法有了一些变化，对教育革命的认识也有了一些进步。北医教授胡汉生说：“旧考试方法是典型的资产阶级考试方法，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社会，从考状元到考博士，都是沿用这种方法。特别是苏修的‘三堂会审’，弄得学生很紧张，压力很大。我们过去吃了几十年的苦头，现在反过来又用这一套整工农兵学员，这确实是个大问题。”北师大教育学教授王焕勋说：“这样一考，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了旧教育那一套东西的反动性。”钢铁学院教授高澜庆、于学夫说，自己受孔孟之道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很深，也毒害别人，总认为不考不放心，用这种考试方法和标准录取学生是大错特错。
不少教师想起1963年毛泽东在春节座谈会上对教育制度的谈话，认为十年过去了，考试问题还没很好解决，有的教师习惯走老路，仍以“了解学习情况”为名，对工农兵学员搞突然袭击。由此他们认识到，毛主席的指示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顽固地想继续统治学校，因此教育革命必须继续坚持下去。
市委报告中用两句话语概括了教授们的心声：“这一考把我们考醒了。”“离毛主席的教育路线近了。”清华大学教授张维的一句话被认为更贴切、到位：“这次考试，对教育革命考出了一点感情。”
进入七十年代以后，中央高层对重新开张的高校工作并不持乐观的态度，认为与文革前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没有做有效的切割，围绕着招生制度的改革，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一直尖锐地存在着，有些人特别是一些教授看不起工农兵学员，继续利用考试这个手段对工农兵学员实行“管卡压”。此次考教授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迫使教授们承认自己知识体系的不足、缺陷，认可张铁生“交白卷”破天荒的革命意义。官方在考教授后所收集到的反映中，有意地多集中在对张铁生事件的表态上。
报告中列举相当多的事例，以此佐证教授们的认罪程度。清华大学教授孟昭英说：“过去对张铁生的信不服，经过这次考试服气了，认识到他是正确的反潮流。”北大教授张龙翔、张小霞说：“这一考，才觉得张铁生的精神很可贵，张铁生确实造了修正主义的反。”北京师范学院副教授王光兆说：“这些题原来是考工农兵学员的，和文化大革命前基本一样，理论联系实际，反映了智育第一的流毒，这就是右倾回潮。”北大教授金克木说：“用这样的题考工农兵，完全是刁难，是有意阻碍工农兵上大学。”
通过这么一次用心难测的考试，一些教授因考试低分失尽面子，也看不出危机的处理前景，只能顺着官方的宣传口径来表态，而且态度更为激昂、偏激。一些教授异口同声地说，出偏题、难题，搞业务挂帅，就是资本主义回潮和复辟，用分数卡工农兵，就是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北大副教授沈克琦说：“这些考题都是死记硬背的书本知识，不联系生产实践，看不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只能把青年引向埋头读书、‘三脱离’的老路上去。”有的教授干脆直接表示，我一拿到考卷就站到了张铁生一边了。
反对的声音是极其低弱的，近乎牢骚，甚至是模糊的、忽略不计的。北大教授梅振安说：“这样考，没人当教师了。”工业大学教授侯汝勋在试卷上写道：“这些数、理、化题，考生都应该知道，否则，以后学习专业就无法进行，将被世界上其他各国远远抛在后面。”这种反应仅限于个别教授，并没有恶意抗上，但能委婉、含蓄地表达也属不易。
1974年1月5日，上海市革委会文教组模仿辽宁、北京的做法，也对全市18所高校650教授、副教授进行考试，分政治、语文、数学、理化四部分共17题，考试结果及格65人，占10％；不及格585人，占90％。这个考试结果及比例与北京大体相近。1月25日在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江青、姚文元、谢静宜拿两地考教授的结果和事例，互相插话，极尽奚落之能事。江青说，这两次考都有缺点，就是没有出社会科学的题目。
由于江青的交待，也鉴于有些文科教授对这次考试不服气，北京市委文教组曾拟定再出一些文史哲、政治方面的题目，专门对文科教授进行一次考试，“以剥夺他们的借口”。但从后面的实际情况看，此次文科教授考试并没有按计划举行，估计被汹涌而来的批林批孔、反右倾翻案风运动所打断。
1974年元旦前后，北京各院校党委曾分别组织参加考试的教授、教授开座谈会，向他们讲明这次考试的目的和意义。市委报告中这样描述，“座谈会重温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教导，引导他们正确认识国内外的大好形势，同时肯定他们几年来的成绩和进步，勉励他们加紧世界观的改造，和革命的教职员工一起，同修正主义回潮作斗争，争取做教育革命的促进派。”一打一拉，严厉与抚慰，轮换“好人”与“坏人”的角色，这都是党内斗争与工作的常态。
1974、1975年教育界反右倾翻案风运动翻江倒海，牵扯到高层的权谋，人人经历一场恶梦般的争斗，撕杀成风，出口害人。再回过头来1973年12月30日考教授，就犹如一个别样的小插曲，一个莫名其妙的过场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