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父簋》铭文新考
1980年，著名历史学家张政烺先生发表了《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这篇著名论文，他对金文中数字卦问题的精湛解读，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在甲骨学界、金文学界和易学界的一个“斯芬克斯”之谜。”张老演《易》”的学界佳话和这篇著名的论文，如同当年王国维先生以殷墟卜辞考证殷代先公先王用来印证《史记·殷本纪》的真实性一样，必将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留下清晰的一页！
自那以后整整20多年过去了，中外学者对《周易》成立的研究，在帛书《周易》经传的解读工作的全面展开而向前发展着。这20多年来，特别是张政烺、于豪亮、李学勤、韩仲民、连劭名、陈松长、邢文，以及台湾学者陈鼓应、严灵峰，日本学者池田知久，美国学者夏含夷先生有关帛书《周易》研究论著的发表，极大的改写了古代经学史上对《周易》的起源所形成的传统化的认识。它标志着一个脱离了数千年治《易》方法和传统的发生学的和文化史学意义上的《周易》考古学派的正式形成。
在张政烺先生《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一文的《甲骨金文中易卦史料汇编》一段内容中，他曾罗列了32个数字卦的使用实例。其中，在该文第20页中曾引用了留有数字卦的《效父簋》铭文。但是，略有遗憾的是，他对此件青铜器铭文的全部解说只是如下聊聊数语而已：
效父簋，见《怀米山房吉金图》卷上，22页。铭文“休王易效父〓三。用乍厥宝
尊彝。五八六”。
李学勤先生在《周易经传溯源》一书中对《中方鼎》铭文的解读情有独钟，也忽略了对此件铜器的存在。由于此器现藏于日本宁乐美术馆内，国内学界可能知之不详或不太重视。在此，笔者就《效父簋》铭文的解读和《周易》卦象的关系问题，提出一点粗浅的看法，以就正于同道。
一、《效父簋》概说
依《怀米山房吉金图》中的解说，此器“高四寸八分，口六寸一分，足五寸，深三寸六分，重一百两，镂款腹底”。此器阔口无盖，两耳上部饰牺首状，下部饰鸟尾状，腹中外部饰饕餮纹，底部外围饰凤纹。
二、《效父簋》铭文释文
有关《效父簋》铭文的释文，目前有以下数种∶
①郭沫若释文∶“休王易效父冰三。用乍氏宝尊彝。五八六”。
②唐兰释文∶“休王易效父吕三。用乍氏宝尊彝。五八六”。
③白川静释文∶“休王易效父匀三。用乍厥宝尊彝。五八六”。
④张政烺释文∶“休王易效父〓三。用乍厥宝尊彝。五八六”。
“厥”字，张政烺先生解作从上“氏”下“十”的“厥”字，为了排版方便，在此写作“厥”字，特此说明。而且，金文家的习惯是一般写作“厥”字。其中，作“厥”和“氏”，文意大致相同。
看来，问题的关键是对“〓”字的认定。而张政烺先生的释文中对此字未加解读。张亚初、刘雨先生在《从商周八卦数字符号谈筮法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对此字也没有进行释读。但他们使用了“〇”符号来表示，而没有使用习惯上的以“□”来代表无法释读或无法认定的字。或许，他们是以图像的“〇”来认定此字的吧。
以上各家观点，详细论述请见下文。
三、《效父簋》铜器的断代问题
关于此件铜器的断代问题，白川静先生在《金文通释》一书中一开始就先把它定为成王时期之器。但在文章最后又提出康王时代说存在的可能性问题。并进一步说，他认为实际上把此器定在成康时代更为合适。而郭沫若先生在《两周金文辞大系》以及吴其昌先生在《金文历朔疏证》中都定此器为孝王时代之物。唐兰先生在《西周青铜器铭文断代史徵》中定此器为穆王时代之器。但他同时有指出”疑此器教早，当更考”。即，他并不十分坚持穆王时代说。足见以上四说主张者并无十分之把握和证据，此器断代之难可想而知。
案∶诚如上述，此器铭文简单又无作器时间。但从文字风格上来看，字体似与穆王时代之标准器如《师旅鼎》等文字风格相去较远，可能穆王时代说并不可靠。其中，郭沫若先生定此器为孝王时代的理由是∶他把此器中的“休王”定为“孝王”的别称。有意思的是∶在解放后出版的《两周金文辞大系》一书中，他去掉了把“休王”定为“孝王”的说法，但又没有提出新的观点。而是采取了存而不论的态度。白川静先生在《金文通释》一书中曾有意把此处的“休王”解作“康王”，因为他在1971年出版的《金文の世界》一书中就开始主张“这些含有休王之名的诸多器物，自形状和铭文内容来看，都和康王时代吻合，这是极为明显的事情”。有鉴于此，他得出了“可能休王是康王的生号吧”的结论。因为金文中无康王之名，而历史文献中无休王之名。此种解说是比较合理的。既解决了金文中为何没有“康王”的原因，又回答了文献中为何没有“休王”的理由。当可从之。这是笔者赞同白川静说的原因。
四、《效父簋》铭文的解读
休王者，康王也。白川静说可从。易者，赐也。金问中“赐”字多作“易”，从“贝”之“赐”字乃晚出。效父者，人名。“父”字又可通“甫”，男子美称。金文中“作”字多作“乍”，制作之意。作“氏”作“厥”，其意皆“厥”也。《说文解字》中从上氏下十的此字，解说为“木本，从氏，大于末，读若厥”。作指示代词。宝尊彝者，宝贵、尊贵之彝器也。
关于“〓”字的释读，现把各家之说分析如下。
首先是唐兰先生的“吕”字说。
他的理由是可以改圆点为圆框，即为“吕”字。因为古“钉”字象形字作“●”，似铜饼之形。“〓”是两块铜饼，小篆中误作为“吕”。案∶从器物字形上看，把此字定为“吕”字恐不妥当。金文中的“钉”字象形字有作“●”的，但不能把“●”字定为“口”字。因为金文中的“口”字不作“●”形。因此之故，把“〓”解作两个“●”，再解作“吕”字的观点也就失去了成立的依据。更何况“吕”说不能对铭文给以圆满的解答。
其次是郭沫若先生的“冰”字说。
他的理由是“〓”字为“冰”字的初文，因为在《陈逆簋》铭文中出现的“冰”字就是作此字形。即以为“冰”字的左偏旁的两点水为，但如依此说则铭文的文意根本就无法进行解读。而且，我比较了《陈逆簋》铭文中出现的“冰”字和此件铜器中铭文“〓”字二者的字形问题，二者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别。即，《陈逆簋》铭文中出现的“冰”字左偏旁的两点水，和此见铜器铭文中的“〓”字，字形长短有别。而且，前者的两点水是和今天的两点水偏旁近似，而此件铜器中的“〓”字是两个平行的粗直线。
最后是白川静先生的“匀”字说。
他的理由是金文中有所谓“易金一匀”之说。“匀”字中间的两点水偏旁就是此件铜器中的“〓”字。但是此说有点不十分恰当的是“〓”字更像是“勻”字之省，而非“匀”字之省。因为在“匀”和“勻”二字中，后者的中间部分是“〓”字，不是两点水的“匀”字。
这是我对白川静说最大的修改之处。“钧”和“匀”、 “勻”三者中，可能“勻”字才是“钧”的初文。而“钧”字后起。只是“匀”“勻”二字形似而音同，才被等同为一个字。《说文解字》中收有“勻”字，解为“少也”。《广韵》和《说文段注》中都解释为“徧也”。各解都和此字真正含义有距离。可见此字形的误定造成了对“匀”“勻”二字的混同和误解。
因此，《效父簋》铭文文意为∶“康王赐给效父铜三钧，效父用来作此宝器”。此铭文后的数字卦，长期以来无人能识读，经张政烺先生的解读乃是数字卦”五八六”，即占卦所得的筮数。本着由数以生象的原则，可以得知所占为三爻的艮卦。
五、《效父簋》铭文的易学意义
我们赞成把此件铜器定为西周康王时代之物，而铭文中却是以三爻卦为占卦记录。此三爻卦是八经卦之一的艮卦。而依据今本《易传·说卦》可知，艮卦取象为山、小石、径路、门厥等等，和六爻卦是无关的。那么，问题的核心是在西周康王时代，三爻卦是否具有占筮功能？
把此三爻卦象和铭文结合起来，它的全部含义是∶“康王赐给效父铜三钧，效父用来作宝器。占得一个卦象为三爻的艮卦”。从铭文记录内容来看，这无疑是个吉利的卦。但是今本《艮卦》爻辞中出现吉利的只是上九爻的“敦艮。吉”一条而已。除此之外都是告诫求筮者要谨慎小心之辞，可见此见铜器铭文的易卦应该是指上九爻。然而，目前并不能证明使用三爻卦就可以求出六爻卦的上九爻。因此，当时《周易》版本成立的程度和使用的筮法种类就成为一大难解之谜。
在《周易·晋卦》的卦爻辞中也出现了“康侯”一名。康侯并不是康王，康王是成王之子，名钊。康侯是武王之弟，名封。但《左传》和《世本》中出现的是“康叔”，不是康侯。在《康侯鼎》铭文中出现了“康侯丰”之名，高亨先生在《周易古经今注》中认为“《易》之康侯即《康侯丰鼎》铭之康侯丰”，并进而认为“康侯丰即康叔丰”。因为《伪孔传》中有“封，康叔名”一语。“封”和“丰”二字声通可互训。但把“康叔”等同为“康侯”的证据尚嫌不足。如是两个人的话，则康侯的身份确定是个问题。按照当时的封建世袭惯列，整个西周时代应该有一个康侯存在于各个周王时代。如果康侯丰就是康王封的话，问题自然会变得简单化。但是《康侯丰鼎》的存在只是证明了康侯身份存在的真实性，“丰”字是否就是“封”字的别体，并不能确定。而且，同名现象在当时还是比较普遍的。
论起来康叔和康王还是叔侄辈关系呢。在成康之世生活的这两位贵族，在铜器铭文和卦爻辞中都被记录下来，这为《周易》版本的成立时期提供了难得的佐证。而今本《说卦》内容和当时筮法种类的不同，为我们区分出来在铜器铭文时代完整的今本《系辞》中使用的六爻占筮的方法还没有正式定型。和今本《说卦》配套的是另一套占筮方法和体系。即，今本《说卦》的由来有着更为久远的历史。在甲骨文和其他铜器铭文中大量出现的六位数字卦的现象，又说明了使用三爻占还是六爻占，直到西周成康之世还没有定型，而是并存的。即足以证明当时筮法的多样性并存时代的可能性。《周礼·春官·宗伯》中说“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可见当时筮法种类多达九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