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日前表示，英国“脱欧”后有可能加入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这印证了此前的一个判断，英国脱掉欧盟“紧身衣”，更方便搞全球化。换言之，通过地区一体化搞全球化的选择，在英国看来走了弯路。
金融危机以后，欧盟在欧元区加强金融监管，主张公平贸易而非自由贸易，这在英国看来实际上在反全球化，损害了英国利益。英国经济竞争力倚重金融、法律等高端服务业，率先从欧债危机走出来，与欧洲大陆国家拉开距离。此次公投时英国人在移民问题上发泄对欧盟的不满，也就在于其希望的移民是高端服务业人才，而非来自东欧。
跳出欧洲看世界，更能理解英国“脱欧”的初衷：未来十年，英国海外市场90%的增长来自非欧盟国家，尤其是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脱欧”后的英国，更能打造中英合作黄金十年，这让其他西方国家感到不爽。不久前，卡梅伦为此遭受G7其他成员攻击。
更一般来说，全球化并没有如预期地同化世界，反而在发起全球化的西方内部造成分层，英国“脱欧”、特朗普现象是典型例证。经济结构和竞争力分层，是造成西方内部板块裂变的肇始，这在去年英国率先加入亚投行时已见端倪。这对中国处理与西方世界关系带来重要启示，也提醒我们反思区域化和全球化的关系。
区域化未必是全球化的最佳方向和路径。以前大家都认为区域一体化是达到全球化的必经路径或是高级路径，而且欧洲一体化是最深、最广泛、最高水平的，结果它自己就出现逆转。正如英国“脱欧”所显示的，欧盟只是欧洲的选择之一，并非必然选择。全球化的负面效应，也让人们不能对地区一体化想当然。
这同时促使我们重审全球化时代的政治。政治并不完全是精英设计，自上而下的政治设计遭遇自下而上的反抗。欧洲一体化的逆转和英国“脱欧”，都是如此。
地区一体化与全球化分道扬镳了，理智遭受情感的解构，精英遭受大众的解构，这提醒我们重新看世界。比如我们老说东亚迟早要融入欧洲的模式，很多人认为欧洲代表世界的未来，欧盟是人类发展先行者，现在就有别的路径了，或是因为全球化本身错了，也可能是原来的单向思维方式有问题。
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启示是，“一带一路”建设并非将欧盟模式推向欧亚大陆，反而是多样性的亚洲模式在欧亚大陆的演绎。“一带一路”一方面要重视机制化软肋问题，另一方面也要“一国一策”，发挥好政府与市场双轮驱动，不能迷信市场化与地区一体化逻辑，而是要打造“包容、均衡、普惠”的合作架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