眉县新出青铜器展观展记
2003年1月19日这一天，陕西眉县杨家村的五位农民在取土劳动中的意外发现，揭开了21世纪中国考古学的新篇章：27件铸刻有铭文的西周青铜器的出土，向西周史研究、向夏商周断代工程、向上古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这让我们想起了清代金石学家们喜欢说的那句“地不爱宝”的话，最近几年，我们时常还可以听到李学勤先生四处宣讲这句话。
一、走进西周时代
2003年3月10日，署名为“盛世吉金：中国宝鸡21世纪重大考古发现首展”的展览在北京世纪坛正式开幕。3月12日，在接受了多位值勤民警的严格安全检测之后，我碰巧赶上和正在京参加“两会”的众多陕西籍代表一同走进了展览大厅。于是，为“两会”代表讲解铭文内容就成了我的临时工作。在国外生活多年又看过多种世界顶级展览的我，也被眼前的安保措施和绝世国宝所震惊！
这27件青铜器铭文，有铸有刻，极为清晰。其内容又是围绕着西周王朝中的单氏族而来。在两周历史上，单氏族可谓大名鼎鼎！依据史料记载，从西周到东周这一家族就出了二位“伯”和八位“公”，数百年间二十几代先后为官，单氏族居然长期不倒，权倾一朝。在西周时代，“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位制度，为西周官制的建设，提供了严格的品位基础。单氏族就成了这一品位制度的典型代表。先说这八位“公”，他们是单襄公、单倾公、单靖公、单献公、单成公、单穆公、单武公、单平公。两位“伯”的名字一直是个历史谜案。因为《左传》等先秦史书中只说是“单伯”，没有提到具体的名字。但是，在以前出土的《单伯钟》和《单伯鬲》铭文中明确说明了一位单伯叫“单（伯）昊生”，一位单伯叫“单（伯）原父”。所以这也就解决了两个单伯的名字之谜。王国维所主张的“二重证据”说又一次得到了验证。
看过《国语·周语》的人一定会有这种感觉：怎么《周语》中对单穆公的描写远远多于周天子呢？周景王要铸大钱被他反对、要铸大钟也被他反对。足见单氏族在周王朝的特殊地位。这一现象终于引起了众怒，于是在《左传·鲁昭公二十六年》，他被王子朝指责为“剥乱天下”。
在我所收集到的铭文中记载的有关单氏族内容的铜器，在这27件眉县青铜器发现之前，已经先后出土了40件。加上现在的27件，就已经有将近70件了。如果再加上建国以来杨家村前四次出土的单氏家族的青铜器，就有将近90件了。
二、挑战学术定论
在这近90件单氏族青铜器铭文中，其内容足以够成向古今学术界定论发起重大挑战的是以下几项内容：
第一是对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挑战！
在此次出土的《四十三年逨鼎》铭文中有个史官叫“史淢”。他同时又出现在《寰盘》铭文中。夏商周断代工程定《寰盘》为“西周晚期厉王前后器”。《寰盘》的制作时间是“佳廿又八年五月既望庚寅”，即厉王二十八年。而《四十三年逨鼎》的制作时间是“佳又三年六月既生霸丁亥”。即厉王四十三年。而夏商周断代工程定厉王在位为37年（源出《史记·周本纪》）。现在，《四十三年逨鼎》的制作时间“佳又三年六月既生霸丁亥”和铭文中的史官“史淢”的存在，向厉王在位37年说提出了挑战！所以，在眉县青铜器出土后，李学勤先生和李伯谦先生等人就公开宣称《四十三年逨鼎》的制作时间是宣王晚期（即宣王43年，见2月24日《北京晚报》报道）。因为他们定宣王在位为46年。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史淢”的年龄可能就要超过一百多岁了！
而且，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公布的西周金文历谱，公布了宣王时代的十件标准器。如果《四十三年逨鼎》的制作时间是宣王43年的话，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公布的《伊簋》铭文中的“佳王廿又七年正月既望丁亥”为“正月庚申朔，丁丑十八日”的话，那么到了“佳又三年六月既生霸丁亥”日就是“癸未”（初十）日，和“既生霸”有一定时间距离差。而且, 更重要的是《四十二年逨鼎》的制作时间和《四十三年逨鼎》的制作时间并不能前后衔接。因此，必须解决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公布的《伊簋》铭文中的宣王（“佳王廿又七年正月既望丁亥”）27年元月十八日和这里的宣王43年六月十日之间的对应关系。而《伊簋》铭文中的作器时间“佳王廿又七年正月既望丁亥”正是被夏商周断代工程所修改铭文的地方！他们修改为：“佳王廿又七年正月既望丁丑”。
有意思的是：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公布的夏代年表，则夏代少康的在位年限就超过了120年！
众所周知，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公布的历史年表，遭到了以美国芝加哥大学终身教授Edward Shaughnesy教授和日本东京大学平势隆郎教授等人为代表的国际著名先秦史家的反对。为此，以著名历史学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为首的四人专家组专程到美国，和Edward Shaughnesy教授等人展开面对面的对话。《中国文物报》第1015期上为此曾经专门刊发了一整版的有关报道。对话以李学勤先生的提前告退回国而中断。
第二是对《世本》和《路史》的挑战！
古代有两部有关上古历史的著名而又权威的辑佚书叫《世本》和《路史》，书中主张第一代单公是周成王封自己的少子“臻”于单地才开始的。李学勤先生以前也是这么主张的，当然，现在他已经修改了观点。如果第一代单公早在西周文、武王时期就已经出现，那么，单氏族可能是加入反殷大军的周所属国之一，而不是什么受封在此。诚如是，则杨家村就有可能是单氏族的发源地，而非受封地。而且，传统的二伯八公之说明显受到了挑战：出现了比二伯八公还要早的真真正正的第一代单公！
第三是对“历人”一词定论的挑战。
古今有不少学者主张“历人”是“人鬲”或“枥人”，指奴隶。但是，具体含义为何并能成定论。现在看来，通过此次的《四十三年逨鼎》中的“令女官司历人”的铭文来看，对古今的这一定论还有继续检讨的必要。
三、迷乱的星空
眉县青铜器的出土，迅速震惊了国内外学术界！一些不实和外行的报道也同时出现，有的居然出自我们的专家之口！比如，有的专家在西安接受记者采访时就声称因为这27件青铜器的出土“数位周王得改叫法”。理由之一是在此次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厉王的名字是从“柬”从“刂”的“ ”字。我在此特地向我尊敬的这些老专家们说明一下：早在1992年陕西长安县徐家寨村出土的《吴虎鼎》铭文中就已经使用这个从“柬”从“刂”的“ ”字来称呼厉王了。只是当时有关学者们在释文中把此字写作“刺”字而已。现在看来，作“刺”字是不妥的。再如，在《四十三年逨鼎》铭文中明明白白说到“乃令女官司历人”，可是在所有报道和现场解说词中都大谈特谈逨“长期主管周王朝的林业和渔业”！
甚至在新加坡的《南华早报》和北京的《千龙新闻网》上居然说“青铜器国宝引发考古热潮，提出从未记载的孝王”？！这一消息的作者可能连《史记》也没读过吧，起码没有学过中国通史！因为史书中对孝王存在的记载是明明白白的。请原谅我对新加坡人的中国史知识要求过高。
在现场看青铜器，唯一遗憾是没有地方出售此次青铜器铭文的拓片。只有出自马承源先生所认可的释文。但是，释文并非十分准确。如，《逨盘》铭文中“伐楚荊”的“荊”字，释文却写作“ ”。类似的现象还有十几处。
关于所谓的“列鼎制度”问题，即西周王朝规定的根据使用者身份的不同所使用鼎的数量也不同。最高是九鼎，最少是一鼎。它是周礼的一种体现。所以清代大学者阮元就曾说过“器者所以藏礼”这句话。这次却同时发现了十二件鼎，而且也没有以往的与鼎相配套的簋的出土（即鼎的使用和簋的使用是奇偶搭配的）。其中，十件鼎的纹饰全一样，有的学者提出：可能说明了这十件鼎是分成两套来使用的。但是，“列鼎制度”和“鼎簋奇偶搭配制度”是否适用在窖藏保存中就成了新问题。比如，这次出土的《逨盉》就高48厘米重12公斤，有的报道为此就提出了当时人们的酒量问题——这和西周王朝的禁酒传统是极不相融的。在《尚书》中就有《酒诰》一篇，西周天子正式宣告“无彝酒”，即不可酗酒。因此，实际上，在西周时代，盉这种铜器至少有三种用处：盛酒壶，加水以调节酒的浓度的兑酒器，装水的洗手器。因为盘是盥洗用器（相当于洗手洗脸的盘），所以它常和匜（相当于水瓢）或盉搭配使用。所以，此次出土的这件《逨盉》，我认为如果不是和《逨盘》搭配使用的，就是用来兑酒的，而不可能是专用来装酒的。可惜在现场解说词中只说明是酒器，未免有失偏颇和误导读者。
《逨盘》的出土，标志着西周青铜器中“四大重盘”概念的正式出现：《散盘》、《墙盘》、《逨盘》和《白盘》。从此以后，“西周四大重盘”就成了研究中国上古历史和思想和制度必须予以注意和解读的史料。
大规模的铸造青铜器的活动，使得原料来源成了一个重要问题。而当时中国最为重要的产铜基地是湖北和安徽一带。其中又以湖北为最多。所以，相应的也就使当时湖北地区的楚国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在周代，甚至西周天子昭王前来征战时就淹死在湖北的汉江。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征讨荆楚也就是很常见的战事了。除了此次出土的《逨盘》之外，还有《令簋》《过伯簋》《墙盘》等几十件。在《诗经·小雅》中甚至还有周人骂楚人的诗歌“蠢尔蛮荆，大邦为仇”。频繁征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获取铜料。
四、结尾
在古代中国发现青铜器都被看成是吉利的征兆。当然，也有人认为是不吉利的。最著名的故事出自《汉书·郊祀志》：当时美阳地区（今陕西扶风一带）发现了铜鼎，大臣们多主张献荐宗庙。但是，古文字学家张敞就解读了铭文内容，并提出了“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赐大臣”之物。因此，把发现青铜器看成吉兆或凶兆都是不可取的。但是，对于我们今天来说，这类青铜器发现越多越好！不光是为我们这个时代添光加彩，还可以为传统国学的研究、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为西周史的研究、为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为考古学的研究，以及为上古科技史·先秦民族史·古文字学等等众多学科的研究提供不可多得的出土实证史料。
忠心地感谢杨家村五位爱护国宝、遵守文物法的农民！在我们记住了单氏族的名字之时，也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吧。他们是：王宁贤、王拉乾、王明锁、王勤宁、张勤辉。作为一名研究殷周金文和古典文献学的专业学者，我向他们深鞠一躬，表达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