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的冬天，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出了国，来到欧洲L大学读博士。
我们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按在北京语言学院培训时的建议，送给导师礼物是既定节目。
临行前我到北京精心选了一对景泰蓝瓶。当然了，那时候的包装实在不能恭维。这么说吧，我一直认为“买椟还珠”那个流传两千年的成语所对应的故事肯定是假的，要不就是在流传千年的某个环节出了断链。
导师是我一生崇拜的人之一，他的学术造诣、他的人品、他对我指导时的洞察力和方向的稳准把握、他对我生活上的照顾、对我的方方面面的宽容，让我一生视他为导师。否则，作为一个工科学生，不可能读一个博士学位可以发表11篇论文。
当然，让我对他起初有深刻印象的是他的涵养修养和仪表风度。我第二次见他时呈上了礼物，导师当即打开，看出来是由衷的喜爱。他表示了谢意。
第二天，导师和我说：明天是周六，他和他的妻子要邀请我到家了吃晚饭。我非常乐意地答应了，我知道这是他对我送他礼物的回礼。
第二天，他开车到我还在住着的旅馆楼下来接我。我的导师有一个最良好的习惯，就是和我约时间谈课题，正负误差从不超过三分钟。
导师开车走出了大学所处的市区，向海边驶去，半个多小时以后，停在了我们中国人说的一栋别墅旁，听到车声，他的妻子已经在门口出迎。
我是第一次到这样豪华的房子做客。原来在国内仅仅去西苑饭店见过海外的亲戚，去昆仑饭店买过机票。
一进屋，我马上见到在他们家客厅显眼处，有一个玻璃罩着的瓷器，一看就是中国产的。一年后有机会到他们家过圣诞节，再近前细看，才知道那件瓷器上明朝成化年间的。我记得那时候哥伦布还没有发现新大陆。
后来经常有机会和导师出差开会，闲聊中得知，他的父系祖先在殖民帝国时期是公爵，缘于第一代公爵发现了新大陆上一个重要的地域，现在是一个重要的国家。
进门后，按当地的习惯，一边聊天一边喝着一种酒，一种饭前葡萄酒（酒精含量18%左右，高糖度）。这种酒我始终爱喝，现在每年都要喝上三四瓶吧。在美国我也能够搞到它。在国内请朋友在饭前甚至饭后品这种酒，简直成了我的一个标记。这种酒，在于品，不在于饮甚至灌，一般的标配是放在哈密瓜片上的生火腿薄片。我记得当时和一个台湾同胞（现在的一个台大教授，影星张津林（安雯）的堂哥）在一个阴雨霏霏的冬季周末，喝着葡萄酒，听他大侃正德皇帝在豹房的故事，酒喝光了，哈密瓜吃没了，就剩下咸生猪肉。
开始吃饭了，首先一人一小盘生蔬菜沙拉，要滴上有些甜味的橄榄油，随着是一道蔬菜汤，主要的用料就是一种扁豆，搅的碎碎的。我以后再没有见过其他国家的人能够做出来那样好喝的soup，一爱上这种汤，就一直喜欢到现在。
正餐是烤鱼，伴有洋葱和土豆，外加青橄榄和橄榄油。鱼不是鲜鱼，用的是泡过两天的咸鳕鱼干，这顿饭真的是合我口味。这道主菜是我在美国家了请客的保留节目，大家都爱吃。我现在一般一年做上三次。这种鳕鱼干在美东的大型超市是买的到的。
导师太太看我吃的很香，又给我加了一些主食，那天晚上真的吃的很饱很美，很留下了美好回忆。
按我在国内时培训时的所学，我知道最后一道就是饭后甜点。
那天导师夫人上的饭后甜点有蛋挞和三种水果，带皮切成段的香蕉、切好的当地出产的橙子（个儿很大，这种个儿极大的橙子在国内还没有）、还有几维果。我知道几维果也叫猕猴桃，是新西兰的特产。可是当我见到几维果时，我差点用中文叫出来，这不就是马粪果吗？！
导师见我拿了猕猴桃，也就取了一个猕猴桃。我跟初进荣国府的林黛玉（不，初进大观园的刘姥姥）一样，有样学样，学着导师用刀叉，切下两头，再竖着切成四瓣，用刀去掉毛毛的外皮，还要把中间硬的那部分去掉，再横着切成两段后用叉子放入口中，闭着嘴咀嚼赏鉴。好酸，害得我差点裂开嘴巴。
整体过程下来，其难度、其窘态，不亚于刘姥姥用镶银象牙筷子夹鹌鹑蛋。
其实，这是我第二次吃猕猴桃。
我第一次吃猕猴桃是在1973年，在我们村我们家。那次吃猕猴桃，真好吃！
话说我妈妈有多达四个闺蜜。
一个是邻村的小学同学，后来成了赤脚医生。她小时候经常给我打针。这个宋姨打针一点儿不痛，我每次这样说，她都说：哪有打针不疼的，你准是发高烧烧糊涂了。
一个是邻村的一个赵姨，她是解放前一个大地主家的庶出小姐，但是有幸嫁给了我们村参军出去一个解放军军官。她也是赤脚医生，只不过在我6岁以后就见不到她了，她随军去了天津。以后再没有见过她们一家。她的儿子叫卫国，是我的小玩伴。
一个是我们村的一个大姨，从我姥姥的娘家那边算，我妈和这个大姨应该是third cousin。她嫁给内蒙古的一个军官。我记住她，一是因为她极其漂亮（她们家简直是美女窝！），再一个就是她一探亲回家，就要到我们家，和我妈妈说的都是她的风流韵事，也不忌讳儿时的我在场。
妈妈还有一个同学、闺蜜、好朋友，是邻村的柳姨，不知道是小名还是外号，妈妈和爸爸谈论到她时都叫她小精子（发音，或小晶子？按我妈过去和我们谈起此事，应该是精不是晶，是精明、精致的意思）。
妈妈和儿时的我们提起这个小精子，都是拿她当反面典型的：讲吃讲穿、好吃懒做。但是妈妈也说过：你们小精子姨身材好，脸上皮肤极好极白皙，说这样的人，叫藏黑露白，一生命运要比我妈妈自己这种脸和身上皮肤一样白的还要好。我经常用这句话来校验我的两个女儿，我发现她们俩经过一夏天，身上都是晒得黑黑的，都是那两张脸倒是仍然又光滑又白净。看来我的女儿们命运不错！
话说1972年，小精子从贵州省回家探亲，又来看我妈妈，还带来了一小兜东西，说是当地特产，叫马粪果。
妈妈送小精子走了以后，就把马粪果洗了要给我们吃。但是又一时犯了愁，忘了问，不知道咋吃。
过去在农村，不知道如何吃水果的笑话很多。在解放前的我们村，就有一个土财主买了街上小贩的橘子，连皮带核吃下觉得太难吃，气呼呼的出来找小贩算账结果是让小贩冷嘲热讽的故事。
我妈妈觉得那个毛茸茸的皮不能吃吧，所以就试着把皮撕下一点儿，看到有汁儿流出来，尝一尝还很甜，于是就像（后来我们）吃熟透的桃子那样把整个马粪果的皮剥下来，让我们咬着吃果肉。这马粪果，酸酸甜甜的，比那时候偶尔能够吃到的大酸梨好吃多了，我们把它都吃下去了，还记住了味道，还记得马粪果里面没有中间像菠萝那样硬硬的一段。
下面就是小精子娘家和婆家相关的一段故事。
话说，1928年6月3日，张作霖坐火车退回奉天，在次日凌晨被炸死在皇姑屯。随后国民党军队绕过济南继续北伐，进驻京津。这就是所谓的民国十七年蒋介石北伐成功。
随即国民党在北方县一级建立党部。这是公开的国民党党部，不是国共合作时期李大钊等建立的国共合一的、半地下状态的那种国民党党部。
1928到1930年，我们县的国民党党部主任是本县人王国香先生，他家老宅在我们村南的邻村，离我家的距离不超过300米。这个王先生是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的，他的子辈有中国985大学的党委书记、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国家计委的司长，他的孙辈，有在美国著名大学当生物学教授的。我和这位与我平辈的Professor Wang在一次总领馆召集的座谈会上交谈甚欢。就因为他告诉了我他爷爷的名字，博闻强记的我就替他找到了故乡故居和故事。
1929年，国民党就已经在中国北方农村开始搞了基层民主选举。
我们村（给它个化名叫齐庄）、北面的严庄（化名）、还有东北面的柳庄（化名），要组成一个行政村，要投票选出村长。
话说选举那一天，全体老少爷们参加，我们家对门富户的三公子齐井星（人称井三爷）唱票。候选人有两位，一位是我们村的齐邵文，一位是柳庄的柳魁一。
井三爷朗声唱着票，只见由关帝庙改成小学教室的外墙黑板上的柳魁一下面的“正”越来越多。齐邵文眼看着就落在了后面。
齐邵文是当时我们村最富的人家的二儿子，他们家哥儿四个没有分家之前，有400多亩地。而我们家、我姥爷家，应该是已经在城市里发展，村里就剩下了老宅和少量土地。
就在井三爷唱票完毕差不多要宣布柳魁一当选为齐严柳联合村的村长时，只见齐邵文高喊一声“不中”拿起来半块砖就向额头上砸去，血一下子就下来了。当时会场乱成一团。
齐邵文一边高声大骂，一边说这选举不公。他高喊着：姓柳的，你拿钱行贿，收买严庄姓何的哥们爷们。我跟你拼了，我倾家荡产也要跟你打官司。
我们村，在解放前基本上就是一个姓，柳庄也主要是一个柳姓，但是严庄有严和何两个大姓，姓何的是元朝原住民，不是从山西省或苏州府移民过来的，他们好像文化水平低、也比较穷。另外一个村的葛姓也是原住民、也比较穷。
这官司真的就打到了县政府，也就是县党部那里。齐庄和柳庄都动员起自己能够动员起来的力量。当时我们家人没有住在老家的，齐邵文就派人到天津北京我太祖父和叔太祖父那里搬兵。那时候我太祖父（曾祖父、太爷爷）在京奉铁路局当着正职，他弟弟在国防部二厅当着不小的官儿。他们当然帮着本村了，何况侧面一了解，真的是柳魁一行了贿。就给国民党县党部主任王国香带来口信，让他帮齐庄。
王主任也有自己的渠道了解情况。最后是在齐严柳联合村开大会，王主任上台讲话，训斥柳魁一是土豪劣绅操纵选举。重新投票选举的结果是齐邵文当选，王主任当场宣布有效。
这个柳魁一，一口气咽不下去，就病在炕上了。
话说2007年，我去看教我的初中语文的马老师，问及一些同学情况。马老师谈到“柳向东竞选柳庄村的村长，没有选上，气病了到现在还没有下炕”。我说至于吗，后来一想他倒是有其曾祖父遗风。
齐邵文当了村长，严庄何姓里面的半流氓性质的两兄弟，何大虎和何二虎就改投到齐邵文的门下，给他当起来跟班的。
1930年的春节转眼到了，按照老家传统，村里人要先给本家长辈拜年，然后给关系不错的同村或邻村朋友拜年。
话说柳魁一正在炕上躺着养病，就听着大门以外有人大哭，哭丧般的唱着曲儿哭，哭的是“柳魁一啊，你咋还不死啊？”柳魁一派家人出门一看，只见是左边何大虎、右边何二虎、中间拥着齐邵文，跪在那里正在大哭。家人回报柳魁一，这位柳老爷当时就差一点儿一口气上不来。
按照一般的戏路子，这时候柳魁一应该长袍马褂穿戴整齐，戴上礼帽，出门迎上前，高喊一声“孝子一磕头、孝子再叩首、孝子三叩头”或“孝子请起”之类的。
可是柳魁一太没气量了，或者说病的太重了。他没有做到这一点。
齐邵文和何氏兄弟，可以说是太了解柳魁一的性格、也了解他的病情。
结果是，大年初一的晚上，柳魁一一命归西。
两家的仇更深了一层。
齐邵文在何家兄弟帮衬下，顺风顺水的当了十几年村长。
突然有那么一天，四十多岁的齐邵文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柳魁一一声不响地走到他面前，然后突然脱下鞋，用鞋底子往他后背上打了三下，就又一声不响地离开了。
齐邵文惊醒过来，觉得后背正对心脏处隐隐作痛，让家人一看，觉得皮肤颜色与别处不一样。
齐邵文也就病在炕上了，后心处长了一个大疮，越长越大，后来流脓流血不止。
齐邵文，在四十多岁的壮年，就英年早逝。前后村的人都说是柳魁一把齐邵文叫去了（勾魂勾走了）。
柳魁一死了，他的大儿子柳希元当着小学教师，一直到解放后我读小学时他才退休，柳希元的唯一女儿就是小精子。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