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
（一）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名字，大家不会陌生。他是俄国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跟列夫•托尔斯泰齐名，而对俄国和俄国文学以及世界文学的影响也许超过托尔斯泰。《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他在大部分创作生涯中苦心经营、用两年多时间写成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
这部小说无论在俄国还是在西方都是很有影响的一本书，尤其在西方。我看到《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美国百科全书》（Americana Encyclopedia)《国际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International)都辟专条加以介绍；我也看到过我国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美国根据它拍的电影。《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说“这部小说为他赢得了全 世界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的声誉”。
这部小说，我国早就有人译，我见过几种译本。有朋友问我为什么还要重译，我的回答很简单：这样一本好小说需要一个跟它相称的译本，而这相称的译本只有通过不断的重译才有可能出现。因此，我就十分高兴地接受了一家出版社对我的信任和支持。
作为本书的译者，我认为自己的责任是消除原作跟译文读者之间的由于语言、文化、历史背景不同所造成的隔阂，“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 启发、感动和美的享受”（茅盾语）。为此，除了使译文语言尽量适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以外，我还在正文里加了些注释（这里附带说明一下，大部分注释是为有 意进一步研究的读者加的，一般读者可以不看，以免影响阅读兴趣），但我觉得这还不够。还有一个妨碍读者欣赏的障碍需要排除，那就是中国人读翻译小说最头痛 的外国人姓名难记，尤其是俄国人的姓名。俄国人的姓名不仅长，而且多，一个人有姓，有父称，有名，有时单称其姓，有时名和姓一起称呼，有时名和父称一起称 呼，有时直呼其名，而名字又有各种昵称。人物之间为了表示各种亲疏关系常常变换各种称谓，作者为了避免行文单调也不断变换人物的称谓。我觉得把这些变换全 译出来，除了给读者增加阅读困难以外，一点好处也没有。人物之间的亲疏关系，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我们亦步亦趋地把这些称谓变化全译出来，中国读 者并体味不出来其中的差别，即使俄文不到一定程度的读者也未必能体味出来。至于作者为了避免单调重复而变换称谓，我们就更没有照搬的必要，因为我们中文写 作习惯跟俄文并不完全一样。因此，我把书里复杂多变的称谓尽量按中文习惯加以简化。
此外，为了使读者能够欣赏这部小说，在这里还应该把自己认为一般读者在开卷之前所必需知道的一些情况讲一讲,作为识途老马，给读者引引路。至于进一步的欣赏、研究和评价，那是见仁见智，因人而异，我想，用不着译者在这里絮叨。
（二）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1821年11月11日出生于莫斯科医生家庭。父亲在担任医官期间取得了贵族身份，并在图拉省置了两处不大的田庄，因虐待农奴，1839年被农奴打死。1
1838年陀氏进入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学习，1843年毕业，在工程局绘图处工作一年。后离职专门从事文学工作。
1844年，他翻译的巴尔扎克长篇小说《欧也尼-葛朗台》出版。
1845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穷人》出版，受到當時頗有聲望的評論家别林斯基的好评，从此走上小说创作的道路；接着发表了《双重人格》（1846）、 《女房东》（1847）、《白夜》（1848）和《脆弱的心》（1848）。这随后发表的几部小说，因背离了《穷人》里表现出来的人道主义倾向和果戈理开 创的现实主义传统，而受到了别林斯基的严厉批评。
1847年斋期前后，陀氏参加了彼得拉舍夫斯基2小组星期五聚会，并借阅该组书籍，研究空想社会主义。
1849年初，在西欧1848年革命事件的影响下，参加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斯佩什涅夫3 所组织的秘密团体。
1849年4月23日，他和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其他成员一起被捕。同年9月30日开始审判，11月16日审判结束。在判决书里指控了他两项罪名：一是他先 后在小组成员杜罗夫和彼得拉舍夫斯基住处集会时朗读过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那封著名的反对农奴制度的信4 而且后来还给蒙别利传抄过；二是，在斯佩什科夫住处朗读格里戈里耶夫中尉的煽动性短篇小说《士兵谈话》时他在场。判决书里宣判，剥夺贵族身份，处以枪毙。 在刑场上蒙上眼睛要执行的时候，才宣布赦免死罪，改判四年苦役然后罚当列兵。
1850年去鄂木斯克服苦役，1854年到西伯利亚塞米巴拉金斯克当列兵，1855年8月，独立西伯利亚军军长加斯福特向陆军大臣呈报陀氏写的诗歌 《1855年7月1日》并请求提升陀氏为士官，11月获准。1856年10月为表彰陀氏服务优异晋升其为准尉。1857年4月，经友人斡旋，陀氏得以恢复 贵族身份，并重获写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1858年1月，陀氏申请因病退伍并移居莫斯科。1859年，获准以少尉衔退伍移居特维尔，年底回到彼得堡。批准 退伍和移居的同时，陆军部密函内务部大臣对陀氏设立秘密监视——这种秘密监视一直没有撤消。1875年4月陀氏的夫人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为丈夫办出国护 照时发现丈夫当时仍受到秘密监视。
在西伯利亚服刑期间，陀氏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受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摧残。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 变化。但是人民大众的苦难，荒谬的现实，仍然萦绕在他的心头，不过解决问题的办法变了：他反对用“革命”5 手段改造现实，他认为只有通过教会，只有通过对上帝的信仰，只有通过爱人和互爱，人类才能获救。因此，他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神论。但是无神论在他的心里是根深蒂固的，要反对谈何容易。他1854年2月写给封•维静娜的信里他真实地描写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矛盾和斗争。他说：
“直到现在，甚至（我知道这一点）到我进棺材的时候，我是时代的孩子，是无信仰和怀疑的孩子。这种求信仰的渴望害得我好苦，并且现在还在受着多么可怕的折磨，在我心中，否定的论证越多，这种渴望也就越强烈。”
1870年他给迈科夫写信谈《群魔》写作计划时说全书写的“主要问题仍然是使我终生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折磨的问题，即上帝的存在问题。主人公在一生中忽而是无神论者，忽而是狂热的宗教信徒，忽而又是无神论者。”
这种思想矛盾斗争的情况，在这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也有极其明显的反映。
早在被罚在西伯利亚当列兵时他就对沙皇政府做出过讨好的表示，1872年冬，他在梅谢尔斯基公爵家里结识了当时权倾一时、炙手可热的波别多诺斯采夫6。 1873年1—2月，他通过波别多诺斯采夫送了一本《群魔》给皇储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沙皇统治集团虽然欣赏陀氏有关东正教和君主政体的论述7 ，但却不肯撤消对陀氏的秘密监视，致使陀氏1879年3月还不得不写信给内务部大臣请求撤销对他的秘密监视。
陀氏的处境和心情，对我们经历过“四人帮”残酷统治的人来说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他在服刑期间受过那么残酷的折磨，获释以后很快就知道自己一直受到秘密监 视。而且1874年3月，因为在他主编的《公民》杂志上刊登了一篇短文而蹲了三天禁闭。这些情况使他清醒地认识到，稍有不慎就会失去发表作品的权利——而 不发表作品就等于断绝了他的生路：他身体虚弱8，债务缠身9 ，生活资料的唯一来源就是写作。他不能不注意使自己写出来的东西不给自己招灾惹祸。但是青年时代接受的火种也并未在他心里完全熄灭——他晚年在《作家日 记》里热情洋溢地回忆别林斯基和涅克拉索夫欢迎他的处女作《穷人》的情景，就是证明。
不管他在沙皇迫害下世界观发生过什么变化，有一点是可以肯定无疑的，那就是：他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而且始终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三）
1850年陀氏在鄂木斯克服苦役时结识了一个因弑父罪被判刑的囚犯。这个囚犯姓伊林斯基，贵族出身，是退伍少尉，曾在托博尔斯克边防营服役。伊林斯基为人 放荡，债台高筑，他的罪名是为了得到遗产谋杀了父亲。他不承认自己的罪行，但他的同乡却异口同声地肯定他的犯罪事实。犯罪事实显得确凿无疑。陀氏把他写进 了《死屋手记》一书。此书1860年出版，一年半之内就再版了四次，极为畅销，因此自然也就传到了西伯利亚的托博尔斯克市，即伊林斯基的故乡。1862年 5月，陀氏接到西伯利亚来信，说真正凶手已经捉拿归案，伊林斯基确系冤枉，法院已正式为其平反，宣布无罪释放，他无辜服了十年苦役。此事他作为创作的资料 记了下来。1874年秋，他在创作笔记里就勾画出了这样一个故事轮廓：
“托博尔斯克，20年前，类似伊林斯基的故事。兄弟俩，老父亲。老大的未婚妻，被老二偷偷地嫉妒地爱上了。可是老大的未婚妻爱老大。老大是个年轻的准尉， 酗酒胡闹，同父亲争吵。父亲失踪，一连几天音信皆无。兄弟俩正在谈论遗产问题。突然官府来人：从地下搜出尸体。老大的罪证（因为老二不跟父亲住在一起）。 老大受到法律追究，被判苦役。（注意：他平日跟父亲吵架，炫耀已故母亲留下的遗产，还有其他胡闹行为。他走进房间，连未婚妻都躲避他。他醉醺醺地说：连你也相信？老二制造的假罪证极逼真。）公众不确切知道谁是凶手。
“服苦役的地方的一幕。囚犯想打死他。长官。他不肯告发。苦役犯同他结为生死弟兄。长官责难他打死父亲。
“十二年后，弟弟来看他。场景：沉默不语，互相理解。
“又过了七年，老二官位显赫，可是内心痛苦，疑病患者。对妻子宣布人是他杀的。妻子：‘你干吗要告诉我？’他去找哥哥。妻子也跟去。
“为救丈夫，妻子跪在服苦役的老大面前，求他不要声张。老大说：‘我已习惯了。’和解。‘你不服苦役也受到惩罚了。’——老大说。
“老二生日。宾客满座。老二出来，宣布：‘人是我杀的。’人们以为他是中风。
“结尾：那个回来，这个被押走。他被送去服苦役。 老二请老大做其孩子们的父亲。”
这是《卡拉马佐夫兄弟》最早的构思。
此后在陀氏的创作笔记里不断出现有关《卡拉马佐夫兄弟》构思的记载。
1878年初陀氏动手编写《 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写作提纲。
1878年7月，陀氏着手写他最后这部小说。1880年11月初，这部小说写完。前后共用了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
（四）
我认为陀氏跟列夫•托尔斯泰有一个很相似的地方，就是他不单纯讲故事。他要通过讲故事宣传自己的主张。
19世纪60年代，俄罗斯废除农奴制并且实行了其他一些欧化改革。但社会矛盾并未获得解决。一些革命家企图用暗杀政要乃至沙皇的办法推翻政府。陀氏不同意 这种做法，1870年他就根据涅恰耶夫10 案件写了长篇小说《群魔》。到了70年代，暗杀之风愈演愈烈，仅1879年因暗杀活动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就有16人。陀氏认为社会问题只有通过对上帝的信仰、遵循基督的教义才能得到解决。他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向读者证明的就是这个思想。
老卡拉马佐夫结过两次婚，第一次婚姻生了个儿子叫米佳；第二次婚姻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伊万，一个叫阿廖沙。
老卡拉马佐夫的原配太太跟别人跑了，续配太太被他折磨死了。
三个孩子都是别人抚养大的，老卡拉马佐夫丝毫没有照管和教育过他们。
老卡拉马佐夫荒淫无耻。他夜里奸污了一个在街上露宿的魔怔女人，结果生了一个儿子，叫斯梅尔佳科夫，长大以后给他当厨子。
老卡拉马佐夫不仅好色，而且贪财：米佳妈妈留给米佳的遗产，米佳长大以后他不肯如数交给米佳，结果父子发生了财产纠纷。父子俩又同时爱上了一个商人的“外 室”——格鲁申卡。米佳急需三千卢布以便格鲁申卡答应嫁给他以后好带她远走高飞，认为父亲应该再付给他三千卢布，这样就可以了结他们之间的财务纠纷，而父 亲却不肯付给他，反而用这三千卢布去勾引他的心上人格鲁申卡。
米佳是个放荡不羁、性格暴躁的人，他非但不掩饰对父亲的仇恨，而且到处叫嚷要杀死父亲，而且真当着弟弟和仆人的面把父亲打了一顿。
父亲在一天夜里被杀了。米佳被当成了凶手，而且判了二十年苦役，因为那天夜里他的确去过父亲的花园，往外逃跑的时候被父亲的老仆人格里戈里看到，他用顺手带去的一把小铜杵把老仆人打昏了。加上他身上的血迹和平时的叫嚷，看来真是铁证如山，他有口难辩，而且即使辩驳也几乎无人肯信。
其实，人是老卡拉马佐夫的私生子斯梅尔佳科夫趁格里戈里被打昏的时候杀的。斯梅尔佳科夫杀老卡拉马佐夫一是为了泄恨——他认为自己的悲惨境遇都是老卡拉马 佐夫造成的，二是想得到老卡拉马佐夫用来勾引格鲁申卡的那三千卢布，三是杀完人后可以逍遥法外——因为没有人会怀疑到他。据后来斯梅尔佳科夫自己说，他所 以下决心杀老卡拉马佐夫在思想上受了伊万的“可以为所欲为”的理论的影响，在行动上也受到了伊万的默许。在开庭审判米佳的前夜，斯梅尔佳科夫自缢身死。
伊万不像米佳，他表面上话语不多，文质彬彬，然而他却是个无神论者，认为人为了摆脱自己的困境可以为所欲为。在他看来，父亲和米佳之间的争斗是两条毒蛇互相吞噬。他也希望父亲被杀，所以斯梅尔佳科夫为了给杀害老卡拉马佐夫创造时机暗示他离开时他就离开了。他受到良心谴责，痛苦万分，到审判米佳的法庭上自首，话没说完，就昏了过去——他的震颤谵妄发作了。
陀氏在这个故事里告诉我们，这桩惨案是不信上帝造成的。首先是老卡拉马佐夫，他不信上 帝，荒淫贪婪，孩子们幼小的时候没有很好的照管他们，教育他们，奸污魔怔姑娘生了斯梅尔佳科夫——杀他的凶手。其次，斯梅尔佳科夫不相信上帝，结果堕落为 杀人凶手。再次，伊万也不相信上帝，有意无意地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做了杀人帮凶。而米佳因为信了上帝，所以虽然受了那么大的冤屈，仍然没有倒下去。
老卡拉马佐夫的三儿子阿廖沙和佐西马长老作为笃信上帝的正面人物从另一方面宣传了作者的主张：笃信上帝，虔诚祈祷，热爱邻人，为他人的罪孽承担责任（理由：假如你是虔诚教徒而对人施加影响的话，别人也许不会犯下罪孽）。
古今中外悲天悯人的贤哲提出过许许多多济世安民的主张。陀氏提倡通过信教济世安民，也是这样一种主张。
我觉得，我们尽可以不同意作者的主张。但是我觉得对跟自己不同的主张应当采取宽容的态度。俗话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多听听，多想想，有百利而无一弊，何乐而不为呢？况且不同意作者的主张并不妨碍我们欣赏作者的作品。
1880年6月，陀氏在纪念普希金大会上发表了题为《普希金》的演讲。讲完之后，群情振奋，把他举了起来。后来他说：“他们并没有懂得我的要旨。他们把我 举起来，因为我对当前的国家不满，而看不到我在向他们指着教会。” 我们欣赏他的小说也完全可以像当年听他讲演的那些听众一样——各取所需。在读古典名著的时候这种情况是常见的。
（五）
读者阅读本书时，还有几点应当注意。
一、从《作者的话》里，我们知道作者打算写两本以阿廖沙•卡拉马佐夫生平为主题的小说。这部《卡拉马佐夫兄弟》只是主人公阿廖沙少年时代的一个掠影，主 要的部分是第二本。可惜作者写完这第一本就去世了。了解这一点很重要，否则就很难理解这样一种现象：作者说本书的主人公是阿廖沙，而在《卡拉马佐夫兄弟》 里阿廖沙并不是主角，他只是来往于各个人物之间，颇像个跑龙套的，尽管作者使他在道德和思想方面高居在许多人物之上。
二、从《作者的话》里，我们知道，这里写的是十三年前的事。作者是1878年动笔写的，因此推算起来，书里所写的故事应发生在1865年。了解了这种时代背景，对理解这部小说很重要，因为故事情节跟当时发生的一些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这本书尽管篇幅很大，从纵的方面讲却只描写了几天的事情。中心表面上是老卡拉马佐夫被杀的惨案，而实质上却是围绕着对上帝的信仰所进行的一场错综复杂 的思想斗争 。第一卷《一个家庭的历史》是序言性质的，交代了卡拉马佐夫一家的历史情况。接着描写了惨案发生前后几天的情况：第二、三两卷写案发前两天；第四、五、六 卷写案发前一天；第七、八、九卷写案发当天、当夜以及第二天早晨预审；第十、十一卷写米佳被捕两个月后开庭审判前一天，第十二卷写第二天的审判；尾声写米佳被判刑后第五天。作品跌宕起伏的情节和森罗万象的画面都是编织在这条时间的经线上。这种结构反映出作者写作方法上的一个特点：只写关键时刻和突发事件。 我觉得，把握住结构上的这个特点，对于我们欣赏作者的写作艺术是颇有好处的。
四、作者很喜欢用人物对话和独白这种艺术表现手法。书里对话很多，独白长得出奇。米佳的独白（《火热的心的独白》）占了三章，伊万的独白（《离经叛道》和 《异端裁判所大法官》）占了两章。公诉人和和辩护人的发言几乎占了第十二卷的全部篇幅。本书是一本哲理性很强的小说，许多哲理都是通过对话和独白表现出来 的。这些哲理性议论是这部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需要认真阅读的。《异端裁判所大法官》尤其值得认真读，陀氏自己认为它不仅是全书的顶峰而且也是他全部创作的顶峰，它曾受到一些世界著名作家的推崇和模仿，其哲学思想也对一些大作家产生过影响。欧美和俄国都出过单行本。俄文维基百科有专条对它进行详细介绍。
五、我觉得读这本小说时还要细心一些。作者对人物的心理描写特细，不仅描写清晰的思想活动，也描写模糊朦胧的心理活动。而这些模糊朦胧的心理活动都是后来故事发展的萌芽或伏笔。因此，我认为有必要提请读者注意。
（六）
总之，满足读者的要求是我的最大愿望！只要读者满意，我的努力就算没有白费！
如 果说还应该感谢谁的话，我觉得还应该感谢台湾远景出版公司。1999年，那时它的老板沈登恩先生在北京，我在沈阳。我应邀到北京跟他见面。见面后，他给我 安排了700元一天的旅馆（当时一个普通教授的工资也不过是三百元上下），跟我签订了出版此书和其他书的合同，付给我5000元订金，并委托我组织人翻译陀氏全集。我觉得跟沈老板合作大有可为，就放弃 了此书在大陆出版的机会。不幸，沈老板英年早逝。尽管此书版已排好，广告也早已登出，但他的继任者，却撕毁合同，藉口资金不足，非要我出一部分钱出版不 可。结果这部译稿就留在我手里，一直压到现在。不过这样也好，使我有时间反复推敲修改：坏事变成了好事！
1999年7月－2016年3月
附注：
1作家的女儿在回忆录里说她觉得《卡拉马佐父兄弟》里费奥多尔•卡拉马佐夫的原型是作家的父亲。
2 彼得拉舍夫斯基，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1821—1866） 俄国革命家。他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是傅立叶的信徒。主张俄国民主化，消灭农奴制和专制制度，拥护共和制。1845—1849年，“星期五”小组会经常在 他家举行。集会的参加者利用他收藏的大量禁书了解唯物主义哲学、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和革命运动史。他因彼得拉舍夫斯基派案件被判死刑，后改为无期徒 刑，1856年起改为流放。
3 斯佩什涅夫，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1821—1882） 彼得拉舍夫斯基派最激进的分子之一，空想共产主义者，主张暴力夺取政权，相信俄国人民起义已日益迫近。
4此信有殿兴译文载袁晚禾陈殿兴编的《果戈理评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版，第171页。
5当时一些“革命者”（如涅恰耶夫分子、民意党人）企图借助阴谋、暗杀等恐怖手段推翻沙皇统治。有的人甚至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作代价。他们往往打着社会主义旗号。陀氏所反对的大抵就是这种“革命”和这种“社会主义”。
6波别多诺斯采夫，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1827—1907） 俄国国务活动家，法学家，1868年起为枢密官，1872年起为国务会议成员，1880—1905年为神教院总检察长。有学者指出，陀氏写《卡拉马佐夫兄弟》时思想上受了他的一些影响。
7 1878年初，皇太子的老师阿尔谢尼耶夫向陀氏转达：沙皇希望使自己的儿子结识陀氏，认为他的谈话会对孩子们产生良好的影响。皇室许多成员喜欢读陀氏的作品。陀氏跟他们也多有接触。
8 1850年初次发现陀氏患有癫痫病，1853年再次发作，此后每月月末发作一次。
9陀氏欠他的好友、诗人普列谢夫一笔债拖了20年，1980年末还了一部分，其余部分是他去世后，由他的夫人替他还清的。
10 涅恰耶夫，谢•根•（1847—1882） 俄国无政府主义阴谋家，盗用第一国际的名义进行活动，主张对社会上层采取暗杀和中伤手段，对“在小组和纸上进行空谈”的反对派采取讹诈和挑拨手段，不准成 员对其做法提出任何异议。其组织成员伊万诺夫反对他所用的讹诈、欺骗等手段遭到他的暗杀。马克思、恩格斯曾尖锐地批判过他的纲领和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