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文革爆发50周年这个特殊的时点，让许多的注意力重新聚焦那个山雨欲来的年代，而10年之后文革的收场，却没有得到同样多的关注。那是中国大震荡的一年，以毛泽东捍卫其革命路线开始，以他的逝世告终。
今天的人们大概了解那一年发生了些什么，然而40年前，中国民众和外国记者却无法确知，伴随着文革的终结，中国将会怎样。“1976年的中国”特辑透过《纽约时报》的视角，回望那段历史。
当年忠贞为国筹，
何曾怕断头？
如今天下红遍，
江山靠谁守？
业未竟，
身躯倦，
鬓已秋。
你我之辈，
忍将夙愿，
付与东流？
香港——去年的某个时候，毛泽东主席给他多年的亲密战友周恩来总理写了这首诗。周于今年1月去世。上个月，中国的一位发言人以典型的隐晦方式暗示，毛主席本人已经非常虚弱，中国人民恐怕再也见不到他活着的样子了。更确切地说，这位发言人的说法是，毛主席年事已高——他82岁了——不再接见来访的外国领导人。不过，除非有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否则结果都一样。从1971年毛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之后，在过去的五年里，中国人民只在他会见外宾时的照片或电视画面中见过他。
所以，暗示非常明确——结局就要到了。那位发言人还是竭力指出，毛“依旧忙于工作”。香港的分析人士记得过去有几次，他们以为即将过世的毛又“起死回生”。不过，现在毛仍在工作这一点是值得怀疑的。今年4月，新西兰总理罗伯特·马尔登(Robert Muldoon)与毛会晤后对同僚们说，毛主席连讲话都困难，别人基本听不懂。他说的话仅限于含糊不清的社交寒暄。从他们会晤的照片以及毛与最后接见的两位来宾（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和巴基斯坦总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的合影来看，他已是一位衰弱的老人，像晶莹剔透的瓷器一样脆弱。对于一个曾经一言九鼎、利用农民动乱和中国的民族主义把一小群农民发展成数百万大军的人来说，这样的经历应该会让他觉得恼怒；他问周的问题“江山靠谁守”，显得更为辛酸。
讽刺的是，正是毛自己让他的接班人变得非常不确定，他抛弃了最高级别、经验丰富的同事中所有曾经看来注定会得到这个职位的人。先是刘少奇，他曾担任国家主席八年，直到1967年在“文革”中失势。然后是林彪，他成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他的地位甚至被写入党章，结果1971年，他在被指控试图刺杀毛之后在蒙古因飞机失事神秘死去。去年春天，邓小平成为下一位受害者，他担任第一副总理仅一年就下台了。
邓下台的故事非常复杂。其中一个原因是毛的执念：就像他在给周的诗中写的那样，他从50年代末起就觉得自己的努力正“付与东流”。在毛看来，中国革命似乎又回到了传统中国的精英主义和资本主义以及苏联的“修正主义”的老路上——他认为苏联的“修正主义”跟前两者是一回事。这些焦虑导致他先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然后进行一系列彻底改革，这些改革依然在八亿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难以估量的影响力。为了遏制初露头角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毛阻止增加工人的奖金和工资。为了缩小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他把城里的学校毕业生送往农村和农民一起生活——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从此生活在农村。为了实现教育机会平等，他彻底颠覆学校系统，把学生的阶级成分和政治觉悟置于学习成绩之上。为了遏制新精英阶层的壮大，他下令要求党干部和科学家等人把更多时间用在干体力活上。
这些都是理想化的强硬措施，并不总是受欢迎，一些中国领导人明显认为它们不切实际。从很多方面讲，官员们对这些改革的态度可以视为西方分析人士所称的中国“激进派”和“温和派”之间的分水岭。激进派支持这些措施，支持毛以及他对意识形态宣传和民众热情的强烈偏好——认为意识形态比经济增长重要。毫不意外，他们大多是因为在“文革”中的工作而崭露头角的年轻干部。他们的权力基础是中国的媒体和大学，他们获得的话语权与他们的真实人数以及受欢迎程度不成比例（比如，有多少工人真的愿意放弃奖金？有多少学生渴望去农村定居？）。而温和派大多是党的资深领导、主要关心稳定统治和国家发展的务实的政治家们。他们控制着党委会和国家经济机构。他们的话语权可能比不上激进派，但他们更有实权——如果不考虑毛的权力的话。
当然这些说法过于简化，因为很多中国人不完全属于任何一派。不过，它非常接近人们对毛所说的“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的理解。去年，毛怀疑邓在搞他自己的改革——被称为“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所以毛开始了目前的反右运动。
不过，另一个因素让最近的冲突看起来不像是关于中国正确发展道路的原则性辩论，而更像是明朝宫斗的故事：年迈的皇帝，阴险的皇后，合谋的宦官，关心仕途的官员。个人的野心和对立与政策分歧纠缠在一起，难分难解。如果历史具有借鉴意义的话，那么过去几个月中国发生的事件都是悲伤的、令人不安的凶兆。
实际上，很多中国农民似乎就是这么认为的。据有些专家称，最近的两次大地震以及上个月在中国东北部坠落的一颗巨大的陨石被普遍认为是即将来临的灾难的象征。中国传统宇宙观认为，天和地是紧密相连的，自然灾害是皇帝统治的反映，暗示他已失去“天命”，也就是统治权。中国媒体不得不提醒读者，这种理论只是儒家“妖言惑众”的把戏。
中国人民可能很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在过去的15个月里，该国最高决策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九名成员中已有四人去世，包括周恩来和三周前去世的90岁的元帅朱德，后者曾于1927年帮助创立中国红军。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毛病倒后，朱仅在上个月才被安排会见来访的外国领导人。现在连那个职位也空缺出来。另外，直到去年春天，中国人民才突然知道新主席是华国锋，之前他们几乎没听说过这个人。此外，在世的领导人们因为激烈的派系斗争而四分五裂。
这其中的很多根源要追溯到“文革”时期，很多老干部遭到谴责，被戴上高帽，而年轻人得到提拔。比如，在中共中央委员会的186名现任成员中，107人“文革”前就加入进来并保住了自己的位置；56人在“文革”期间或之后加入，还有23人在“文革”中遭到迫害后来被平反。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直在争斗。不过据逃到香港的难民们说，甚至在广州的工厂里，工人申请工作时，也经常被询问属于“文革”中涌现的红卫兵的哪一派。他们的回答可能决定着会得到哪种工作。前不久我去广州在餐馆里喊“算账”时被告知，这种中国传统说法很不礼貌，因为如今很多人急于“算文革的账”，所以这种说法具有政治意味。
周恩来去世前为接班人问题准备了一个答案。他以完美的巧妙策略给邓小平平反。邓是一位能干的党领导，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遭到政治迫害。周显然是得到了毛的许可才把邓调回来，担任一个领导小组的组长，负责平稳过渡到毛去世后的时期。所以，1973年4月12日，邓在离开公众视线6年后复出。1975年初，他被任命为党的副主席、军队的总参谋长和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邓矮小、直率、充满活力，开始在多个方面强有力地推进工作。首先，去年夏天，他起草了一份重要的政策文件，名字很别扭，叫《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后来，他的批评者指责邓在这份文件中玩弄“折中主义的把戏”。他把毛之前的三个指示——阶级斗争、安定团结和促进生产结合起来。批评者指责他歪曲了毛把阶级斗争放在首要位置的主张。邓的首要目标是实现周恩来在197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的政策——“在本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他的《总纲》还敦促平反那些他认为在“文革”中遭到不公平清洗的党员。反对者指责他这是想“翻案”，“引狼入室”。这是一个意识形态和私人恩怨纠缠在一起的关键问题。
邓还把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他呼吁在全国进行“整顿”，也就是大范围的人事变动。他说很多年轻干部在“文革”中像坐“直升机”一样被提升至高位。实际上，“直升机”是前上海棉纺厂干部领导王洪文的外号。1973年，这位近40岁的左派被毛亲自快速提升至中共的第三号职位。现在，有报道称，邓曾这样评价王：“有一群人，靠批评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他们]没有办事能力，缺乏工作热情，但是派系思想严重。”
去年夏天差不多同一时期，几位刚被复职的官员帮助邓小品起草了一些关于科学和工业的指导性文件。其中一份文件反映出邓对这些问题的观点，他认为“文革”造成了科学和教育“危机”，因为专家们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干体力活儿，“不敢专心搞技术研究，学语言或读资料”。邓号召工厂恢复“文革”期间涣散的纪律。他还提议，“每年增加一些工人和职工的工资”，以起到激励作用——这项提议与毛的思想直接冲突。为了加快从国外引进中国工业和国防急需的技术，邓主张“与其他国家签订长期合同”，用“我们生产的煤炭和原油”购买。所以，他公然违背毛最神圣的原则之一——自力更生。
这是邓的典型作风——务实，但是从毛泽东主义者的角度讲，他是异端。1962年，“大跃进”导致食物短缺时，他对党的领导们说，“最重要的是解决食物问题。不管黑猫白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据报道，现在，位高权重的他提出了另一个邪说：“我们的运动太多，耽误了正常工作。”
他甚至敢得罪毛的妻子江青。据后来的指控，他没去观看江青自“文革”开始就在支持的、具有强烈的说教意义的“现代革命剧”。据说他最终去观看了一部按照江的标准制作的新电影，看到一半就以传统的鄙夷姿态拂袖而去。党的理论刊物《红旗》发表文章，指责邓说“如今，样板戏都卖不出去票了”，并反问道：“如果这不是赤裸裸、毫无根据的污蔑，那什么才是？”巧合的是，这篇文章的署名是初澜，与毛的妻子有关的文章经常使用这个署名。
也许，邓是因为成功而壮了胆。也许，他是意识到自己的保护者周病得很重，必须在周去世前站稳脚跟。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他做得太过火了。对毛或者跟毛亲近的人来说，邓是摆明了要改变毛主席的坚决主张，即保护中国平等主义和革命纯洁性。
去年9月，毛努力用他典型的间接方式阻扰邓。他发起了学习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的运动。那是一部关于土匪和造反的冒险传奇小说。毛现在称小说主人公宋江是“投降派”或“修正主义头子”。邓对和他一起制订新计划的同事们泰然自若地说，“不要听风就是雨，觉得要坏事——你不是宋江。”
到了1975年12月，邓小平仍然位高权重；是由他在美国总统福特抵达北京之际前去迎接。在接下来的那个月里，周恩来辞世，邓小平在追悼会上致悼词。这份荣誉超越了他在党内的排名，表明他已巩固了自身的地位。但那是他最后一次公开亮相。
一个接一个地，党内和军中本应是邓小平朋友的人抛弃了他——包括不少在文革中与他共同遭受磨难、赞同他对中国发展路径看法的人。或许他们此刻想要保住自己的脑袋，或许他们一直就认为——按照传闻中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用过的说法——他是个“心狠手辣的小矮子”，既然他与最高领导人有了龃龉，便乐于弃之不顾。他最后的失势源于受到了策划四五运动的指控。在1976年4月5日，一年一度的纪念逝者的清明节，北京经历了非同寻常的一整天的动荡，涉及十万人之众。
一名官员——在中国媒体关于此事的所有报道中，均引人注目地未指明此人是谁——下令移除纪念周恩来的花圈、标语和诗作，抗议活动由此爆发。这些纪念品由普通民众自发带到天安门广场以表达敬意，持续了五天时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堆了70英尺高。
多年以来，中国人将周恩来视作可以找他提供个人帮助和给他们解决问题的唯一人选。外界眼中，周恩来是外交大师，是把中国维系在一起的领导人。但对中国民众而言，他不止于此。文革期间在北京生活过的美国人戴维(David)与南茜·米尔顿(Nancy Milton)在近期的一本书中观察到，“许多人指望他[周]的是，他能体恤他们的个人困难，回复他们的诉苦信件，或是提供棉被给在中国北方的寒冬里四处游荡的红卫兵娃娃。”
周恩来如今故去了，他钟意的接班人遭到了攻击，又有人将纪念他的花圈弄走。当天移除的诗作中，有一首表现出了那种普遍的焦虑情绪。它潦草地写在一本学校笔记簿的纸上：国基兼是英灵刨，继世还须待后生。
让毛主席与北京的这名学生忧心忡忡的，是同一件事。
在北京的四五运动中，有上百人受伤。这是文革以来首次公开爆发民众骚动。在中国的其他一些地方，至少还出现了十几桩纪念周恩来的集会引发的事件。
天安门广场上爆发的四五事件令中国领导层心生警惕。匆忙之下，他们聚集到人民大会堂。为了悄悄地一窥中国的走向，一些外交官与记者午夜骑自行车经过那里，凌晨两点又去了一次。他们看到许多硕大的红旗轿车停在门外，大会堂灯火通明。连开两晚会议之后，消息公布出来：毛泽东亲自挑选无甚名气的华国锋，担任国务院总理和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取代失势的邓小平。
按照中国的宪法，国务院总理人选须由中共中央委员会提交全国人大任命。显然，此时连表面的合法程序都顾不上了。“热烈拥护”这项任命决定的官方海报旋即出现在大江南北。然而，中国民众并未获悉华国锋究竟是谁、他在何时何地出生、接受过何等教育、何时入党，以及其他任何有关他的信息。近期前往广东时，我询问了一些人对华国锋的看法，得到的回应基本是疑惑地耸耸肩。问到一名在香港的中国共产党员如何看待错综复杂的接班事宜时，他简单地回答，“得看看情况。”
尽管如此，还是有迹可循，有些可能就是线索。不妨先更仔细地观察一下这场大戏中的一些关键角色。
政治局常委中，近期有四人亡故，仅余五人。其中两人是毛泽东本人和现年78岁的国防部部长叶剑英，两人很可能身体虚弱，不再能长期活跃。这就会让权力转移到全新一代的手中。名义上，年轻一代中目前排位最高的人物是新任总理华国锋。他身材高大魁梧，留着平头。
华国锋年近六旬，被分析人士普遍视作可与北京的各派别友好相处的一个妥协选择。这似乎是唯一合乎逻辑的理由，能够解释这位名不见经传的湖南行政官员，为何在1975年初出人意料地成为公安部部长——继而在今年春天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不过，潜心研究他的过去，可以发现更多的线索。
外界对他的早年经历一无所知——中国官员私下表示他来自西北部的山西省——只知道他在1955年成为毛泽东故乡湖南湘潭县的县委书记。这或许让他与毛主席有了特殊的联系，但也或许没有：毛泽东很少回乡。不过，他接下来升任湖南省副省长，任期从1958年到1967年。在这个职位上，华国锋很可能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有不少的接触，因为省长曾是国民党官员，有名无实。此外，华国锋数次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有关金融与贸易的党内重要会议，应该与周恩来的心腹李先念有往来。李先念负责中国经济的计划工作，是一名技术官僚，目前仍是政治局委员。文革期间，华国锋基本未受冲击，在1970年升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并于次年进京。
在华国锋接下来的上升轨迹中，周恩来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无从知晓。到了1972年，周恩来获悉自己罹患癌症。他并无子女：全部的遗产即为他创造的国家机器，以及他对中国未来的设想。他生命最后的一年半在医院度过，有足够的时间来考虑自己的接班大计。周恩来极为精明，不可能没有做两手准备。他肯定意识到，自己心仪的人选邓小平在文革中曾经跌倒，有可能会再次倒下。或许他也意识到，华国锋是各方均可接受的人选，却也在思想上接近周恩来本人的实用主义观念。或许他那时的策划——总要有那么一个人去策划——让华国锋出人意料地在1975年升任公安部的职位。周恩来病故后，他的同僚也许延续了他的策略，同意以邓小平的下台换取华国锋升任总理。
对华国锋的提拔，令他超越了新一代领导人中的其他两人。他们的政治根基都在政治氛围异常活跃的大工业城市上海。
一个是王洪文，被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戏称为“直升机”的激进派。尽管在毛泽东的指示下成为党的高层，但王洪文经常被其他人贬为年纪太轻、经验不足，不能担当大任。至于他究竟是拥有自身权力的真正领导人，还是仅仅因为身为毛式革命分子的楷模而扶摇直上，则是个迷。
另一人是张春桥，曾在党的组织部门工作，如今成为了第一副总理。据报道，他还兼任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人这一敏感职务。张春桥据称六十出头。与他打过交道的外国人表示，他为人圆滑、做事能干，有点像周恩来的类型。
假如中国有第三条道路，在传统的温和派与激进派之间存在一个中间派，那么它可能就是由华国锋、张春桥及其他若干人组成的（包括北京市市长吴德）。他们在文革及其余波中遭受的冲击让他们相信，合作胜于争斗。不过，考虑到过去几年间根深蒂固的派系斗争削弱了中国的领导层，他们是否有能力在毛泽东过世后让全党保持团结？窥探未来的一个线索也许维系在一名激进派主将的政治命运上。此人便是毛泽东的夫人江青。
江青从来都不讨人喜欢。当有人提到她时，通常会小心翼翼，也很少直呼其名。他们会代之以“那女人”或“三点水”——她姓氏的汉字偏旁。（在中国，已婚妇女保留娘家姓。）有时候，他们会拉拉自己的耳垂，意思是女人的耳环。在天安门广场的抗议活动中，有人写了标语，“打倒慈禧太后！打倒英迪拉·甘地！”这句刺耳的话被认为是直指江青。还有人送来了献给杨开慧的花圈。她是毛泽东的第二任妻子，受人爱戴，于1930年被蒋介石的人马处死。
江青的不受欢迎甚至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末，当时她以一名上海小电影演员的身份，来到毛泽东在中国西北部延安的窑洞总部。在毛泽东有一次发表讲话时，她坐在第一排大声鼓掌，由此引起对方注意。尽管毛泽东当时已经再婚（娶了一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但江青很快就住到了他的窑洞里，令道德标准更严格的同志感到震惊。在文革期间，江青几乎没做过什么讨其他中共领导人喜欢的事，当时她充当了最受毛泽东信任、也最生硬粗暴的手下。很多中国人本能地觉得，就是她下令移除了天安门上纪念周恩来的花圈。
美国学者罗克珊·维特克(Roxane Witke)提供了一种更同情江青的描述。1972年，江青不同寻常地接受了维特克在7个晚上进行的一系列采访。维特克称，江青成长于一个破裂家庭，小时候经历过贫穷、饥饿，还频繁遭遇肢体暴力。后来，她又在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里，因为自己的女性身份而受苦。这位作家称，这有助于理解她为何“显得性情暴躁，警惕心强，好斗，同时又能敏锐地看到机遇”。不过，她也能表现得“讨人喜欢”和“亲切和蔼”。她向维特克暗示，她与毛泽东的关系并非一直都很亲密。
如果江青的许多敌人把她列为毛泽东逝世之后，权力斗争中的首批目标之一，不会让人感到意外。但是，不难想见她会以毛泽东继承人的身份自居，也因此依然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如果她从现在的政治局委员提拔为政治局常委，将意味着她和她在激进派中的那拨人，具备了在没有毛泽东的情况下也可以继续走下去的能力。
还有一些重要的角色，也是我们无法预料的。军队依然是至关重要的力量——毛泽东曾经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在文革后恢复秩序的过程中，接管了这股重要力量中的很大部分的军事将领们，大体上又将控制权还给了共产党，近来大多保持着沉默。省级领导层也是重要的角色。因为北京在今年春天和夏天一直忙于内部争斗，省级领导层似乎在各行其是，按照自己的政治喜好理解和开展反右运动。毛泽东逝世会加快这种势头，但大多观察人士不认为中国会陷入分裂，回到以前的军阀混战状态。
继承人之争会对中美和中苏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过去几年，有关外交政策的争论非常少见。不过，我们需要记住，正是毛泽东一手策划了与莫斯科的重大决裂，也是他主动邀请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访华。华盛顿没有很快兑现自己在《上海公报》中所做的从台湾撤离的承诺。毛泽东去世以后，有些人可能会想重新审视一下面向美国寻求机遇的策略。当下已经出现这样的暗示。一名北京官员最近曾告诉一位记者，“基辛格凭什么说我们会保持耐心？”
至于与苏联的关系，目前没有确切的证据可以让我们进行预测。中国与苏联的分歧似乎太根深蒂固，难以轻易消除。它们有一部分源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差异，还有一部分是因为毛泽东本人在二三十年代权力上升时期，与苏联人有过不愉快的经历。另一方面，我们也有理由认为毛泽东去世后，中苏关系可能会趋于改善。不管怎样，就算有中国人支持与莫斯科恢复关系，他们也不会说出口。
毛泽东本人历史感深重，对无尽的变化潮流——他称之为“矛盾”——有着极强的感知力，不可能相信自己给中国留下了永恒不变的烙印。他曾经告诉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一千年之后，就连马克思和列宁大概都会“显得相当可笑吧”。可以确定的是，没有了毛泽东的巨大权力与胆量，中国没什么人会尝试再发动一场文革。因此，中国可能会变得更好预测，也更为官僚。
毛泽东自己的观点，可以通过今春据称出自他口中的最后一些言论得到总结。“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
